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时德国科隆市内有多宗涉及性侵犯及强奸的案件。事件发生后,警方从开初表示涉案人具「北非及阿拉伯」相貌特征,到后来才正式公布约十人身份为寻求政治庇护者,外界大力批评警方态度暧昧,是因为政治正确而延误通报。右翼团体把矛头直指德国开放接收难民的政策。我们好奇,难民在是次科隆集体性罪行中是否成为备受责难的群体呢?以及,右翼团体的论述,在普遍社会的流通情况如何?香港基督徒学生运动(SCMHK)邀请了现于德国留学的成员黄千乐同学访问了一位基督徒,尝试了解是次案件。
这篇访问的受访者是十分寻常的人家,基本上就是特派员在身边随意找一个人来问,未必代表整体德国人的意见。然而受访者基督徒的身份,可以让我们把这些事件理解为宗教冲突前多想一步。这位受访者认为「难民」身份并不会驱使人成为性罪犯。性暴力可以是任何一种人的所为。不过,今次大规模的性暴力事件的确是近代德国社会未曾出现过的。
访问︰黄千乐
翻译︰蜜斯艾非
一、这样的集体性罪行发生,你觉得应该怪罪难民吗?
「在德国,我们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因此,难民会来到这里。但有一小批的难民做出一些违背德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行为,对本地的女性权利造成极大威胁。不过,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回『案件』,而非难民,以这件事来判断『难民等于坏人』的论述是不正当的。小部份难民的劣行确实影响了大众对难民群体的印象,但以偏概全是错误的做法,只会令事情演变得更复杂、更差。事实上,当时置身于其中的人须负上部份责任。他们目击这些恐怖罪行发生时,应该有相应行动(制止),但他们并无做到。」
二、警方推迟公布事件是否基于政治正确呢?
「政治正确……是的,是为了政治正确,一般来说,这是好的做法,但这次反而扩大了问题。由一开始说一群男人、北非和阿拉伯裔,到后来才说他们是难民。坊间的传闻和质疑制造了更多恐慌,令事件恶化起来。不过,我认为事实上即使公开(难民背景)资讯亦不会对事情有帮助。德国二战或更早时期出现的排外历史令传媒和政客对于未明朗的事件,往往不敢妄下政治判断。所以警方或政客都尽量做到政治正确,亦因而产生了其他的问题──延迟公布资讯。(例如,当事件发生后的初期,有更深入的资讯流出原本是好的,却被当作流言般。)」
三、女性主义者这次性罪行事件中是否出现了双重标准?
「我认为这样说是荒谬的,因为并非所有涉案是都是难民。他们应把焦点放回暴力的问题上,而非国籍或犯案人的背景。」
四、有些右翼组织游行「反难民」,你有什么想法?
「这些反对者应庆幸自己并没有处于难民的景况,只因我们没遇到战争,我们毋须浪荡四周。只要我们看看乌克兰的处境,随时都变得更差,这样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应该要有容身之处。右翼人士将问题简化,只从己身的观点出发。他们害怕,他们担心要放弃手上的利益(例如被分薄资源),这是不切实际的疑虑。这些担忧根本不符合我们的现况……(现时)我们经常都在讨论出生率下降这议题。有些难民的背景本身拥有很好的条件,他们能贡献社会,带来经济效益,所以右翼的忧虑并不理性。
「但难民政策需要有一个平衡,我们不能接受过多的难民人数,即使接收所有难民亦不会解决他们本身国家的问题。但同时,我们对于他们的困窘需负上一定的责任(我们有份售卖武器)。」
五、你本身认识阿拉伯朋友吗?
「有!相当多!专业人士、学生……每个人都不一样。PEGIDA(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sation of the Occident,『爱国欧洲人反对伊斯兰化』)社会运动的出现相当吊诡,德国明明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群体。很荒谬……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但受访者其实也听过一些关于阿拉伯文化问题的故事:「试过有中学有一班是为难民而开设的,有男有女共八个年轻人。其中有三个阿拉伯少年对班内的女同学作出一些性骚扰的行为。老师在告诫后无法容忍当中犯了三次的其中两位男同学,于是将其退学。这些事情是有的,我们须要非常严谨地持守我们的价值观,若果某些人尝试潜越界线,我们须要让他们明白后果。假如法律制度无法及时惩处,将会发出一个错误信息,犯错者会认为有机可乘。但上述事件当然不会经常发生,例如我学校的女教师都极受尊重。然而我知道在有一些阿拉伯的家庭里,女性不会得到如男性般的平等地位。」
六、作为基督徒,容易与穆斯林和平共处吗?
「容易!我觉得跟穆斯林做朋友比起一些『进取』(aggressive)的传教者更容易,任何宗教也好,如果你尝试说服别的宗教者转头你的宗教,等如告诉他,自己的宗教其实比他更所信的更有价值,这就是进取的传教者。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我会尝试解释,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否相信是他个人的选择。」
访问过程中,黄千乐分享了香港教会的一些传教文化,受访者回应:「我教会都很期望有所增长,但不是以一种威吓的手段……总之,跟穆斯林做朋友绝对没有问题,大部份穆斯林亦不会视与基督徒结交是一个问题。」
七、你会担心基督教的文化会被伊斯兰教的文化所改变吗?
「不会。德国社会当下的宗教元素根本就愈来愈少……相信耶稣的人口早已经在下降,普遍而言,整个社会的宗教气氛都在减弱。我相信伊斯兰教在我们社会同样面对这个问题,愈来愈少人成为穆斯林。」
八、面对科隆的暴力事件怎样才是最好的应对?
「犯案者应得受到法律制裁。大众需要留意个人的安全。从政者和警察都要提高意识,我们要面对法律的强弱度,社会治安等的危机。我们也要汲取是次教训,假如周边发生这种事件,要加以阻止。
「总结而言,这次事件相当复杂,处理事件没有捷径可循。我们要有心理准备随时面对这种事件发生于我们的生活当中,要有自处的方法。但这次事件不是难民的问题,我们要懂得区分这是在数以十万人中少数的犯案者。」
九、延伸部份——黄千乐亦尝试就事件访问其德文课老师,了解德国人的看法:
「我认为这不是难民问题。德国接收难民早已不是一个需要讨论题目,现时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他们(寻求庇护者)现时的状况并未得到更好的处理:所住的环境很恶劣、没有工作、被迫长时间留在狭少的居住空间等等,一切令人抓狂的状况,当你了解到这样的状况,或多或少会明白到问题何以会出现。假如我们尝试组织得更好,我们理应有足够能力接收更多人。但现时学校不足、为难民而设的班级不足……加上德国的政策本身存在矛盾,在接收更多难民的同时,亦派出多架战机于这些地方……根本就是双重标准。」
后记︰本篇访问是在繁忙的课业之间抽空完成。或许不如专业记者般全面,但希望从基督徒学生的角度提供一个视点。特别鸣谢正在德国打工的香港女生蜜斯艾非协助翻译。
(「颸风」为SCMHK 2015-16年执委会)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