请不要告诉我不要忧伤，也不要叫我停止愤怒。当这城已成废墟，一切都充斥着死味，我向我曾深爱着的城市说再见！然而，那是条崎岖漫长的路，不是说挥一挥手就可以再上路的。让我在失落与悲伤中多停留一会罢。这彷佛文学的苍白却有心理学的验证。由吿别到感伤，再由告别到真正的伤感，到伤痛的告别，那条路真的很长！而那条路的名字叫过渡。过渡、流徙、迁移，这都是事实，但它的另一个名字是朝圣。这也是乱世中漂泊者的盼望。
朝圣的灵性观照
在不同的文化中，朝圣（pilgrimage）作为一个原型（archetype）是不争的事实。从宏观的角度看朝圣，它的意义在于——追求完美、满足、和谐以至于安顿的过程。表现在生活中，就有人文思想及行动；表现在宗教中，就有礼仪、祷告与忏悔；而表现在心灵中，就有独特的心灵之旅。如戴维思（J.G. Davies）说：
「朝圣是具体及敬虔的行动……朝圣者有如在旅程中经历到各种经验、风俗、社群宗教性的表达和一种神圣的追寻。」1
朝圣是基督信仰的重要符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multifaceted symbol）。朝圣的说明，可见于希伯来民族在往应许之地的路上流徙，被欺凌压迫，被掳、最后却得到释放。从信徒的脚踪，历史书及上行之诗，诗歌智慧书中的灵程，又或是在更新及成圣或塑造方面的记载，圣经实存地描绘和刻划了人类怎样追求实现信仰的理想及价值，怎样穿梭于与己、与神、与人或民族的历程中。2但朝圣者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在外寄居（sojourning）的异乡人。
朝圣在文化及政治的关系也是近代的重要议题。伊特和沙劳（Eade and Sallnow）指出朝圣是在不断对话的空间或场景下进行的一场辩论。在朝圣的过程中，历史和文化的特征如圣地的影响力和不同群体建构的朝圣经验是独特的，真正的群体并未形成，也不一定带来权力或建制的颠覆。3透过人和地和文本的多元展示，群体才逐渐成型。简言之，朝圣是日常生活和流动的。
华人教会什少讨论时代的灵性，也缺乏本土意识。在回应各社会课题时停留在寻求安稳或慰借，拒绝切身的反省，使教会变得更自我。由八九民运到雨伞运动，社会议题如香港人的居所、经济疲弱、保育、自由创作、民主政制和公义的诉求等声音，其实港人内心非常愁苦！我们极需一个医治并承载建构未来的灵性框架。二○○三年非典型肺炎发生时，城中还有不少人情味。但最近，电影《十年》却透过绝境的深刻描写牵起了深沉的绝望，痛苦与厄困已成为普遍人深刻的经历。香港需要苦难神学抑或积极的朝圣观？我们对社会和文化的分析和了解是否足够？我们是需要安顿抑或越界？而最骇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认识自己，我们对教会作为一社群的看法是否非常模糊？我们对下一代有什么承担？
朝圣的性质根本就是不稳定和分裂的。正如哲学家巴斯高（Pascal）形容：
「我们浮游……无止境的漂浮于不肯定中，由一方被推到另一方，当我们认为可以找到踏脚点……它又重新漂浮……我们如火烧的欲望是要寻找稳固之基础，并在其上建立通天的塔，我们的基础却破裂并被大地吞噬。」4
历代朝圣者的共通点就是自愿地求真和突破以臻于成熟。但作为本土的重要社群，香港教会在动机、诉求，在其具体情境或哲思的求索、心灵的旅程中所反省及呈现的现象是复杂和分歧的，在雨伞运动时更见此分歧的张力。我们应当如何确定信仰的意义信重寻信仰的动力。我们该如何同行？
一、过渡是核心的信息
以色列人的历史充满着过渡的情境，但他们的回忆和梦想常常是神同在的空间。透过圣山上的敬拜或圣殿中礼仪的合一，子民必能经历过渡。但当土地变质为偶像、虚荣、占有及自我崇拜的场所时，神人相交的空间也无处可寻。他们在黑暗中过渡了好几个世纪，永恒的焦点才重现人间。
神的儿女再被提醒不要停留在起点或无意识的过渡，偏离了神同在的安息，而是要进到内室祷告、在等候或对神的诘问中被转化或塑造。初期教会的朝圣核心在于对永恒家园的期盼，并遵从基督的吩咐在世作无家的旅人。但教会历史确实展现了在入世和心灵的朝圣，基督信仰的朝圣者仍不断突破地前进去经历天上及此世的实在，并认定最真和恒久的实际是新天新地。5
另一方面，在过渡中受压制和凌辱的子民必定会怀疑质问神的存在与生命的意义。然而，在已济与未济中，在过渡中的寻觅和挣扎引领他们明白过渡与寄居是同义词，并发现神的隐没。如拉纳（Karl Rahner）所言：人的受造就是为了经历和得着神自我的启迪。6在此困境中，人的祷告也如约伯的申诉一样！人的信靠并会晤神圣的祷告竟然成为人上路的力量。因此过渡并非是没有意义的。
但过渡的过程太骇人了！试炼太痛苦了！安顿太诱人了。当圣殿变成僵化的制度，园子变得毫无意义，效法耶稣在营外死去成为空谈。至于那些奋进如先知般的朝圣者，在面对很多艰难与哀伤，个人及群体感到脆弱或恐惧时，接受过渡是恒常的事实是残忍的。那样，该有怎样的灵性观来承托生命呢？
二、过渡中的盼望：越界
越界可以是不合作的公民运动，但也可以是与神的沟通并由之而来的盼望。以越界来形容盼望似乎抽象，但基督信仰正是从看见到看不见的接触与跨越，是凭信仰望的不断操练。但当中的过程是反覆的。
沙席（Philip Sheldrake）用场所（place）来说明人类与环境的辩证性关系（dialectical relationship）。7他提出了七点论述：场所与空间、与社会，与归属、与委身、与地形、与回忆、与叙事、与冲突、及与殊性（particularity）等关系。8对他来说，场所的实存性及公共性让我们反思所在处境，根源与扎根、有地与无地等课题，并重覆地注目和关怀序事对场所的形成和塑造：「回忆深藏于地土，故事可止万千，序事如浪潮，故事背后总有故事。」9这样，在土地上那些因不公义无被压迫、被迁移，以至被监禁的故事都不可以被忽略。
因此，沙席认为现代人强调的普及性（universality）必需被特殊性（particularity）和本土性（vernacular）取代，因为每个特定的场所都可进到神的场所。10在场所中，透过叙事，我们会找到身份的钥匙。没有叙事，生命变得零碎及无意义。最后，沙席认同公共生活是灵性的践行，是在多元的环境中学习与人同行，接纳彼此的分歧，并最终达到款待对方的过程。基督徒真正的公共生活是抗拒一切令我们不能包容的因素，也不能压制多元及令他者缄默。11
布格曼（Brueggemann）和沙席的想法十分接近，场所（place）就是有历史意义的空间：「是事件的发生与回忆，是世代的延续及身份的说明，也是命运、召命和身份建立、誓言……是人性被分裂时的声称。逃避、抽离、退缩并不会使我们寻找到空间……只有当场所的渴求转向朝圣，就是寻找到共同上路的人群，空间才有可能。」12重新与历史接轨不仅有身份的意义，人也借此参与创造主的生命，而人的独特经历亦得到尊重。
若我们的生活需要故事，我们应发问：我们该述说什么故事？什么故事正在发生？我们是否在故事中？若我城经历乱世，我又怎样感受和行动？
三、越界与放逐
放逐是越界行为中最激进的。从信仰、建制、国家层面去放逐，可以说是自由的极致。李欧梵引用哈维尔（Havel）等捷克知识份子的内在放逐（internal exile）的概念时，提出了放逐与自由的关系：
内心放逐是一种自愿的个人行为，为了保持私人的精神空间，远离国家权力的影响……这是个人为了抵制外界的历力而特意创造的一个精神世界。在这种意义上，它变为了一种价值……内心放逐……是转向内心重建一个相对于无所不在的中心的、处于边界位置的、灵魂的避难所。13
刘再复认为「人的主体性最高层次乃是对现实存在的反抗性和超越性……，正如……耶稣的降生和作为人子而走上十字架……从此之后，人类不必再以杀死自己的儿子作为祭品……而是通过对上帝的领悟而免于现实的惩罚。」14他把李欧梵的「自我放逐」推向另一种心态，即「放逐国家」，认为以屈原为自我放逐的代表只是一种否定性的自由（negative freedom）并不似「放逐国家」般积极。
进一步，他把「国家作为一个客体重新定义」，什至「不把国家成为第一选择，而把实现个人情感本体的价值作为第一选择。」这样，只认同文化生存形式的国家为作家开拓了一个更大的心灵自由及舒展的空间，也容许他们实践自主、忠诚及真挚的旅程，但他们永不能重回古国家园，这样，他们会成为离世者吗？
相对而言，面对教会的世俗化和西方文化变迁的狂澜，候士庭（James Houston）在反建制和反相对主义的思维下，回归圣言启示的核心，但又认为放逐的喜乐（joy of exile）是抗拒后现代文化的过份自我中心。这放逐的内容更是具体和丰富的：
一、藏在基督里而不是自我陶醉，二、开放予神而并不迷信，三、追求公开不虚拟但深遂的灵性，四、人性，但不自私的表达，五、重视群体、承传和牺牲。15
灵修神学要重视本土、重视实存和亲身与己与神的经历。当朝圣者失去对神和自己的关联，并不认识自己生存的社会，并不视自己为寄居，当信望爱等符号已沦落，教会产生了一群伪善，无意识及人云亦云者，而民众仍被掌权的力量操纵。在政治文化的苛刻及社会各种不合理约制中，朝圣之路在通往未知之处的过渡中，必须仰望天上的场所，架构空间：在默观与行动中灵性体验的确认是一条创新的路。但主流教会是没有任何要越界的动力或需要的。家园建设的目标和同行朝圣的教导都被忽略，本土身份确认，灵性重寻及生命建造的历程亦缺如。相反，社会的向上流动反映在教会内，造就了与建制同行的领袖。
在神学和灵性方面，特别是在伦理的範畴，都有不少人在提供着不同的答案。虽然近年多有论述和探讨，亦有先行者开始深耕细作，但怎样能在过渡中活出真实与信心，操练分辨和安慰的实践？那样，本土朝圣者若不纸上谈兵，又有什么方向和践行呢？
神圣的同行
维高年认为意识是一个流程（movement），若朝圣也是一个流程，二者都牵涉心灵的分辨和判别。维高年说：「意识不仅是人感应到的外在实质，而是参与的经验，而这经验又是可以分析并归类为不同的经验张力；这些张力都是在一个拉力漩涡（metaxy）中不断地进行着。」16然而，在这漩涡中，神圣秩序的形成是可能的。
在重视真相的寻觅及秩序重建的前提下，他认为过渡是「第二类的实际」（second reality），17意识的了解及内外因素的分辨（differentiation）才是真正的存在。这样，知性的寻问（noetic）及灵性的醒觉（pneumatic）也不是分割的，而是相辅相承的。因此，缺任何一方面都会造成流程中意识的迷失。这些迷失的经验，由解体及纷乱到恢复秩序的经验却也是无法避免的。
这和圣经及基督的朝圣者的经历相似，因为基督徒绝对是寻求纯净意识和保持清醒的一群。虽然怀抱天国，但如隐修者的默观及日常生活中的效法基督，教会对艰难和苦难也不是陌生的。在过渡中，越界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是一个循环：由修道到放逐，由游士到和平，由抗命到公义，迂迴而上得安息，偏离并跌入安顿，共同哀伤但不拥抱绝望，凭信望着、奋勇前进，在过渡中培养神圣默观的意识、保持清洁和表里一致，或者就是我们的盼望。
越界者能为自己及他人缔造新的空间及自由，需要聆听和掌握生命的本质及真相，但有深度安息的意识，并能安心在地上奋斗。在颠沛流离的苦难中，知性的求问让我们更深明白人的限制及苦劫的真实，但寻问和祈祷去明白更高的智慧比分析和解构更重要。在灵性的醒觉上掌握了真实。当然，灵性上的迷失是必然的，但若抛弃自我中心的满足，专一心灵的发现与神圣的追寻，宁静地以心领悟，这信心将产生盼望。
在不断前进、寻找、接纳的过程中，朝圣者不锢于世途险恶，不执着目的地的安顿，而是在旅程中认识到自己，并开始过一个真正的我（authentic self）的生活。这种客旅心态也不是二分的以世界为罪恶之城，乃是承认人有创造及更新社群的责任。并且可以真正明白朝圣与礼赞、文化、社群及个人成长的必然关系。
现下的香港令人心情沉重，基督徒创造的精神世界，会沦为离地、自说自话的私人场所、抑或是一份与土地、群众忧戚与共的心血与情怀呢？使命公民提倡的深耕细作、有些《泰泽》团体推动共融祷告、前者在宣讲和意识方面的提升，可以和后者灵友相伴的实践配搭。但彼此牧养及心灵安慰，共同经验与情感凝聚，深化归属感的共享场域（shared fields of belonging）在安静、敬拜和赞美中，让哀伤来塑造、让神来鼓励我们仍然不足。
面对下一代的青少年，且不要谈如何培育他们青葱岁月的梦想，只需回应一个简单的问题：「有谁来爱我？」霍玉莲写的文章中提到「纯真的寻觅与眼光」或者正是我们要追求的。18
有人认为经过流泪谷是停留在苦涩，生命的确好像是停顿了似的。但宁可在殿中看门的诗人却视朝圣为持续的活动（Sustainability in motion）。而对住在他里面有深刻体会的约翰，他先知般的呐喊所带来的震撼及更新，从拔魔小岛一直延伸到不同的空间与地域！这种定位于过渡，里里外外不断分裂的状况，但朝圣者的意识却特别清晰，灵命也经整合而变得成熟。此际，我仿佛听到后面有声音，叫我伫立、伫视，并伫咏！转眼，我看到不同的朝圣者，也看得特别深遂和了阔！
（原载于信仰百川：http://faith100.org/b2Tod）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4.21）
- 原文是：“Pilgrimage is an act of practical piety … they are embodying in a journey what is related to the experimental, ritualistic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religion the quest for the divine.” J.G. Davies, Pilgrimage Yesterday and Today, Why? Where? How? London, SCM Press, 1968, P.1. 另参考New Catholic Encyclopaedie, Vol.XI.1967
- 同上
- 他们认为特纳（Victor and Edith Turner）的论点未够全面，对过渡或中介的多元变迁看得太片面。参John Eade and Michael Sallnow, Contesting the Sacred: The Anthropology of Pilgrimage, e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 Blaise Pascal, Pensees, (N.Y. E.P. Dutton, 1958) 页271
- 参 Margaret Miles, Practicing Christianity: Critical Perspectives for an Embodied Spirituality, New York: Crossroad, 1988
- Mary Steinmetz, Thoughts on the Experience of God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Rahner: Gifts and Implications, Lumen er Vita. Vol2, 2012, 参 Karl Rahner, Encounters with Silence, trans. J.M.Demske, (NY: Crossroad Publishing, 1984)
- 参 Philip Sheldrake, Human Identity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Place, Spiritus, 1.1 2001 43-64
- 同上
- 同上，原文是 Memories embedded in place, however, involves more than any single personal story; there are deeper narrative currents that gather together all those who have ever lived there.
- Philip Sheldrake, Spaces for the Sacred: Place, Memory and identit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2001页22, 66
- Philip Sheldrake, Living Publicly: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s a way of Life: a dialectic of the mystical and prophetic, Spiritus 3, no.1, Spring, 2003, 19-37
- Walter Brueggenmann, The Land: Place as Gift, Promise and Challenge in Biblical Faith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7, 页5
- 参李欧梵《中国话语的边缘》 On the Margins of Chinese Discourse, Daedalus（Spring1991）：207—226
- 刘再复, 《告别诸神》香港天地图书，1994，页284-285，页322
- James Houston, Joy of Exile: Life in Christ on the Dangerous Edge of Things, 2006原文：It’s a life hid in Christ, yet it is not underground in pride. It’s a life open to God, and yet it’s not credulous in superstitions. It is public, yet this can be surreal, unless it is deeply interior in its spirituality. It is expressive of being a ‘person’, who is not merely an individual. It is integrated in community, and yet is transmitted to future generations, because it is intrinsically sacrificial.
- 参Eric Voegelin, Order and History, Vol. 4. Louisiana: Louisiana State U. Press, 1974页285-28
- 维高年所指的意识。第一，是多层次及整合心灵思想的过程；包括了左脑的分析，右脑的直觉感受和潜意识；第二，唯物意识及唯心意识可以是相辅相承，而非主次关系；第三，意识是超然物外、可以被提升的纯意识境界（pure consciousness），这种情况在基督信仰的灵修及东方宗教的传统都有涉及。心理学家称之为超越个体（transpersonal）的心灵活动。但真正朝圣者在宇宙秩序（cosmological order）之外，还需要神圣秩序（divine order）。
- 《时代论坛 》2016.01.08 霍玉莲：〈如何面对荒谬政局的无助感？〉，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2630&Pid=6&Version=0&Cid=150&Charset=big5_hks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