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多國、俄羅斯和中東國家等已參與針對極端武裝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的聯合空襲軍事行動。隨著這將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對沖的「暴力升級漩渦」（spiral of escalated violence）－－這背後的幽暗邪惡屬靈勢力－－的力量漸漸增強 （見筆者文章〈西方空襲，助長IS〉，刊《信報》，二○一五年十二月八日），二○一六年美國總統選舉將上台的基督現實主義決策者便有可能要面對進一步軍事手段（如地面出兵）這帶來不可逆轉後果的戰爭政策決定，或會為更多升級暴力而面對更多和持續的國內外爭議和多面向壓力。
本文嘗試退後一步，從身為德國一戰戰敗後為重建國家而焦急的「德國民主黨」（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創黨黨徒和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死前深切體會才能寫出的「政治召命論」入手，易地而處地為當今基督現實主義反恐決策者尋找一倫理支點去適度而為，能夠堅韌持久地有效抵抗這些多面向壓力，並能長期持續地冷靜應對各種爭議和疏導內外衝突。
國家政治和基督信仰之間的倫理矛盾
韋伯於一九一九年文章〈以政治作為召命〉（Politics as a Vocation〔1919〕）的開始，便將「召命」（vocation）這源自基督教信仰的屬靈實踐與國家政治實踐嘗試結合。筆者認為，韋伯一方面為回應一戰德國戰敗後共產主義和無神論在蘇俄的興起，另一方面則間接授權了將基督信仰倫理和國家政治倫理結合的嘗試。這卻不經意地為基督現實主義學說提出理論基礎，也暴露了兩種倫理之間存在的核心矛盾。
由於以國家政治為業者的「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實踐目標是要去「壟斷合法使用武力」（monopolization of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force），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便自然地要同時奪取制憲和立法權力，才可一方面有效防止和打擊「國家敵人」（enemy of the state）奪取合法使用武力的無上權力，另一方面則能確保以政治為業者能有法律依據去壟斷和使用武力才可維護國家利益和主權。
所以韋伯認為「國家政治的決定性手段就是暴力」（'The decisive means for politics is violence') 1 ；政治目的會合理化一切手段的可能，因為暴力本質是具違反道德規範和超越法則的特性，它所以是最自由，最具破壞性，也是最無法無天的。無論我們喜歡與否，贊同與否，這是一個地上權勢現實，也是自古以來在不同文明和國家運作著的一種具恆久弔詭倫理。
換句話說，國家政治是一個完全相對和無序的世界，基督現實主義從政者只可從多個邪惡中去選擇那「較小邪惡」（lesser evil）作決策並面對其後果（見：龔立人著〈政治與人格——寫給參與議會選舉的從政人〉，刊《時代論壇》一四七三期，二○一五年十一月廿二日）。韋伯所以說：
「誰想參與政治作為召命便須認清這倫理的弔詭。我重複，他容讓自己被多股『邪惡殘酷的力量』（diabolic forces）捲入那具潛伏的暴力裡。那些人類高尚情操和真善美所源自的拿撒肋人（耶穌）、亞斯斯的（聖方濟）或那來自印度皇族堡壘的（佛陀釋迦牟尼）並不以暴力為政治手段去操作。他們的國度並不屬於這個世界，縱然他們在這個世界中工作。那些為自己或別人尋求靈魂救贖的人不應該在政治場域中尋求，因為政治的任務只能透過暴力解決。政治的天才或魔鬼與（基督）教會所表達的神的愛是存在內在張力。而這張力則每時每刻帶來不可復和的鬥爭和衝突。」2
可想而知，以基督徒身份去建設國家這過程是無可避免地充滿了暴力和邪惡，實與「基督和平主義」（Christian pacifism）中著重耶穌基督「登山寶訓」（Sermon of the Mount）中導人要去「愛敵人」的核心教導背道而馳，並無法與此倫理調和。
德意志基督現實主義
跟馬丁路德的「兩個國度論」（Two Kingdoms Doctrine）相呼應，韋伯認同早期基督徒所提出的「世界已為惡魔管轄著」（'the world is governed by demons’）的觀點。3 所以，當一個基督徒以政治為召命時，她／他便無可避免地要為得到權力及以暴力為手段的原因，去與那些「邪惡殘酷的權勢」（diabolical powers）接軌、互動和周旋。4 他便要接受「善」（good）的行為結果並不必定是「善」，「惡」（evil）的行為結果也並不必然是「惡」。現實卻往往是相反；正如中國人所言：「殺人放火金腰帶，建橋修路沒屍骸。」
然而，就是在這無間斷的是非黑白顛倒、內在矛盾、張力和國際衝突的暴力漩渦煉獄受苦當中，韋伯可能認為以政治為業者可於國家權勢內見證信仰時活出召命。他們便能有智慧去順貼著各種不擇手段和殘酷暴力的政治常態氛圍中，省察包容承載國內外爭議的不同基督政治倫理；即於以個人於國家見證為本的「基督現實主義」倫理和以群體於教會見證為本的「基督和平主義」倫理之間的衝突上「走鋼線」。
如韋伯說，於謙卑、踏實和無亢奮地順貼著各種邪惡權勢政治現實和殘酷暴力而為時，那最能沉得住氣的和最不被自身成敗榮辱捆綁的政治為業者便能有自由作合宜決策——他便能安然說：「這是我的立場，我別無選擇。」5 因為他已能確定自己的決定已與他的屬天召命同出一轍。而他也能平安地去面對死後必然來臨的最終審判及接受那不可逆轉的判決。由於他已看透生死榮辱，他便能無有恐懼地與那些「邪惡殘酷權勢力量」時合作時對峙時衝突。
政策建議
如是這樣，集光明和黑暗一身的基督現實主義者或已找到了一倫理支點去走進那充滿了無序暴力和相對詭稱的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場域之內。於別無選擇的時候，他們便可以於各種爭議和壓力之下作出那「較小邪惡」的決定，縱然他也要使用武力去應對國內外的「敵人」。這基督現實主義倫理對應付「伊斯蘭國」的「哈里發軍閥政治」（caliphate-warlord politics）或有以下政策意義。
一、這種基督現實主義者能更平衡地正視國內外的「邪惡殘酷權勢力量」的同時存在。她便能看通「伊斯蘭國」意圖是利用被它激發的「西方VS穆斯林」的民粹怨憤仇恨去泡製促成的「二元對立怨憤」（dualistic grievances）已在西方社會和穆斯林人口中滋長。所以，反恐決策者便要雙管齊下地去強化國內外民眾對恐怖主義者的真正意圖的解說和教育。一方面要監控國內外的右翼民粹主義和恐怖主義，另一方面要強化國內外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了解交流，收窄「伊斯蘭國」可利用「西方VS伊斯蘭」這二元建構可作的民粹對沖空間。
二、西方於中東地區所進行的軍事行動的同時，應特別注意介入所間接造成更多「怨憤組群」（aggrieving groups）的社會後果。縱使遙控空襲能有效打擊恐怖份子，但是所造成的家庭和社會傷害是一個不能否定的事實。除了要強化難民政策和與當地政權合作提供人道救援、戰區社會保障和家庭服務之外， 6更要開出去疏導這些內在怨憤的渠道，以免這些負面情緒成為被邪惡勢力動員成為極端主義的能量。
三、我們要認清「伊斯蘭國」所代表的哈里發軍閥政治的戰略目的已演變成以穆斯林怨憤仇恨去催生非穆斯林（如西方）的民間怨憤仇恨的邪惡做法。透過針對各國民間生活的跨國恐怖襲擊，一個「跨國升級暴力漩渦」（transnational spiral of escalated violence）已形成。於主權國家仍主導的全球政治生活中，人類已無可避免地被捲入這充滿暴力的邪惡殘酷權勢的較勁衝突之中。更可為的政策方向是如何將這怨憤仇恨漩渦的捲入力度減慢和止住，右翼民粹主義者和恐怖份子便自然漸失去動員力和民粹支點。
（作者為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和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