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時代挑戰，再說知識份子，最後說基督徒。
時代挑戰
一百毛的金曲分獎禮，令許多人感動，也哀痛；一個城市的不幸，造就了一齣時代荒謬劇。《十年》這部電影，令人震驚不安，但問題是，誰能保證這些事將來不會發生？
許多在九七回歸前擔心的事，回歸後不久以為永遠不會發生的事，關於新聞自由、學術自由、人身自由的事，這兩年全都相繼發生了。
看看新聞自由：報業主公開承認因政治取向被抽廣告、名嘴突然被封咪、新聞工作者遭受暴力襲擊一再發生、電視台自我審查致過百記者編輯聯署抗議……。
看看學術自由：港大校委會以荒謬的理由再三拖延，最終強行否決校長領導的物色委員會的人事任命建議，完全背離傳統和常理，大部份教職員和學生反對的人選照樣獲委任做校委會主席，激發罷課運動。中大校委會也好不了多少，就主席人選仍與政府僵持不下。
再看人身自由：出版內地政治禁書的香港永久居民突然失蹤，經非法渠道去了內地協助執法調查。出版業人人自危，大書店馬上收起敏感書籍。
這一切只是偶然嗎？只因選錯了特首？不是的，是中央治港方針政策轉變使然。
若有懷疑，請看二○一四年六月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港人治港原先按鄧小平的說法，是中間的為主，左的佔少數，如今是以愛國者為主體，非友即敵，中間溫和力量被迫歸邊或靠邊站。經濟目標本來只是維持繁榮穩定，如今變成對祖國作貢獻，所以一帶一路壓倒一切。北京媒體指「佔中」是西方勾結民主派的奪權陰謀，中方因此要全面收緊對香港的政治控制，許多過去備而不用的權力，例如特首兼任大學校監的權力，如今有權盡用，令人瞠目結舌。
展望前路，有兩個可能。其一是北京當局意會到這樣走下去不是辦法，非但破壞香港核心價值，令香港變質，還會損害香港的競爭力和對國家的貢獻，例如自由和法治變質令外資撤退，新加坡取代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即使鐘擺重新回擺，修補工作也甚艱鉅。其二是北京當局執迷不悟，繼續將內地政治文化及由此衍生的各種潛規則移植香港，與香港原有價值觀產生激烈衝突，社會不斷撕裂，矛盾衝突不停。
面對這樣不明朗的兩極，就是當前的時代挑戰。
知識份子
知識份子和常人有何分別？就是懂得分辨真假、對錯、是非、黑白，由此衍生了特殊責任，要幫民眾辨識真偽，洞察時局真相。因為治港範式轉變，當權者需要大量Propaganda掩護支撐，造成語言偽術泛濫，慎思明辨變得格外重要，知識份子責無旁貸，任重道遠。
甚麼是propaganda？港大學生是政黨操控的紅衛兵，在宣傳散播港獨思想，佔中是外國勢力操作的政治陰謀，李波和桂敏海是自願返回內地協助調查。
不要以為只有前蘇聯、中國內地這些一黨專政地方才有propaganda，Jacques Ellul寫propaganda的經典著作告訴我們，民主社會一樣可以有，只不過不是一套，是兩套。在美國，共和黨有它的一套，民主黨也有一套，兩黨的追隨者年復年月復月生活在各自的意識形態主導的媒體下，如今已失去理性對話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就算槍械暴力不斷發生，都無法用常識就槍枝管制取得些微的進展，就算像特朗普這樣財大氣粗公然歧視婦女和新移民的候選人，都可以聲望領先，共和黨的知識份子去了哪裡？
Propaganda之所以有效，Ellul告訴我們，是因為受眾有需要，現代社會太複雜，公眾需要簡單的可以解釋一切的資訊懶人包，真的有人相信沒Ph.D.不可以做副校長，桂敏海是自己有問題返大陸自首，同樣，黃絲帶那邊的民眾也熱愛propaganda，所以《版權（修訂）條例》不用看細節都肯定是網絡廿三條。暗角七警事件後湧現的俠警說和魔警論，都是propaganda。
面對這些排山倒海而來、無日無之的propaganda，知識份子應該怎樣反應？照單全收？沉默是金？抑或慎思明辨，是其是非其非，擇善固執到底？這關乎知識份子的良知與風骨。
基督徒
基督徒與常人最大的分別，在於我們以神的召命（Calling）作行事為人的依歸。舉例，假如神的召命叫你去毛里裘斯宣教，香港的時代挑戰與你關係不大，當地政局可能關係更大。
在我一生的經歷裡，神三次給我召命。
第一個召命是委身，在求學時期收到，教會一次冬令會上，上帝讓我明白，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犧牲，是為了救贖我赦免我，讓我可以出死入生，讓我可以追隨基督，經歷更豐盛的生命，我答應了。
第二個召命是守望，我一九八九年末從英國留學回來，看見香港社會動盪不安，人心惶惶，爭相排隊移民，我覺得要為香港做一點事，嘗試投身新聞行業，慢慢體會到這是神給我的差使，守望香港。就像哈巴谷書二章1節所講：「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樓上觀看」。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走上城的望樓，四處觀看，看到可能威脅這個城市的事物，就第一時間清晰地準確地大聲地講出來，報告給百姓知道。這工作不是太困難，但很「困身」，沒有想到一做就做了二十幾年。
第三個召命是受苦，二○一四年二月，在醫院裡面收到，這是一個喚醒的呼召。在受苦中我學會謙卑，事奉原來不一定是聰明才智加努力，可以是被動地承受苦難。受苦讓我緊緊捉著神，重拾當初的愛心，也經歷受火一般的心靈洗煉。受苦開啟我被俗務蒙蔽的眼睛，讓我看見其他在苦難中的人，讓我懂得分擔他們的痛苦，共同尋找信、望和愛。受苦促使我們專注那十架上受苦的基督，凝視那復活主再造新天地的應許，除此我們別無盼望。
最近看德國神學家莫特曼的自傳，他在一九六四年發表的《盼望神學》鼓勵了全球無數受貧窮、歧視和逼迫煎熬的信徒。莫特曼在漢堡市長大，未滿十八歲便參軍，負責守衛海濱的炮台。一九四三年七月，英軍向漢堡發動代號「蛾摩拉」的毀滅性空襲，連續九天投放無數炸彈，漢堡市一片火海，死了四萬人，大部份是婦女和兒童。莫特曼目睹戰友被炸彈擊中身首異處，目睹自己成長的地方變成廢墟，成為人間地獄，他痛苦地吶喊：「上帝，祢在哪裡？」他充滿倖存者的內咎：「為甚麼死的不是我？」他其後被英軍俘虜，在戰俘營裡看到大量德軍在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照片，他羞愧得無地自容：「為甚麼我的國家會滅絕人性至此？為甚麼我們這一代德國青年要為這樣醜惡的戰爭犧牲？」就在空無與絕望中，願意善待戰俘的蘇格蘭基督徒讓他經歷愛與接納，然後在戰俘營裡決志相信上帝及修讀神學，在凝望十架上那位受苦並復活了的基督中重新找到盼望。
如果像莫特曼那樣的經歷也能找到盼望，香港基督徒沒有絕望的權利。
（本文是作者於二○一六年一月廿一日與中大崇基教職員分享的講稿改寫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