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时代挑战，再说知识份子，最后说基督徒。
时代挑战
一百毛的金曲分奖礼，令许多人感动，也哀痛；一个城市的不幸，造就了一齣时代荒谬剧。《十年》这部电影，令人震惊不安，但问题是，谁能保证这些事将来不会发生？
许多在九七回归前担心的事，回归后不久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事，关于新闻自由、学术自由、人身自由的事，这两年全都相继发生了。
看看新闻自由：报业主公开承认因政治取向被抽广告、名嘴突然被封咪、新闻工作者遭受暴力袭击一再发生、电视台自我审查致过百记者编辑联署抗议……。
看看学术自由：港大校委会以荒谬的理由再三拖延，最终强行否决校长领导的物色委员会的人事任命建议，完全背离传统和常理，大部份教职员和学生反对的人选照样获委任做校委会主席，激发罢课运动。中大校委会也好不了多少，就主席人选仍与政府僵持不下。
再看人身自由：出版内地政治禁书的香港永久居民突然失踪，经非法渠道去了内地协助执法调查。出版业人人自危，大书店马上收起敏感书籍。
这一切只是偶然吗？只因选错了特首？不是的，是中央治港方针政策转变使然。
若有怀疑，请看二○一四年六月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港人治港原先按邓小平的说法，是中间的为主，左的占少数，如今是以爱国者为主体，非友即敌，中间温和力量被迫归边或靠边站。经济目标本来只是维持繁荣稳定，如今变成对祖国作贡献，所以一带一路压倒一切。北京媒体指「占中」是西方勾结民主派的夺权阴谋，中方因此要全面收紧对香港的政治控制，许多过去备而不用的权力，例如特首兼任大学校监的权力，如今有权尽用，令人瞠目结舌。
展望前路，有两个可能。其一是北京当局意会到这样走下去不是办法，非但破坏香港核心价值，令香港变质，还会损害香港的竞争力和对国家的贡献，例如自由和法治变质令外资撤退，新加坡取代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即使钟摆重新回摆，修补工作也什艰钜。其二是北京当局执迷不悟，继续将内地政治文化及由此衍生的各种潜规则移植香港，与香港原有价值观产生激烈冲突，社会不断撕裂，矛盾冲突不停。
面对这样不明朗的两极，就是当前的时代挑战。
知识份子
知识份子和常人有何分别？就是懂得分辨真假、对错、是非、黑白，由此衍生了特殊责任，要帮民众辨识真伪，洞察时局真相。因为治港範式转变，当权者需要大量Propaganda掩护支撑，造成语言伪术泛滥，慎思明辨变得格外重要，知识份子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什么是propaganda？港大学生是政党操控的红卫兵，在宣传散播港独思想，占中是外国势力操作的政治阴谋，李波和桂敏海是自愿返回内地协助调查。
不要以为只有前苏联、中国内地这些一党专政地方才有propaganda，Jacques Ellul写propaganda的经典着作告诉我们，民主社会一样可以有，只不过不是一套，是两套。在美国，共和党有它的一套，民主党也有一套，两党的追随者年复年月复月生活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媒体下，如今已失去理性对话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就算枪械暴力不断发生，都无法用常识就枪枝管制取得些微的进展，就算像特朗普这样财大气粗公然歧视妇女和新移民的候选人，都可以声望领先，共和党的知识份子去了哪里？
Propaganda之所以有效，Ellul告诉我们，是因为受众有需要，现代社会太复杂，公众需要简单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资讯懒人包，真的有人相信没Ph.D.不可以做副校长，桂敏海是自己有问题返大陆自首，同样，黄丝带那边的民众也热爱propaganda，所以《版权（修订）条例》不用看细节都肯定是网络廿三条。暗角七警事件后涌现的侠警说和魔警论，都是propaganda。
面对这些排山倒海而来、无日无之的propaganda，知识份子应该怎样反应？照单全收？沉默是金？抑或慎思明辨，是其是非其非，择善固执到底？这关乎知识份子的良知与风骨。
基督徒
基督徒与常人最大的分别，在于我们以神的召命（Calling）作行事为人的依归。举例，假如神的召命叫你去毛里裘斯宣教，香港的时代挑战与你关系不大，当地政局可能关系更大。
在我一生的经历里，神三次给我召命。
第一个召命是委身，在求学时期收到，教会一次冬令会上，上帝让我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是为了救赎我赦免我，让我可以出死入生，让我可以追随基督，经历更丰盛的生命，我答应了。
第二个召命是守望，我一九八九年末从英国留学回来，看见香港社会动盪不安，人心惶惶，争相排队移民，我觉得要为香港做一点事，尝试投身新闻行业，慢慢体会到这是神给我的差使，守望香港。就像哈巴谷书二章1节所讲：「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走上城的望楼，四处观看，看到可能威胁这个城市的事物，就第一时间清晰地准确地大声地讲出来，报告给百姓知道。这工作不是太困难，但很「困身」，没有想到一做就做了二十几年。
第三个召命是受苦，二○一四年二月，在医院里面收到，这是一个唤醒的呼召。在受苦中我学会谦卑，事奉原来不一定是聪明才智加努力，可以是被动地承受苦难。受苦让我紧紧捉着神，重拾当初的爱心，也经历受火一般的心灵洗炼。受苦开启我被俗务蒙蔽的眼睛，让我看见其他在苦难中的人，让我懂得分担他们的痛苦，共同寻找信、望和爱。受苦促使我们专注那十架上受苦的基督，凝视那复活主再造新天地的应许，除此我们别无盼望。
最近看德国神学家莫特曼的自传，他在一九六四年发表的《盼望神学》鼓励了全球无数受贫穷、歧视和逼迫煎熬的信徒。莫特曼在汉堡市长大，未满十八岁便参军，负责守卫海滨的炮台。一九四三年七月，英军向汉堡发动代号「蛾摩拉」的毁灭性空袭，连续九天投放无数炸弹，汉堡市一片火海，死了四万人，大部份是妇女和儿童。莫特曼目睹战友被炸弹击中身首异处，目睹自己成长的地方变成废墟，成为人间地狱，他痛苦地呐喊：「上帝，祢在哪里？」他充满幸存者的内咎：「为什么死的不是我？」他其后被英军俘虏，在战俘营里看到大量德军在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照片，他羞愧得无地自容：「为什么我的国家会灭绝人性至此？为什么我们这一代德国青年要为这样丑恶的战争牺牲？」就在空无与绝望中，愿意善待战俘的苏格兰基督徒让他经历爱与接纳，然后在战俘营里决志相信上帝及修读神学，在凝望十架上那位受苦并复活了的基督中重新找到盼望。
如果像莫特曼那样的经历也能找到盼望，香港基督徒没有绝望的权利。
（本文是作者于二○一六年一月廿一日与中大崇基教职员分享的讲稿改写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