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多国、俄罗斯和中东国家等已参与针对极端武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的联合空袭军事行动。随着这将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对冲的「暴力升级漩涡」（spiral of escalated violence）－－这背后的幽暗邪恶属灵势力－－的力量渐渐增强 （见笔者文章〈西方空袭，助长IS〉，刊《信报》，二○一五年十二月八日），二○一六年美国总统选举将上台的基督现实主义决策者便有可能要面对进一步军事手段（如地面出兵）这带来不可逆转后果的战争政策决定，或会为更多升级暴力而面对更多和持续的国内外争议和多面向压力。
本文尝试退后一步，从身为德国一战战败后为重建国家而焦急的「德国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创党党徒和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死前深切体会才能写出的「政治召命论」入手，易地而处地为当今基督现实主义反恐决策者寻找一伦理支点去适度而为，能够坚韧持久地有效抵抗这些多面向压力，并能长期持续地冷静应对各种争议和疏导内外冲突。
国家政治和基督信仰之间的伦理矛盾
韦伯于一九一九年文章〈以政治作为召命〉（Politics as a Vocation〔1919〕）的开始，便将「召命」（vocation）这源自基督教信仰的属灵实践与国家政治实践尝试结合。笔者认为，韦伯一方面为回应一战德国战败后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在苏俄的兴起，另一方面则间接授权了将基督信仰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结合的尝试。这却不经意地为基督现实主义学说提出理论基础，也暴露了两种伦理之间存在的核心矛盾。
由于以国家政治为业者的「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实践目标是要去「垄断合法使用武力」（monopolization of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force），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便自然地要同时夺取制宪和立法权力，才可一方面有效防止和打击「国家敌人」（enemy of the state）夺取合法使用武力的无上权力，另一方面则能确保以政治为业者能有法律依据去垄断和使用武力才可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
所以韦伯认为「国家政治的决定性手段就是暴力」（'The decisive means for politics is violence') 1 ；政治目的会合理化一切手段的可能，因为暴力本质是具违反道德规範和超越法则的特性，它所以是最自由，最具破坏性，也是最无法无天的。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赞同与否，这是一个地上权势现实，也是自古以来在不同文明和国家运作着的一种具恒久吊诡伦理。
换句话说，国家政治是一个完全相对和无序的世界，基督现实主义从政者只可从多个邪恶中去选择那「较小邪恶」（lesser evil）作决策并面对其后果（见：龚立人着〈政治与人格——写给参与议会选举的从政人〉，刊《时代论坛》一四七三期，二○一五年十一月廿二日）。韦伯所以说：
「谁想参与政治作为召命便须认清这伦理的吊诡。我重复，他容让自己被多股『邪恶残酷的力量』（diabolic forces）卷入那具潜伏的暴力里。那些人类高尚情操和真善美所源自的拿撒肋人（耶稣）、亚斯斯的（圣方济）或那来自印度皇族堡垒的（佛陀释迦牟尼）并不以暴力为政治手段去操作。他们的国度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纵然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工作。那些为自己或别人寻求灵魂救赎的人不应该在政治场域中寻求，因为政治的任务只能透过暴力解决。政治的天才或魔鬼与（基督）教会所表达的神的爱是存在内在张力。而这张力则每时每刻带来不可复和的斗争和冲突。」2
可想而知，以基督徒身份去建设国家这过程是无可避免地充满了暴力和邪恶，实与「基督和平主义」（Christian pacifism）中着重耶稣基督「登山宝训」（Sermon of the Mount）中导人要去「爱敌人」的核心教导背道而驰，并无法与此伦理调和。
德意志基督现实主义
跟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论」（Two Kingdoms Doctrine）相呼应，韦伯认同早期基督徒所提出的「世界已为恶魔管辖着」（'the world is governed by demons’）的观点。3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以政治为召命时，她／他便无可避免地要为得到权力及以暴力为手段的原因，去与那些「邪恶残酷的权势」（diabolical powers）接轨、互动和周旋。4 他便要接受「善」（good）的行为结果并不必定是「善」，「恶」（evil）的行为结果也并不必然是「恶」。现实却往往是相反；正如中国人所言：「杀人放火金腰带，建桥修路没尸骸。」
然而，就是在这无间断的是非黑白颠倒、内在矛盾、张力和国际冲突的暴力漩涡炼狱受苦当中，韦伯可能认为以政治为业者可于国家权势内见证信仰时活出召命。他们便能有智慧去顺贴着各种不择手段和残酷暴力的政治常态氛围中，省察包容承载国内外争议的不同基督政治伦理；即于以个人于国家见证为本的「基督现实主义」伦理和以群体于教会见证为本的「基督和平主义」伦理之间的冲突上「走钢线」。
如韦伯说，于谦卑、踏实和无亢奋地顺贴着各种邪恶权势政治现实和残酷暴力而为时，那最能沉得住气的和最不被自身成败荣辱捆绑的政治为业者便能有自由作合宜决策——他便能安然说：「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5 因为他已能确定自己的决定已与他的属天召命同出一辙。而他也能平安地去面对死后必然来临的最终审判及接受那不可逆转的判决。由于他已看透生死荣辱，他便能无有恐惧地与那些「邪恶残酷权势力量」时合作时对峙时冲突。
政策建议
如是这样，集光明和黑暗一身的基督现实主义者或已找到了一伦理支点去走进那充满了无序暴力和相对诡称的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场域之内。于别无选择的时候，他们便可以于各种争议和压力之下作出那「较小邪恶」的决定，纵然他也要使用武力去应对国内外的「敌人」。这基督现实主义伦理对应付「伊斯兰国」的「哈里发军阀政治」（caliphate-warlord politics）或有以下政策意义。
一、这种基督现实主义者能更平衡地正视国内外的「邪恶残酷权势力量」的同时存在。她便能看通「伊斯兰国」意图是利用被它激发的「西方VS穆斯林」的民粹怨愤仇恨去泡制促成的「二元对立怨愤」（dualistic grievances）已在西方社会和穆斯林人口中滋长。所以，反恐决策者便要双管齐下地去强化国内外民众对恐怖主义者的真正意图的解说和教育。一方面要监控国内外的右翼民粹主义和恐怖主义，另一方面要强化国内外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了解交流，收窄「伊斯兰国」可利用「西方VS伊斯兰」这二元建构可作的民粹对冲空间。
二、西方于中东地区所进行的军事行动的同时，应特别注意介入所间接造成更多「怨愤组群」（aggrieving groups）的社会后果。纵使遥控空袭能有效打击恐怖份子，但是所造成的家庭和社会伤害是一个不能否定的事实。除了要强化难民政策和与当地政权合作提供人道救援、战区社会保障和家庭服务之外， 6更要开出去疏导这些内在怨愤的渠道，以免这些负面情绪成为被邪恶势力动员成为极端主义的能量。
三、我们要认清「伊斯兰国」所代表的哈里发军阀政治的战略目的已演变成以穆斯林怨愤仇恨去催生非穆斯林（如西方）的民间怨愤仇恨的邪恶做法。透过针对各国民间生活的跨国恐怖袭击，一个「跨国升级暴力漩涡」（transnational spiral of escalated violence）已形成。于主权国家仍主导的全球政治生活中，人类已无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充满暴力的邪恶残酷权势的较劲冲突之中。更可为的政策方向是如何将这怨愤仇恨漩涡的卷入力度减慢和止住，右翼民粹主义者和恐怖份子便自然渐失去动员力和民粹支点。
（作者为英国巴斯大学政治、语言和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