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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李波失踪后，我一个人在柏林发起了一次牛油纸行动，用人传人的方法把香港的景况说开去。因为我们没有蝙蝠侠，只能靠每个个体一起努力拯救这个城市。
大学毕业以来，我都很积极参与社会，二○○九年开展了「卜TATTAT」民间二手书运动和「夏慢漫生活节」 寻找经济利益以外的生活可能性，并从反高铁开始积极参与社运。无论是伪文青类的生活实验，还是愤青类的社会运动，其实都离不开我的信仰。
我从三岁开始跟随耶稣，离开过又回来，从相信创造到明白爱，从自身与上帝的关系，到找到和世界的构连。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耶稣大概更新了我的视点，我看到他怎样看这个世界，怎么爱这个世界。福音书里，耶稣的爱总离不开怜悯和公义，但我城却愈发展愈不公。因为我很爱这城，一直很努力地参与更多，参与多了，感情又更深。起初，我总是充满希望、朝气勃勃、一股傻劲地走进其中，但年复年，香港不单变得更差，这几年更是急转直下，社会的不公平已经去到荒谬，看尽有权有地位有知识的人可以瞪着眼说出无人相信的谎话、谬论，心寒不已。
世界的恶正在于人不能是其是、非其非，公义就慢慢崩毁下去。占领运动结束后，无力感厚厚地浓罩住很多香港人，我是其中一员。我当然知道自己看不破神的格局，理性上知道掌权的是他。但我灰心得看不到任何希望，爱与和平的动机一时被负能量遮敝得很严重。
直至我看到冯炜文先生的文章〈配角的生命塑造〉，突然又醒觉过来，我正是他所言的那种在社运中未能全身而退的弟兄姊妹，不知不觉间变得「苦怨，失去美丽光采」。于是，我承他所言，重新调较自身的眼光，仅记自己是大时代里的配角，明白限制，重新出发。
去年九月伊始，我赶上了三十岁的死线，开展了德国的工作假期，我是带着上述的心情走上这趟德国之旅，每天都想着如何把丰富的经历回馈我城。因为挂念香港，我每天都留意香港的状况，紧贴香港大学副校遴选、区议会选举、TSA、版权条例……愈看就愈心酸，但这些情况也不是一时三刻能够改变。
但想不到年尾来一单震惊十三亿人的新闻，还未有一地两检已经有香港人怀疑被公安掳回大陆，原因竟然是在香港卖大陆不能出版的书，新的一年就在这样的白色雾霾之中开展，谈何快乐。无论是警方或高官的回应都太异常，加上同一书店的五个股东或员工同告消失，很难相信和内地无关。
假如这是一次对言论自由的威吓，我们这一代基督徒生于这样的乱世，有种什么责任呢？
早前听到循道卫理香港堂两年前的一篇讲道，题目是《终结与再生》，当时在香港炒得热哄哄的是电视发牌的问题，两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处境没有最差，只有更差。这篇道因此而没有过时，看来适用于未来十年不断重温。讲员以路加福音廿一章5至9节提醒，基督徒在纷乱中的责任就是立定心意作见证，并且忍耐。
怎样见证呢？于我看来是努力维护公义，站在弱者一方，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看到李波太太的徬徨，香港制度濒临崩溃，还可以选择沉默吗？连同宿的内地室友都跟我说：如果连香港都失去言论自由就真的可怕、很可怜。
我思考自己可以怎样发声时，看到学民思潮的周庭用英文录制影道出事件，希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其实也不用复杂，每个人用自己最擅长的方法做点小事，或会有意想不到的迴响。我就简单地画了一幅海报，翌日走到柏林洪堡图书馆里拿着海报默站，有人驻足细看，就跟他解释香港的情况，并请他们拍照以及帮手广传，就这样进行了三小时，讲了十数遍，就这样传到香港了。
来到德国自然回顾了很多犹太人被残害的历史，很多人爱引用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 的比喻，提醒什至嘲讽在大事大非上沉默的基督徒：「起初纳粹党人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不要忘记，德国也有一个叫潘霍华的神学家为暗杀希特拉的行动而牺牲了。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沉默的，有些可能只是被沉默了。
在今日还可发声的香港，我们要努力呐喊。
（编按：寄自德国，标题为编者所拟。）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6.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