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小時候，父母因工作關係，常年累月要工作到天黑以後很晚才回家，而東北冬日的天黑得又早，加之那個年代停電是家常便飯，遂使漆黑冬夜成了最恐怖的童年記憶。所以，幾十年後，當讀到這樣的文字時，不禁感到驚訝：
「我發現黑暗也是有生命的造物。
上帝造光也造暗，夜是黑暗的家。上帝造的黑暗，像夜那樣溫柔、撫慰、舒適。鳥群忙了一天，在夜的柔黑裡歇息，把空間讓給貓頭鷹、蝙蝠、池蛙和紡織娘。這些夜間活動的動物與昆蟲，它們的視覺比人銳利，在黑暗中見到的景物比白天還多。
沒有黑夜，怎能見到滿佈天空的星星。沒有黑夜，怎會愛惜旅途中遠處茅屋中的一點燈光。
我們在黑夜中守望，誰知黑暗更守護著我們。它像空氣一樣環繞在四圍，上帝用光也用黑暗養育我們。」
上述關於黑暗的顛覆性文字，出自《余也魯日記：夜記香港百天》。日記的作者寫作這些文字時，已是八十三至八十五歲高齡。然而，這個年紀的文字，不見一點頹唐之氣、凋零之歎，也沒有「老來情味減」的淡漠，相反，卻生氣洋溢，充滿入世的熱情，知識、見解更可隨處摭拾。文字的風格也典雅、飄逸，沒有老年人為文時常有的懈怠與鬆弛。
余也魯，著名翻譯家與出版家，學術界公認的香港傳播學奠基人，早年畢業於中央政治大學新聞系，抗戰時曾於昆明擔任美軍翻譯，一九七〇、八〇年代，先後擔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系和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的系主任。他創辦的海天書樓出版社，以出版基督教讀物享譽全球華人社會，其中尤以《中文聖經啟導本》深受華人教徒歡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余也魯曾協助廈門大學與華南師大建立傳播系，也曾陪伴其在史丹福大學求學時的恩師、傳播學之父威爾伯施拉姆到內地講學，在彼時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撒下傳播學的種子。
余也魯從十一歲開始記日記，中經時代的亂離，創業的艱辛，日記有時變成週記、月記，晚年時恢復每夜定時記日記的習慣。《余也魯日記：夜記香港百天》是他從二○○六至二○○八年間寫作的日記中挑選百篇，作為他發起的「百日書系列」的第一本，由海天書樓出版社於二○○八年出版。
感恩之心背後的有情世界
閱讀這部近兩百頁的日記，委實是一次美妙的體驗。日記的筆觸，涉及屬靈生活、文字、翻譯、學林掌故、香港世相、中國變遷等內容，貫穿其中的，是廣博的閱歷，誠摯的信仰，有趣的知識，以及深厚的人文精神及動人的生命感悟，快讀之下，有如饕餮了一頓營養豐盛的精神大餐。
作為基督徒知識份子，余也魯是香港信眾的領袖級人物，他因宗教信仰的虔誠而來的對屬靈生活的思考，幾乎覆蓋生活的每時每刻。其中，感恩是主要的精神基調。歲末，地球完成繞日一週的運動，他感歎：「宇宙仍在膨脹中，但在智慧無限的創造主的設計與管理下，星宿都按時按祢所定的道路運行，沒有誰能改變。人類在絲毫不差的太陽系秩序中生活，而且能生活下去，單是讚美與驚歎，說『真是奇蹟』是不夠的。我們應向造物主感謝。」晚風吹來鄰院白花樹的香氣，他向它們說了聲多謝並道晚安，因為這些無名香樹「沒有因為無名而停止工作」。凡此種種，帶著感恩之心所看到的，是一個有情世界，它會冷卻人熾烈的索取之心，激發工作的熱情。
作為翻譯家，少不了對文字的敏感，對翻譯事業的熱情。日記中，很多涉及文字與翻譯的筆墨，讀來令人興味盎然。比如電視中看到臺灣政壇新秀郝柏村之子郝龍斌，余也魯考據癖大發，指出這個郝字，作姓讀「喝」（編按：粵音為「確」），本是商朝地名，作動詞讀「釋」，耕田之意，又可讀「豪」，有解散意。接著，又回憶、聯想到自己的父親在世之日，力主名字應該簡單易讀，以便於選民投票，因為那是七十多年前，地方選舉時要選民自寫候選人的名字，不像今天，候選人的名字印在選票上，而且給候選人一個號碼，選民投票時打剔即可，寫不寫出那個字，讀不讀出那個音，都沒有關係。
粵語與英語的關聯，也是日記中有趣的內容。一次清晨的電台節目中，談到「排檔」，主持人說不明此詞來歷，或為一排排的攤位而得名。余也魯認為，此詞可能來源為譯自英文pedder（小販）。往昔英國人在廣東看到食物攤販，當然會稱之為pedder，翻譯員譯為「排檔」，一點也不稀奇。他還認為，指代錯誤的「烏龍」一詞，當為“wrong”的音譯。
余也魯的老道與深刻
余也魯是香江學林翹楚，閱歷豐富，交遊廣闊，因此日記中不乏有價值而鮮為人知的掌故。例如日記中記載，一九七〇年代，宋淇、馬蒙、賴恬昌、查良鏞與余也魯發起成立「香港翻譯學會」，學會的發起宣言，便是金庸起草的。而時至今日，很少有人知道金庸對翻譯也有濃厚興趣。余也魯對傅國涌發表於《書屋》上的批評金庸的〈偶像的黃昏〉一文，很不以為然。傅文指金庸「八十高齡仍風塵僕僕奔走南北，迷戀絢爛的夕陽，對世俗浮華的在意，對大眾偶像的自我陶醉，最終被名聲的光環所遮掩，在鮮花與掌聲中日益失去了自己。」余也魯認為，這一說法不公道，因為老不是罪過。只有那些聲帶已啞、美麗已逝的過氣歌壇紅星，仍拉長嗓子舉辦音樂會，為名利奔走，才令人難過，而金庸老當益壯，不該遭此酷評。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張愛玲，日益避世，深居簡出，余也魯是這一時期很少近距離與之有過接觸的人，常有機會聊天，因此在日記中難得地留下了記錄張愛玲的文字。那時的張愛玲，起初住在香港麥當奴道女青年會，「穿旗袍，平底便鞋，不施脂粉，走路輕如燕，幾乎一點聲響也沒有便已走到你身旁。」而在司徒拔道蝸居時的張愛玲，愈顯神祕：「她出現，驚鴻一瞥，聲音低到要豎起耳朵才能捕捉，然後輕輕揮手走開，消失在可怕的沉默裡。幾個禮拜，幾個月（不聽電話，不見人），然後突然像影子般走到你的身邊，一堆稿紙，散亂，邊多磨折，臉上露出帶著無奈的淺笑；嘴角撅起，千載難見的那種比蒙娜麗莎還蒙娜麗莎的淺笑，隨即隱沒，被一種冷漠掩卻，把你的話，你的笑，你的熱全撇開，一扭轉身子，頭也不回的走了。」這描摹張愛玲的寥寥幾筆，頗有張愛玲本人文字的那股冷峭氣質，很難相信它出自此時已八十四歲的余也魯的筆下。
余也魯認為，此時是張愛玲心境最壞的日子，《色戒》也許就在此時寫成。寫此書的張愛玲，心思千千結，吞吞吐吐，繞來繞去說不出或者不想說。他猜測張愛玲根本就無意發表此書，因為她「不想讓人看透她竟是如此軟弱，對自己卻又如此惡狠。」對於張愛玲的描述與理解，顯示了余也魯在知人論世時的老道與深刻。
對香港的熱愛
享有「香港及中國新聞傳理教育先驅」的美譽，集學者、作家、翻譯大師及出版人於一身的余也魯教授。
對於香港，余也魯既有批評與不滿，但更多的，是欣賞與熱愛。他不滿，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左鄰右里卻很少講求人際來往，有的人連鄰居姓甚名誰都不知道。有甚麼糾紛，例如收音機過了午夜仍開得很大，妨礙入睡，寧可打電話把員警請來制止。「這樣一來，從沒有關係變成負關係，時思報復，衝突的機會愈來愈大」；他感歎，不計入印尼傭和泰傭，香港僅菲傭的數目就超過十萬，說明香港藏在民間的財力十分可觀，而有傭工料理家務的港人，節省出來的時間，卻並沒有像希臘人那樣用在藝文與哲學思考上，儘管港人希望搞創意工業，但很可能大都用在創富「工業」上。他批評香港胸襟太狹，容不下太多才俊之士，大學老是找不到好校長，系院找不到好老師，但待遇可不壞，好過美國一流大學。
批評歸批評，香港畢竟是託付生命之地，余也魯對其充滿感情。香港的文明程度，自由的環境，都是他熱愛香港的理由。在一次乘坐妻子海倫駕車而遭遇追尾之後，當事的幾方，包括趕來處理事故的員警，以極為斯文、符合規則的方式解決了問題。在當天的日記中，余也魯這樣記述處理事故的過程：「世界仿佛真的停了下來。陷在困境中，互不相識，都有苦難，更多同情……這就是香港，一座進入了中年的城市。人大都成熟了，懂得怎樣處理危機。這是我們願意在香港常住的一個理由。」
余也魯出生、成長於內地，經歷過國家的戰亂，國族的苦難，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來到香港，一直心繫中國的命運。日記中多有對中國內地的觀察與議論，內地朝著自由法治的方向前進，是其不變的希冀。在日記中，他還記錄了一則掌故：一九八二年陪傳播學之父威爾伯施拉姆到內地訪問時，得到時任副總理的薄一波的接見。當時薄一波分管財經與科技工作，但對傳播學似乎興趣甚濃，會見的一個半小時，話題都集中於傳播學。有趣的是，當天近午夜時份，住在和平賓館的余也魯，突然接到薄一波打來的電話，說下午見面後，想起中國古代一個故事，戰國時有個文人，喜歡議論時政，當局不許他講，他便用筆寫，呈文給打回，他便寫書。薄一波說：「可見中國人自古就懂得用傳播來表達意見。」
當時的余也魯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擔任教授，轉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中國社科院編寫的《傳播學（簡介）》一書，其中提到施拉姆與余也魯的中國之行，開啟了中國傳播學的研究。
「秋葉鳴廊，落下時還給
詩人當音樂來欣賞」
這是余也魯詠落葉的兩句詩。秋葉絢爛，即使紛墮，猶裨世人，用它們來形容余也魯這部有趣有益的日記，誰曰不宜？
余也魯二○一二年去世，享年九十二歲。二○一五年七月，他的回憶錄《萬水千山都是詩》出版，這位死後被人深切懷念的學人、出版家，的確擁有一個詩樣人生。
（文章原載《經濟觀察報》，蒙作者允准刊載。分題為本報編者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