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父母因工作关系，常年累月要工作到天黑以后很晚才回家，而东北冬日的天黑得又早，加之那个年代停电是家常便饭，遂使漆黑冬夜成了最恐怖的童年记忆。所以，几十年后，当读到这样的文字时，不禁感到惊讶：
「我发现黑暗也是有生命的造物。
上帝造光也造暗，夜是黑暗的家。上帝造的黑暗，像夜那样温柔、抚慰、舒适。鸟群忙了一天，在夜的柔黑里歇息，把空间让给猫头鹰、蝙蝠、池蛙和纺织娘。这些夜间活动的动物与昆虫，它们的视觉比人锐利，在黑暗中见到的景物比白天还多。
没有黑夜，怎能见到满布天空的星星。没有黑夜，怎会爱惜旅途中远处茅屋中的一点灯光。
我们在黑夜中守望，谁知黑暗更守护着我们。它像空气一样环绕在四围，上帝用光也用黑暗养育我们。」
上述关于黑暗的颠覆性文字，出自《余也鲁日记：夜记香港百天》。日记的作者写作这些文字时，已是八十三至八十五岁高龄。然而，这个年纪的文字，不见一点颓唐之气、凋零之叹，也没有「老来情味减」的淡漠，相反，却生气洋溢，充满入世的热情，知识、见解更可随处摭拾。文字的风格也典雅、飘逸，没有老年人为文时常有的懈怠与松弛。
余也鲁，着名翻译家与出版家，学术界公认的香港传播学奠基人，早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抗战时曾于昆明担任美军翻译，一九七〇、八〇年代，先后担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系和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系的系主任。他创办的海天书楼出版社，以出版基督教读物享誉全球华人社会，其中尤以《中文圣经启导本》深受华人教徒欢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余也鲁曾协助厦门大学与华南师大建立传播系，也曾陪伴其在史丹福大学求学时的恩师、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到内地讲学，在彼时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撒下传播学的种子。
余也鲁从十一岁开始记日记，中经时代的乱离，创业的艰辛，日记有时变成周记、月记，晚年时恢复每夜定时记日记的习惯。《余也鲁日记：夜记香港百天》是他从二○○六至二○○八年间写作的日记中挑选百篇，作为他发起的「百日书系列」的第一本，由海天书楼出版社于二○○八年出版。
感恩之心背后的有情世界
阅读这部近两百页的日记，委实是一次美妙的体验。日记的笔触，涉及属灵生活、文字、翻译、学林掌故、香港世相、中国变迁等内容，贯穿其中的，是广博的阅历，诚挚的信仰，有趣的知识，以及深厚的人文精神及动人的生命感悟，快读之下，有如饕餮了一顿营养丰盛的精神大餐。
作为基督徒知识份子，余也鲁是香港信众的领袖级人物，他因宗教信仰的虔诚而来的对属灵生活的思考，几乎覆盖生活的每时每刻。其中，感恩是主要的精神基调。岁末，地球完成绕日一周的运动，他感叹：「宇宙仍在膨胀中，但在智慧无限的创造主的设计与管理下，星宿都按时按祢所定的道路运行，没有谁能改变。人类在丝毫不差的太阳系秩序中生活，而且能生活下去，单是赞美与惊叹，说『真是奇迹』是不够的。我们应向造物主感谢。」晚风吹来邻院白花树的香气，他向它们说了声多谢并道晚安，因为这些无名香树「没有因为无名而停止工作」。凡此种种，带着感恩之心所看到的，是一个有情世界，它会冷却人炽烈的索取之心，激发工作的热情。
作为翻译家，少不了对文字的敏感，对翻译事业的热情。日记中，很多涉及文字与翻译的笔墨，读来令人兴味盎然。比如电视中看到臺湾政坛新秀郝柏村之子郝龙斌，余也鲁考据癖大发，指出这个郝字，作姓读「喝」（编按：粤音为「确」），本是商朝地名，作动词读「释」，耕田之意，又可读「豪」，有解散意。接着，又回忆、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在世之日，力主名字应该简单易读，以便于选民投票，因为那是七十多年前，地方选举时要选民自写候选人的名字，不像今天，候选人的名字印在选票上，而且给候选人一个号码，选民投票时打剔即可，写不写出那个字，读不读出那个音，都没有关系。
粤语与英语的关联，也是日记中有趣的内容。一次清晨的电台节目中，谈到「排档」，主持人说不明此词来历，或为一排排的摊位而得名。余也鲁认为，此词可能来源为译自英文pedder（小贩）。往昔英国人在广东看到食物摊贩，当然会称之为pedder，翻译员译为「排档」，一点也不稀奇。他还认为，指代错误的「乌龙」一词，当为“wrong”的音译。
余也鲁的老道与深刻
余也鲁是香江学林翘楚，阅历丰富，交游广阔，因此日记中不乏有价值而鲜为人知的掌故。例如日记中记载，一九七〇年代，宋淇、马蒙、赖恬昌、查良镛与余也鲁发起成立「香港翻译学会」，学会的发起宣言，便是金庸起草的。而时至今日，很少有人知道金庸对翻译也有浓厚兴趣。余也鲁对傅国涌发表于《书屋》上的批评金庸的〈偶像的黄昏〉一文，很不以为然。傅文指金庸「八十高龄仍风尘仆仆奔走南北，迷恋绚烂的夕阳，对世俗浮华的在意，对大众偶像的自我陶醉，最终被名声的光环所遮掩，在鲜花与掌声中日益失去了自己。」余也鲁认为，这一说法不公道，因为老不是罪过。只有那些声带已哑、美丽已逝的过气歌坛红星，仍拉长嗓子举办音乐会，为名利奔走，才令人难过，而金庸老当益壮，不该遭此酷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日益避世，深居简出，余也鲁是这一时期很少近距离与之有过接触的人，常有机会聊天，因此在日记中难得地留下了记录张爱玲的文字。那时的张爱玲，起初住在香港麦当奴道女青年会，「穿旗袍，平底便鞋，不施脂粉，走路轻如燕，几乎一点声响也没有便已走到你身旁。」而在司徒拔道蜗居时的张爱玲，愈显神秘：「她出现，惊鸿一瞥，声音低到要竖起耳朵才能捕捉，然后轻轻挥手走开，消失在可怕的沉默里。几个礼拜，几个月（不听电话，不见人），然后突然像影子般走到你的身边，一堆稿纸，散乱，边多磨折，脸上露出带着无奈的浅笑；嘴角撅起，千载难见的那种比蒙娜丽莎还蒙娜丽莎的浅笑，随即隐没，被一种冷漠掩却，把你的话，你的笑，你的热全撇开，一扭转身子，头也不回的走了。」这描摹张爱玲的寥寥几笔，颇有张爱玲本人文字的那股冷峭气质，很难相信它出自此时已八十四岁的余也鲁的笔下。
余也鲁认为，此时是张爱玲心境最坏的日子，《色戒》也许就在此时写成。写此书的张爱玲，心思千千结，吞吞吐吐，绕来绕去说不出或者不想说。他猜测张爱玲根本就无意发表此书，因为她「不想让人看透她竟是如此软弱，对自己却又如此恶狠。」对于张爱玲的描述与理解，显示了余也鲁在知人论世时的老道与深刻。
对香港的热爱
享有「香港及中国新闻传理教育先驱」的美誉，集学者、作家、翻译大师及出版人于一身的余也鲁教授。
对于香港，余也鲁既有批评与不满，但更多的，是欣赏与热爱。他不满，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左邻右里却很少讲求人际来往，有的人连邻居姓什名谁都不知道。有什么纠纷，例如收音机过了午夜仍开得很大，妨碍入睡，宁可打电话把员警请来制止。「这样一来，从没有关系变成负关系，时思报复，冲突的机会愈来愈大」；他感叹，不计入印尼傭和泰傭，香港仅菲傭的数目就超过十万，说明香港藏在民间的财力十分可观，而有傭工料理家务的港人，节省出来的时间，却并没有像希腊人那样用在艺文与哲学思考上，尽管港人希望搞创意工业，但很可能大都用在创富「工业」上。他批评香港胸襟太狭，容不下太多才俊之士，大学老是找不到好校长，系院找不到好老师，但待遇可不坏，好过美国一流大学。
批评归批评，香港毕竟是托付生命之地，余也鲁对其充满感情。香港的文明程度，自由的环境，都是他热爱香港的理由。在一次乘坐妻子海伦驾车而遭遇追尾之后，当事的几方，包括赶来处理事故的员警，以极为斯文、符合规则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在当天的日记中，余也鲁这样记述处理事故的过程：「世界仿佛真的停了下来。陷在困境中，互不相识，都有苦难，更多同情……这就是香港，一座进入了中年的城市。人大都成熟了，懂得怎样处理危机。这是我们愿意在香港常住的一个理由。」
余也鲁出生、成长于内地，经历过国家的战乱，国族的苦难，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来到香港，一直心系中国的命运。日记中多有对中国内地的观察与议论，内地朝着自由法治的方向前进，是其不变的希冀。在日记中，他还记录了一则掌故：一九八二年陪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到内地访问时，得到时任副总理的薄一波的接见。当时薄一波分管财经与科技工作，但对传播学似乎兴趣什浓，会见的一个半小时，话题都集中于传播学。有趣的是，当天近午夜时份，住在和平宾馆的余也鲁，突然接到薄一波打来的电话，说下午见面后，想起中国古代一个故事，战国时有个文人，喜欢议论时政，当局不许他讲，他便用笔写，呈文给打回，他便写书。薄一波说：「可见中国人自古就懂得用传播来表达意见。」
当时的余也鲁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担任教授，转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中国社科院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一书，其中提到施拉姆与余也鲁的中国之行，开启了中国传播学的研究。
「秋叶鸣廊，落下时还给
诗人当音乐来欣赏」
这是余也鲁咏落叶的两句诗。秋叶绚烂，即使纷堕，犹裨世人，用它们来形容余也鲁这部有趣有益的日记，谁曰不宜？
余也鲁二○一二年去世，享年九十二岁。二○一五年七月，他的回忆录《万水千山都是诗》出版，这位死后被人深切怀念的学人、出版家，的确拥有一个诗样人生。
（文章原载《经济观察报》，蒙作者允准刊载。分题为本报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