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二月九日凌晨旺角发生的暴乱事件是「彻头彻尾的暴乱」。她认为暴乱似乎是有组织地冲击警务人员，并呼吁各方勿再以政府管治问题等为借口，为很小撮年轻人采取暴力行动作掩饰。她説：「包括说是一件小贩管理事件，或者是一个政府管治的问题，什至说是过去政改期间非暴力的占中得不到结果，现在便无可避免出现这些暴力的行为，我觉得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借口来的，亦不要再为一些很小撮的年轻人去采取这些暴力的行动作掩饰」。
但是，为什么会在农历年初一、二发生此「彻头彻尾的暴乱」事件？对于我们这些迷信因果关系的人来説，实在不明白林郑月娥究竟在説什么。而我相信，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説什么。
或许説暴乱是因为小贩管理而引发的。为什么有人会在寒风下非法摆卖？是因为年年都有人在农历年初摆卖，所以因应这种年初的摆卖文化来凑凑热闹？或是因为希望找紧机会多找一点应急钱？
政府为什么要急于执法呢？接到很多投诉？想达到完美的法治和秩序？（但农历年初岂不是也有很多违例泊车吗？）
相信政府认为执法是合法有理的，但是否合理合情则是另一回事。而且，岂不知农历年摆卖已经是「本土」特色，执法既冲击本土，引发回响？亦不会获得体恤贫苦的人的支持。
在管治方面，当权者当然会否定在管治上出了问题。但暴乱的发生正是显示了管治方面出现了某些问题。君不见政府的司局长民望低企？行政立法对立？社会撕裂？严重的贫穷悬殊？
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充斥着不稳定的因素。就学的深受考试压力的煎熬；青少年看不到值得他们奋斗的前境；贫穷的人勤奋工作但生活坎坷；上班族常常要加班超时工作，大多却仅得糊口；老年退休则失去生活的保障。
虽然学界对如何诠释坚尼系数（Geni coefficient ）仍然存在着讨论的空间，但它始终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指标。而香港坚尼系数在2001年以后达到0.525，2006年高达0.533。2012年梁振英上任前夕，香港公布五年一度、用以量度社会贫富差距的坚尼系数（数值介乎0至1，高于0.4属警戒线，表示贫富差距出现问题）。当时公布2011年数据为0.537，创四十年新高。令香港成为已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但统计处就指出，数据未计算扣除税及福利转移，故不客观，经过「转移后」，香港坚尼系数为0.475。
然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认为，当某地方的坚尼系数达到0.4（0.4-0.59表示指数等级高），亦即达到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时，贫富差距两极的分化会较为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从而导致社会动盪。而近年政府的所谓「扶贫」都仅是以福利转移为手段，未见什么成效。所以，从经济方面看，香港早已埋藏着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长期的贫富不均，亦只会令这种不稳定性加剧。
而且，在政制发展方面，占中一役，各不退让，没有给有商有量半点空间，政治思维各走极端，警察大失民心，既给本土势力发展的养分，亦强化了社会的不穏定性，冲突其实是早晚会发生的事。
或许年初一、二是的暴乱是由于「多个熟食小贩在旺角朗豪坊对出的砵兰街摆档，被食物及环境卫生署职员驱赶，小贩不愿意离开，食环署职员要求警方协助，而本土派团体本土民主前线也号召支持者到场声援小贩，维护香港本土农历新年的街头夜市特色」而爆发的。
当时，大约三百名示威者与大批到场增援、配备防暴盾牌等装备的警察对峙，然后渐渐演变为暴乱。问题是：为什么在短短几小时内，本土民主前线便可以号召数百人到场支援？而且，及后也有部分看完电影的年青人加入。这现象是否反映了香港的社会，尤其在青少年间，积聚了相当的怨气呢？
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维护既得利益者的上层建筑。警察亦仅是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打手」。我们常常要问，既得利益者是否已经得到「太多」的利益，什至贫困者分享不到应得的一分。
通常贫困的人为了应付日常的生活已经是疲于奔命，他们很少出来骚动。而出来「搞事」却是那些争取「正义」，满怀热血的人。而如果连贫困的人也出来，相信社会已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
其实，贫困的人跟富裕的人一样，他们都希望社会稳定，因为稳定的社会能够为他们提供糊口的机会，但是，如果愈来愈多勤劳的人都是「搵朝唔得晩」，则香港要面对的问题是可以预见的。
相信今天涉事的「暴乱者」并不愿意受马克思的影响，什至是反对任何共产政权的色彩混进香港。但是，香港可能已经「孕育」出一批愿意以激烈手段「为穷人请命」，视法律和警察为维护政治和经济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工具。他们眼中的「正义」超越了「法治」和「穏定」的价值。当然，他们的想法是有问题的，暴力的手段亦是社会所不能够接受，也不应该容忍的。但是，如果要纠正他们的看法，或防止有更多人认同他们的想法。任何的当权者（包括建制与泛民）是否都有责任解决当前社会所面对的种种「深层次矛盾」，而不是去「制造矛盾」？
编按：叶敬德牧师为香港浸会大学校牧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