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時德國科隆市內有多宗涉及性侵犯及強姦的案件。事件發生後，警方從開初表示涉案人具「北非及阿拉伯」相貌特徵，到後來才正式公佈約十人身份為尋求政治庇護者，外界大力批評警方態度曖昧，是因為政治正確而延誤通報。右翼團體把矛頭直指德國開放接收難民的政策。我們好奇，難民在是次科隆集體性罪行中是否成為備受責難的群體呢？以及，右翼團體的論述，在普遍社會的流通情況如何？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SCMHK）邀請了現於德國留學的成員黃千樂同學訪問了一位基督徒，嘗試了解是次案件。
這篇訪問的受訪者是十分尋常的人家，基本上就是特派員在身邊隨意找一個人來問，未必代表整體德國人的意見。然而受訪者基督徒的身份，可以讓我們把這些事件理解為宗教衝突前多想一步。這位受訪者認為「難民」身份並不會驅使人成為性罪犯。性暴力可以是任何一種人的所為。不過，今次大規模的性暴力事件的確是近代德國社會未曾出現過的。
訪問︰黃千樂
翻譯︰蜜斯艾非
一、這樣的集體性罪行發生，你覺得應該怪罪難民嗎？
「在德國，我們尊重所有人的權利，因此，難民會來到這裡。但有一小批的難民做出一些違背德國主流社會價值觀的行為，對本地的女性權利造成極大威脅。不過，我們應該把焦點放回『案件』，而非難民，以這件事來判斷『難民等於壞人』的論述是不正當的。小部份難民的劣行確實影響了大眾對難民群體的印象，但以偏概全是錯誤的做法，只會令事情演變得更複雜、更差。事實上，當時置身於其中的人須負上部份責任。他們目擊這些恐怖罪行發生時，應該有相應行動（制止），但他們並無做到。」
二、警方推遲公佈事件是否基於政治正確呢？
「政治正確……是的，是為了政治正確，一般來說，這是好的做法，但這次反而擴大了問題。由一開始說一群男人、北非和阿拉伯裔，到後來才說他們是難民。坊間的傳聞和質疑製造了更多恐慌，令事件惡化起來。不過，我認為事實上即使公開（難民背景）資訊亦不會對事情有幫助。德國二戰或更早時期出現的排外歷史令傳媒和政客對於未明朗的事件，往往不敢妄下政治判斷。所以警方或政客都盡量做到政治正確，亦因而產生了其他的問題──延遲公佈資訊。（例如，當事件發生後的初期，有更深入的資訊流出原本是好的，卻被當作流言般。）」
三、女性主義者這次性罪行事件中是否出現了雙重標準？
「我認為這樣說是荒謬的，因為並非所有涉案是都是難民。他們應把焦點放回暴力的問題上，而非國籍或犯案人的背景。」
四、有些右翼組織遊行「反難民」，你有甚麼想法？
「這些反對者應慶幸自己並沒有處於難民的景況，只因我們沒遇到戰爭，我們毋須浪蕩四周。只要我們看看烏克蘭的處境，隨時都變得更差，這樣被迫離開家園的人應該要有容身之處。右翼人士將問題簡化，只從己身的觀點出發。他們害怕，他們擔心要放棄手上的利益（例如被分薄資源），這是不切實際的疑慮。這些擔憂根本不符合我們的現況……（現時）我們經常都在討論出生率下降這議題。有些難民的背景本身擁有很好的條件，他們能貢獻社會，帶來經濟效益，所以右翼的憂慮並不理性。
「但難民政策需要有一個平衡，我們不能接受過多的難民人數，即使接收所有難民亦不會解決他們本身國家的問題。但同時，我們對於他們的困窘需負上一定的責任（我們有份售賣武器）。」
五、你本身認識阿拉伯朋友嗎？
「有！相當多！專業人士、學生……每個人都不一樣。PEGIDA（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sation of the Occident，『愛國歐洲人反對伊斯蘭化』）社會運動的出現相當弔詭，德國明明有為數不少的穆斯林群體。很荒謬……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害怕甚麼。」但受訪者其實也聽過一些關於阿拉伯文化問題的故事：「試過有中學有一班是為難民而開設的，有男有女共八個年輕人。其中有三個阿拉伯少年對班內的女同學作出一些性騷擾的行為。老師在告誡後無法容忍當中犯了三次的其中兩位男同學，於是將其退學。這些事情是有的，我們須要非常嚴謹地持守我們的價值觀，若果某些人嘗試潛越界線，我們須要讓他們明白後果。假如法律制度無法及時懲處，將會發出一個錯誤信息，犯錯者會認為有機可乘。但上述事件當然不會經常發生，例如我學校的女教師都極受尊重。然而我知道在有一些阿拉伯的家庭裡，女性不會得到如男性般的平等地位。」
六、作為基督徒，容易與穆斯林和平共處嗎？
「容易！我覺得跟穆斯林做朋友比起一些『進取』（aggressive）的傳教者更容易，任何宗教也好，如果你嘗試說服別的宗教者轉頭你的宗教，等如告訴他，自己的宗教其實比他更所信的更有價值，這就是進取的傳教者。如果有人問我為甚麼成為基督徒，我會嘗試解釋，這不是一個問題，但是否相信是他個人的選擇。」
訪問過程中，黃千樂分享了香港教會的一些傳教文化，受訪者回應：「我教會都很期望有所增長，但不是以一種威嚇的手段……總之，跟穆斯林做朋友絕對沒有問題，大部份穆斯林亦不會視與基督徒結交是一個問題。」
七、你會擔心基督教的文化會被伊斯蘭教的文化所改變嗎？
「不會。德國社會當下的宗教元素根本就愈來愈少……相信耶穌的人口早已經在下降，普遍而言，整個社會的宗教氣氛都在減弱。我相信伊斯蘭教在我們社會同樣面對這個問題，愈來愈少人成為穆斯林。」
八、面對科隆的暴力事件怎樣才是最好的應對？
「犯案者應得受到法律制裁。大眾需要留意個人的安全。從政者和警察都要提高意識，我們要面對法律的強弱度，社會治安等的危機。我們也要汲取是次教訓，假如周邊發生這種事件，要加以阻止。
「總結而言，這次事件相當複雜，處理事件沒有捷徑可循。我們要有心理準備隨時面對這種事件發生於我們的生活當中，要有自處的方法。但這次事件不是難民的問題，我們要懂得區分這是在數以十萬人中少數的犯案者。」
九、延伸部份——黃千樂亦嘗試就事件訪問其德文課老師，了解德國人的看法：
「我認為這不是難民問題。德國接收難民早已不是一個需要討論題目，現時的問題是如何處理。他們（尋求庇護者）現時的狀況並未得到更好的處理：所住的環境很惡劣、沒有工作、被迫長時間留在狹少的居住空間等等，一切令人抓狂的狀況，當你了解到這樣的狀況，或多或少會明白到問題何以會出現。假如我們嘗試組織得更好，我們理應有足夠能力接收更多人。但現時學校不足、為難民而設的班級不足……加上德國的政策本身存在矛盾，在接收更多難民的同時，亦派出多架戰機於這些地方……根本就是雙重標準。」
後記︰本篇訪問是在繁忙的課業之間抽空完成。或許不如專業記者般全面，但希望從基督徒學生的角度提供一個視點。特別鳴謝正在德國打工的香港女生蜜斯艾非協助翻譯。
（「颸風」為SCMHK 2015-16年執委會）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