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二月九日凌晨旺角發生的暴亂事件是「徹頭徹尾的暴亂」。她認為暴亂似乎是有組織地衝擊警務人員，並呼籲各方勿再以政府管治問題等為藉口，為很小撮年輕人採取暴力行動作掩飾。她説：「包括說是一件小販管理事件，或者是一個政府管治的問題，甚至說是過去政改期間非暴力的佔中得不到結果，現在便無可避免出現這些暴力的行為，我覺得這些全部都是一些藉口來的，亦不要再為一些很小撮的年輕人去採取這些暴力的行動作掩飾」。
但是，為甚麼會在農曆年初一、二發生此「徹頭徹尾的暴亂」事件？對於我們這些迷信因果關係的人來説，實在不明白林鄭月娥究竟在説甚麼。而我相信，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説甚麼。
或許説暴亂是因為小販管理而引發的。為甚麼有人會在寒風下非法擺賣？是因為年年都有人在農曆年初擺賣，所以因應這種年初的擺賣文化來湊湊熱鬧？或是因為希望找緊機會多找一點應急錢？
政府為甚麼要急於執法呢？接到很多投訴？想達到完美的法治和秩序？（但農曆年初豈不是也有很多違例泊車嗎？）
相信政府認為執法是合法有理的，但是否合理合情則是另一回事。而且，豈不知農曆年擺賣已經是「本土」特色，執法既衝擊本土，引發回響？亦不會獲得體恤貧苦的人的支持。
在管治方面，當權者當然會否定在管治上出了問題。但暴亂的發生正是顯示了管治方面出現了某些問題。君不見政府的司局長民望低企？行政立法對立？社會撕裂？嚴重的貧窮懸殊？
事實上，我們的社會充斥著不穩定的因素。就學的深受考試壓力的煎熬；青少年看不到值得他們奮鬥的前境；貧窮的人勤奮工作但生活坎坷；上班族常常要加班超時工作，大多卻僅得糊口；老年退休則失去生活的保障。
雖然學界對如何詮釋堅尼系數（Geni coefficient ）仍然存在著討論的空間，但它始終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指標。而香港堅尼系數在2001年以後達到0.525，2006年高達0.533。2012年梁振英上任前夕，香港公佈五年一度、用以量度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數值介乎0至1，高於0.4屬警戒線，表示貧富差距出現問題）。當時公佈2011年數據為0.537，創四十年新高。令香港成為已發達經濟體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但統計處就指出，數據未計算扣除稅及福利轉移，故不客觀，經過「轉移後」，香港堅尼系數為0.475。
然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組織認為，當某地方的堅尼系數達到0.4（0.4-0.59表示指數等級高），亦即達到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超過這條「警戒線」時，貧富差距兩極的分化會較為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從而導致社會動盪。而近年政府的所謂「扶貧」都僅是以福利轉移為手段，未見甚麼成效。所以，從經濟方面看，香港早已埋藏著社會不穩定的因素。長期的貧富不均，亦只會令這種不穩定性加劇。
而且，在政制發展方面，佔中一役，各不退讓，沒有給有商有量半點空間，政治思維各走極端，警察大失民心，既給本土勢力發展的養分，亦強化了社會的不穏定性，衝突其實是早晚會發生的事。
或許年初一、二是的暴亂是由於「多個熟食小販在旺角朗豪坊對出的砵蘭街擺檔，被食物及環境衛生署職員驅趕，小販不願意離開，食環署職員要求警方協助，而本土派團體本土民主前線也號召支持者到場聲援小販，維護香港本土農曆新年的街頭夜市特色」而爆發的。
當時，大約三百名示威者與大批到場增援、配備防暴盾牌等裝備的警察對峙，然後漸漸演變為暴亂。問題是：為甚麼在短短幾小時內，本土民主前線便可以號召數百人到場支援？而且，及後也有部分看完電影的年青人加入。這現象是否反映了香港的社會，尤其在青少年間，積聚了相當的怨氣呢？
馬克思認為，法律是維護既得利益者的上層建築。警察亦僅是維護既得利益者的「打手」。我們常常要問，既得利益者是否已經得到「太多」的利益，甚至貧困者分享不到應得的一分。
通常貧困的人為了應付日常的生活已經是疲於奔命，他們很少出來騷動。而出來「搞事」卻是那些爭取「正義」，滿懷熱血的人。而如果連貧困的人也出來，相信社會已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了。
其實，貧困的人跟富裕的人一樣，他們都希望社會穩定，因為穩定的社會能夠為他們提供糊口的機會，但是，如果愈來愈多勤勞的人都是「搵朝唔得晩」，則香港要面對的問題是可以預見的。
相信今天涉事的「暴亂者」並不願意受馬克思的影響，甚至是反對任何共產政權的色彩混進香港。但是，香港可能已經「孕育」出一批願意以激烈手段「為窮人請命」，視法律和警察為維護政治和經濟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工具。他們眼中的「正義」超越了「法治」和「穏定」的價值。當然，他們的想法是有問題的，暴力的手段亦是社會所不能夠接受，也不應該容忍的。但是，如果要糾正他們的看法，或防止有更多人認同他們的想法。任何的當權者（包括建制與泛民）是否都有責任解決當前社會所面對的種種「深層次矛盾」，而不是去「製造矛盾」？
編按：葉敬德牧師為香港浸會大學校牧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