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的媒体生态，正受着种种政治因素或明或暗的压力。文字媒体方面，铜锣湾书店五人「被出境」事件后，已有内地政治书籍出版商离港避居海外，也有机场书店即使抽起同类书籍仍被红色资本连锁书店取代。至于影像媒体，年前香港电视不获发牌对本地电视生态的恶果，随着亚视不获续牌的倒数岁月而陆续浮现；有亚视牌照到期后由香港电台在资源匮乏下接手原有频道，也有新电视台开台主打娱乐而新闻欠奉。更不消提本地电影票房未见起色，挑起港人政治共鸣的独立电影几乎一票难求，要在民间连线播放；还有好几间大专院校指一台独大的免费电视台新闻部今年没有取录他们的新闻系学生去实习。
在人身安全的刚性威胁和以商代审的柔性阻力之间，香港言论自由所面对的压力是真实而巨大的。然而，纵使环境恶化，有心人的努力仍未被遏止。自年初至今，不同领域的新媒体在香港涌现，虽然凭借来源惹人猜想的新资本伺机进占政治舆论位置来换取其他商机，有个别平台亦明显很讲求今天香港意义下的政治正确，但当中仍得见个别传媒工作者努力「见缝插针」；更不要说除此以外有网媒借题发挥打擦边球到一地步取得本地商业赞助。无论如何，这些新发展都或多或少成就了港人替自己说故事的机会，在狭缝中撑住了香港言论自由的尚存空间。毕竟雨伞运动当日「暗角七警」的报道，也是出自「大台」新闻工作者的努力；前线工作者每一趟举步维艰的尝试，都值得大众珍惜。千里之行，还是始于足下。
与此同时，面对一浪接一浪的媒体事件，港人愈来愈要多看几个媒体才能取得可以取信的真象，这其实也是寓于实战的传播教育。社会亦开始明白受众在网络世代里也有编辑责任，「分享信息要三思」成为社交网络里的基本步；顾真相，顾果效，更顾他人感受。我们不必天真地以为网络流言会因而绝迹，但当更多媒体受众用了制作者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大众传媒要成为播弄人民的工具，难度亦有所增加。事实上，因着互联网及摄录科技的进步，今天的媒体制作及发行门槛已下降到一个地步，成功的YouTubers靠自拍就能获取超乎所想所求的公众注意，什至因而踏足传统电子平台。媒体民主化不是由当权者说了算，这不是夜行吹哨；然而人民要珍惜使用，别让这片空间成为放大人性阴暗面的机会。
回望教会，近年媒体制作教育方兴未艾，堂会以微电影宣传自身活动亦愈见普及。福音传播的果效，除了上主的使用，还得看信徒教牧的身体力行。但在媒体民主化阴晴不定的当下，教会的传播方式能否与受众产生互动，焦点看来仍落在每一位活在媒体前线的新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