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不要告訴我不要憂傷，也不要叫我停止憤怒。當這城已成廢墟，一切都充斥著死味，我向我曾深愛著的城市說再見！然而，那是條崎嶇漫長的路，不是說揮一揮手就可以再上路的。讓我在失落與悲傷中多停留一會罷。這彷彿文學的蒼白卻有心理學的驗證。由吿別到感傷，再由告別到真正的傷感，到傷痛的告別，那條路真的很長！而那條路的名字叫過渡。過渡、流徙、遷移，這都是事實，但它的另一個名字是朝聖。這也是亂世中漂泊者的盼望。
朝聖的靈性觀照
在不同的文化中，朝聖（pilgrimage）作為一個原型（archetype）是不爭的事實。從宏觀的角度看朝聖，它的意義在於——追求完美、滿足、和諧以至於安頓的過程。表現在生活中，就有人文思想及行動；表現在宗教中，就有禮儀、禱告與懺悔；而表現在心靈中，就有獨特的心靈之旅。如戴維思（J.G. Davies）說：
「朝聖是具體及敬虔的行動……朝聖者有如在旅程中經歷到各種經驗、風俗、社群宗教性的表達和一種神聖的追尋。」1
朝聖是基督信仰的重要符號，有豐富的象徵意義（multifaceted symbol）。朝聖的說明，可見於希伯來民族在往應許之地的路上流徙，被欺凌壓迫，被擄、最後卻得到釋放。從信徒的腳蹤，歷史書及上行之詩，詩歌智慧書中的靈程，又或是在更新及成聖或塑造方面的記載，聖經實存地描繪和刻劃了人類怎樣追求實現信仰的理想及價值，怎樣穿梭於與己、與神、與人或民族的歷程中。2但朝聖者最基本的意義就是在外寄居（sojourning）的異鄉人。
朝聖在文化及政治的關係也是近代的重要議題。伊特和沙勞（Eade and Sallnow）指出朝聖是在不斷對話的空間或場景下進行的一場辯論。在朝聖的過程中，歷史和文化的特徵如聖地的影響力和不同群體建構的朝聖經驗是獨特的，真正的群體並未形成，也不一定帶來權力或建制的顛覆。3透過人和地和文本的多元展示，群體才逐漸成型。簡言之，朝聖是日常生活和流動的。
華人教會甚少討論時代的靈性，也缺乏本土意識。在回應各社會課題時停留在尋求安穩或慰藉，拒絕切身的反省，使教會變得更自我。由八九民運到雨傘運動，社會議題如香港人的居所、經濟疲弱、保育、自由創作、民主政制和公義的訴求等聲音，其實港人內心非常愁苦！我們極需一個醫治並承載建構未來的靈性框架。二○○三年非典型肺炎發生時，城中還有不少人情味。但最近，電影《十年》卻透過絕境的深刻描寫牽起了深沉的絕望，痛苦與厄困已成為普遍人深刻的經歷。香港需要苦難神學抑或積極的朝聖觀？我們對社會和文化的分析和了解是否足夠？我們是需要安頓抑或越界？而最駭人的問題是：我們是否認識自己，我們對教會作為一社群的看法是否非常模糊？我們對下一代有甚麼承擔？
朝聖的性質根本就是不穩定和分裂的。正如哲學家巴斯高（Pascal）形容：
「我們浮游……無止境的漂浮於不肯定中，由一方被推到另一方，當我們認為可以找到踏腳點……它又重新漂浮……我們如火燒的慾望是要尋找穩固之基礎，並在其上建立通天的塔，我們的基礎卻破裂並被大地吞噬。」4
歷代朝聖者的共通點就是自願地求真和突破以臻於成熟。但作為本土的重要社群，香港教會在動機、訴求，在其具體情境或哲思的求索、心靈的旅程中所反省及呈現的現象是複雜和分歧的，在雨傘運動時更見此分歧的張力。我們應當如何確定信仰的意義信重尋信仰的動力。我們該如何同行？
一、過渡是核心的信息
以色列人的歷史充滿著過渡的情境，但他們的回憶和夢想常常是神同在的空間。透過聖山上的敬拜或聖殿中禮儀的合一，子民必能經歷過渡。但當土地變質為偶像、虛榮、佔有及自我崇拜的場所時，神人相交的空間也無處可尋。他們在黑暗中過渡了好幾個世紀，永恆的焦點才重現人間。
神的兒女再被提醒不要停留在起點或無意識的過渡，偏離了神同在的安息，而是要進到內室禱告、在等候或對神的詰問中被轉化或塑造。初期教會的朝聖核心在於對永恆家園的期盼，並遵從基督的吩咐在世作無家的旅人。但教會歷史確實展現了在入世和心靈的朝聖，基督信仰的朝聖者仍不斷突破地前進去經歷天上及此世的實在，並認定最真和恆久的實際是新天新地。5
另一方面，在過渡中受壓制和凌辱的子民必定會懷疑質問神的存在與生命的意義。然而，在已濟與未濟中，在過渡中的尋覓和掙扎引領他們明白過渡與寄居是同義詞，並發現神的隱沒。如拉納（Karl Rahner）所言：人的受造就是為了經歷和得著神自我的啟迪。6在此困境中，人的禱告也如約伯的申訴一樣！人的信靠並會晤神聖的禱告竟然成為人上路的力量。因此過渡並非是沒有意義的。
但過渡的過程太駭人了！試煉太痛苦了！安頓太誘人了。當聖殿變成僵化的制度，園子變得毫無意義，效法耶穌在營外死去成為空談。至於那些奮進如先知般的朝聖者，在面對很多艱難與哀傷，個人及群體感到脆弱或恐懼時，接受過渡是恆常的事實是殘忍的。那樣，該有怎樣的靈性觀來承托生命呢？
二、過渡中的盼望：越界
越界可以是不合作的公民運動，但也可以是與神的溝通並由之而來的盼望。以越界來形容盼望似乎抽象，但基督信仰正是從看見到看不見的接觸與跨越，是憑信仰望的不斷操練。但當中的過程是反覆的。
沙席（Philip Sheldrake）用場所（place）來說明人類與環境的辯證性關係（dialectical relationship）。7他提出了七點論述：場所與空間、與社會，與歸屬、與委身、與地形、與回憶、與敘事、與衝突、及與殊性（particularity）等關係。8對他來說，場所的實存性及公共性讓我們反思所在處境，根源與扎根、有地與無地等課題，並重覆地注目和關懷序事對場所的形成和塑造：「回憶深藏於地土，故事可止萬千，序事如浪潮，故事背後總有故事。」9這樣，在土地上那些因不公義無被壓迫、被遷移，以至被監禁的故事都不可以被忽略。
因此，沙席認為現代人強調的普及性（universality）必需被特殊性（particularity）和本土性（vernacular）取代，因為每個特定的場所都可進到神的場所。10在場所中，透過敘事，我們會找到身份的鑰匙。沒有敘事，生命變得零碎及無意義。最後，沙席認同公共生活是靈性的踐行，是在多元的環境中學習與人同行，接納彼此的分歧，並最終達到款待對方的過程。基督徒真正的公共生活是抗拒一切令我們不能包容的因素，也不能壓制多元及令他者緘默。11
布格曼（Brueggemann）和沙席的想法十分接近，場所（place）就是有歷史意義的空間：「是事件的發生與回憶，是世代的延續及身份的說明，也是命運、召命和身份建立、誓言……是人性被分裂時的聲稱。逃避、抽離、退縮並不會使我們尋找到空間……只有當場所的渴求轉向朝聖，就是尋找到共同上路的人群，空間才有可能。」12重新與歷史接軌不僅有身份的意義，人也藉此參與創造主的生命，而人的獨特經歷亦得到尊重。
若我們的生活需要故事，我們應發問：我們該述說甚麼故事？甚麼故事正在發生？我們是否在故事中？若我城經歷亂世，我又怎樣感受和行動？
三、越界與放逐
放逐是越界行為中最激進的。從信仰、建制、國家層面去放逐，可以說是自由的極致。李歐梵引用哈維爾（Havel）等捷克知識份子的內在放逐（internal exile）的概念時，提出了放逐與自由的關係：
內心放逐是一種自願的個人行為，為了保持私人的精神空間，遠離國家權力的影響……這是個人為了抵制外界的歷力而特意創造的一個精神世界。在這種意義上，它變為了一種價值……內心放逐……是轉向內心重建一個相對於無所不在的中心的、處於邊界位置的、靈魂的避難所。13
劉再復認為「人的主體性最高層次乃是對現實存在的反抗性和超越性……，正如……耶穌的降生和作為人子而走上十字架……從此之後，人類不必再以殺死自己的兒子作為祭品……而是通過對上帝的領悟而免於現實的懲罰。」14他把李歐梵的「自我放逐」推向另一種心態，即「放逐國家」，認為以屈原為自我放逐的代表只是一種否定性的自由（negative freedom）並不似「放逐國家」般積極。
進一步，他把「國家作為一個客體重新定義」，甚至「不把國家成為第一選擇，而把實現個人情感本體的價值作為第一選擇。」這樣，只認同文化生存形式的國家為作家開拓了一個更大的心靈自由及舒展的空間，也容許他們實踐自主、忠誠及真摯的旅程，但他們永不能重回古國家園，這樣，他們會成為離世者嗎？
相對而言，面對教會的世俗化和西方文化變遷的狂瀾，候士庭（James Houston）在反建制和反相對主義的思維下，回歸聖言啟示的核心，但又認為放逐的喜樂（joy of exile）是抗拒後現代文化的過份自我中心。這放逐的內容更是具體和豐富的：
一、藏在基督裡而不是自我陶醉，二、開放予神而並不迷信，三、追求公開不虛擬但深遂的靈性，四、人性，但不自私的表達，五、重視群體、承傳和犧牲。15
靈修神學要重視本土、重視實存和親身與己與神的經歷。當朝聖者失去對神和自己的關聯，並不認識自己生存的社會，並不視自己為寄居，當信望愛等符號已淪落，教會產生了一群偽善，無意識及人云亦云者，而民眾仍被掌權的力量操縱。在政治文化的苛刻及社會各種不合理約制中，朝聖之路在通往未知之處的過渡中，必須仰望天上的場所，架構空間：在默觀與行動中靈性體驗的確認是一條創新的路。但主流教會是沒有任何要越界的動力或需要的。家園建設的目標和同行朝聖的教導都被忽略，本土身份確認，靈性重尋及生命建造的歷程亦缺如。相反，社會的向上流動反映在教會內，造就了與建制同行的領袖。
在神學和靈性方面，特別是在倫理的範疇，都有不少人在提供著不同的答案。雖然近年多有論述和探討，亦有先行者開始深耕細作，但怎樣能在過渡中活出真實與信心，操練分辨和安慰的實踐？那樣，本土朝聖者若不紙上談兵，又有甚麼方向和踐行呢？
神聖的同行
維高年認為意識是一個流程（movement），若朝聖也是一個流程，二者都牽涉心靈的分辨和判別。維高年說：「意識不僅是人感應到的外在實質，而是參與的經驗，而這經驗又是可以分析並歸類為不同的經驗張力；這些張力都是在一個拉力漩渦（metaxy）中不斷地進行著。」16然而，在這漩渦中，神聖秩序的形成是可能的。
在重視真相的尋覓及秩序重建的前提下，他認為過渡是「第二類的實際」（second reality），17意識的了解及內外因素的分辨（differentiation）才是真正的存在。這樣，知性的尋問（noetic）及靈性的醒覺（pneumatic）也不是分割的，而是相輔相承的。因此，缺任何一方面都會造成流程中意識的迷失。這些迷失的經驗，由解體及紛亂到恢復秩序的經驗卻也是無法避免的。
這和聖經及基督的朝聖者的經歷相似，因為基督徒絕對是尋求純淨意識和保持清醒的一群。雖然懷抱天國，但如隱修者的默觀及日常生活中的效法基督，教會對艱難和苦難也不是陌生的。在過渡中，越界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是一個循環：由修道到放逐，由遊士到和平，由抗命到公義，迂迴而上得安息，偏離並跌入安頓，共同哀傷但不擁抱絕望，憑信望著、奮勇前進，在過渡中培養神聖默觀的意識、保持清潔和表裡一致，或者就是我們的盼望。
越界者能為自己及他人締造新的空間及自由，需要聆聽和掌握生命的本質及真相，但有深度安息的意識，並能安心在地上奮鬥。在顛沛流離的苦難中，知性的求問讓我們更深明白人的限制及苦劫的真實，但尋問和祈禱去明白更高的智慧比分析和解構更重要。在靈性的醒覺上掌握了真實。當然，靈性上的迷失是必然的，但若拋棄自我中心的滿足，專一心靈的發現與神聖的追尋，寧靜地以心領悟，這信心將產生盼望。
在不斷前進、尋找、接納的過程中，朝聖者不錮於世途險惡，不執著目的地的安頓，而是在旅程中認識到自己，並開始過一個真正的我（authentic self）的生活。這種客旅心態也不是二分的以世界為罪惡之城，乃是承認人有創造及更新社群的責任。並且可以真正明白朝聖與禮讚、文化、社群及個人成長的必然關係。
現下的香港令人心情沉重，基督徒創造的精神世界，會淪為離地、自說自話的私人場所、抑或是一份與土地、群眾憂戚與共的心血與情懷呢？使命公民提倡的深耕細作、有些《泰澤》團體推動共融禱告、前者在宣講和意識方面的提升，可以和後者靈友相伴的實踐配搭。但彼此牧養及心靈安慰，共同經驗與情感凝聚，深化歸屬感的共享場域（shared fields of belonging）在安靜、敬拜和讚美中，讓哀傷來塑造、讓神來鼓勵我們仍然不足。
面對下一代的青少年，且不要談如何培育他們青葱歲月的夢想，只需回應一個簡單的問題：「有誰來愛我？」霍玉蓮寫的文章中提到「純真的尋覓與眼光」或者正是我們要追求的。18
有人認為經過流淚谷是停留在苦澀，生命的確好像是停頓了似的。但寧可在殿中看門的詩人卻視朝聖為持續的活動（Sustainability in motion）。而對住在祂裡面有深刻體會的約翰，他先知般的吶喊所帶來的震撼及更新，從拔魔小島一直延伸到不同的空間與地域！這種定位於過渡，裡裡外外不斷分裂的狀況，但朝聖者的意識卻特別清晰，靈命也經整合而變得成熟。此際，我仿佛聽到後面有聲音，叫我佇立、佇視，並佇詠！轉眼，我看到不同的朝聖者，也看得特別深遂和瞭闊！
（原載於信仰百川：http://faith100.org/b2Tod）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4.21）
- 原文是：“Pilgrimage is an act of practical piety … they are embodying in a journey what is related to the experimental, ritualistic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religion the quest for the divine.” J.G. Davies, Pilgrimage Yesterday and Today, Why? Where? How? London, SCM Press, 1968, P.1. 另參考New Catholic Encyclopaedie, Vol.XI.1967
- 同上
- 他們認為特納（Victor and Edith Turner）的論點未夠全面，對過渡或中介的多元變遷看得太片面。參John Eade and Michael Sallnow, Contesting the Sacred: The Anthropology of Pilgrimage, e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 Blaise Pascal, Pensees, (N.Y. E.P. Dutton, 1958) 頁271
- 參 Margaret Miles, Practicing Christianity: Critical Perspectives for an Embodied Spirituality, New York: Crossroad, 1988
- Mary Steinmetz, Thoughts on the Experience of God in the Theology of Karl Rahner: Gifts and Implications, Lumen er Vita. Vol2, 2012, 參 Karl Rahner, Encounters with Silence, trans. J.M.Demske, (NY: Crossroad Publishing, 1984)
- 參 Philip Sheldrake, Human Identity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Place, Spiritus, 1.1 2001 43-64
- 同上
- 同上，原文是 Memories embedded in place, however, involves more than any single personal story; there are deeper narrative currents that gather together all those who have ever lived there.
- Philip Sheldrake, Spaces for the Sacred: Place, Memory and identit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2001頁22, 66
- Philip Sheldrake, Living Publicly: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s a way of Life: a dialectic of the mystical and prophetic, Spiritus 3, no.1, Spring, 2003, 19-37
- Walter Brueggenmann, The Land: Place as Gift, Promise and Challenge in Biblical Faith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7, 頁5
- 參李歐梵《中國話語的邊緣》 On the Margins of Chinese Discourse, Daedalus（Spring1991）：207—226
- 劉再復, 《告別諸神》香港天地圖書，1994，頁284-285，頁322
- James Houston, Joy of Exile: Life in Christ on the Dangerous Edge of Things, 2006原文：It’s a life hid in Christ, yet it is not underground in pride. It’s a life open to God, and yet it’s not credulous in superstitions. It is public, yet this can be surreal, unless it is deeply interior in its spirituality. It is expressive of being a ‘person’, who is not merely an individual. It is integrated in community, and yet is transmitted to future generations, because it is intrinsically sacrificial.
- 參Eric Voegelin, Order and History, Vol. 4. Louisiana: Louisiana State U. Press, 1974頁285-28
- 維高年所指的意識。第一，是多層次及整合心靈思想的過程；包括了左腦的分析，右腦的直覺感受和潛意識；第二，唯物意識及唯心意識可以是相輔相承，而非主次關係；第三，意識是超然物外、可以被提升的純意識境界（pure consciousness），這種情況在基督信仰的靈修及東方宗教的傳統都有涉及。心理學家稱之為超越個體（transpersonal）的心靈活動。但真正朝聖者在宇宙秩序（cosmological order）之外，還需要神聖秩序（divine order）。
- 《時代論壇 》2016.01.08 霍玉蓮：〈如何面對荒謬政局的無助感？〉，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2630&Pid=6&Version=0&Cid=150&Charset=big5_hks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