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的媒體生態，正受著種種政治因素或明或暗的壓力。文字媒體方面，銅鑼灣書店五人「被出境」事件後，已有內地政治書籍出版商離港避居海外，也有機場書店即使抽起同類書籍仍被紅色資本連鎖書店取代。至於影像媒體，年前香港電視不獲發牌對本地電視生態的惡果，隨著亞視不獲續牌的倒數歲月而陸續浮現；有亞視牌照到期後由香港電台在資源匱乏下接手原有頻道，也有新電視台開台主打娛樂而新聞欠奉。更不消提本地電影票房未見起色，挑起港人政治共鳴的獨立電影幾乎一票難求，要在民間連線播放；還有好幾間大專院校指一台獨大的免費電視台新聞部今年沒有取錄他們的新聞系學生去實習。
在人身安全的剛性威脅和以商代審的柔性阻力之間，香港言論自由所面對的壓力是真實而巨大的。然而，縱使環境惡化，有心人的努力仍未被遏止。自年初至今，不同領域的新媒體在香港湧現，雖然憑藉來源惹人猜想的新資本伺機進佔政治輿論位置來換取其他商機，有個別平台亦明顯很講求今天香港意義下的政治正確，但當中仍得見個別傳媒工作者努力「見縫插針」；更不要說除此以外有網媒借題發揮打擦邊球到一地步取得本地商業贊助。無論如何，這些新發展都或多或少成就了港人替自己說故事的機會，在狹縫中撐住了香港言論自由的尚存空間。畢竟雨傘運動當日「暗角七警」的報道，也是出自「大台」新聞工作者的努力；前線工作者每一趟舉步維艱的嘗試，都值得大眾珍惜。千里之行，還是始於足下。
與此同時，面對一浪接一浪的媒體事件，港人愈來愈要多看幾個媒體才能取得可以取信的真象，這其實也是寓於實戰的傳播教育。社會亦開始明白受眾在網絡世代裡也有編輯責任，「分享信息要三思」成為社交網絡裡的基本步；顧真相，顧果效，更顧他人感受。我們不必天真地以為網絡流言會因而絕跡，但當更多媒體受眾用了製作者的角度來看待事情，大眾傳媒要成為播弄人民的工具，難度亦有所增加。事實上，因著互聯網及攝錄科技的進步，今天的媒體製作及發行門檻已下降到一個地步，成功的YouTubers靠自拍就能獲取超乎所想所求的公眾注意，甚至因而踏足傳統電子平台。媒體民主化不是由當權者說了算，這不是夜行吹哨；然而人民要珍惜使用，別讓這片空間成為放大人性陰暗面的機會。
回望教會，近年媒體製作教育方興未艾，堂會以微電影宣傳自身活動亦愈見普及。福音傳播的果效，除了上主的使用，還得看信徒教牧的身體力行。但在媒體民主化陰晴不定的當下，教會的傳播方式能否與受眾產生互動，焦點看來仍落在每一位活在媒體前線的新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