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下載自作者Facebook專頁）
知道李波失蹤後，我一個人在柏林發起了一次牛油紙行動，用人傳人的方法把香港的景況說開去。因為我們沒有蝙蝠俠，只能靠每個個體一起努力拯救這個城市。
大學畢業以來，我都很積極參與社會，二○○九年開展了「卜TATTAT」民間二手書運動和「夏慢漫生活節」 尋找經濟利益以外的生活可能性，並從反高鐵開始積極參與社運。無論是偽文青類的生活實驗，還是憤青類的社會運動，其實都離不開我的信仰。
我從三歲開始跟隨耶穌，離開過又回來，從相信創造到明白愛，從自身與上帝的關係，到找到和世界的構連。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耶穌大概更新了我的視點，我看到他怎樣看這個世界，怎麼愛這個世界。福音書裡，耶穌的愛總離不開憐憫和公義，但我城卻愈發展愈不公。因為我很愛這城，一直很努力地參與更多，參與多了，感情又更深。起初，我總是充滿希望、朝氣勃勃、一股傻勁地走進其中，但年復年，香港不單變得更差，這幾年更是急轉直下，社會的不公平已經去到荒謬，看盡有權有地位有知識的人可以瞪著眼說出無人相信的謊話、謬論，心寒不已。
世界的惡正在於人不能是其是、非其非，公義就慢慢崩毀下去。佔領運動結束後，無力感厚厚地濃罩住很多香港人，我是其中一員。我當然知道自己看不破神的格局，理性上知道掌權的是祂。但我灰心得看不到任何希望，愛與和平的動機一時被負能量遮敝得很嚴重。
直至我看到馮煒文先生的文章〈配角的生命塑造〉，突然又醒覺過來，我正是他所言的那種在社運中未能全身而退的弟兄姊妹，不知不覺間變得「苦怨，失去美麗光采」。於是，我承他所言，重新調較自身的眼光，僅記自己是大時代裡的配角，明白限制，重新出發。
去年九月伊始，我趕上了三十歲的死線，開展了德國的工作假期，我是帶著上述的心情走上這趟德國之旅，每天都想著如何把豐富的經歷回饋我城。因為掛念香港，我每天都留意香港的狀況，緊貼香港大學副校遴選、區議會選舉、TSA、版權條例……愈看就愈心酸，但這些情況也不是一時三刻能夠改變。
但想不到年尾來一單震驚十三億人的新聞，還未有一地兩檢已經有香港人懷疑被公安擄回大陸，原因竟然是在香港賣大陸不能出版的書，新的一年就在這樣的白色霧霾之中開展，談何快樂。無論是警方或高官的回應都太異常，加上同一書店的五個股東或員工同告消失，很難相信和內地無關。
假如這是一次對言論自由的威嚇，我們這一代基督徒生於這樣的亂世，有種甚麼責任呢？
早前聽到循道衛理香港堂兩年前的一篇講道，題目是《終結與再生》，當時在香港炒得熱哄哄的是電視發牌的問題，兩年後的今天，我們的處境沒有最差，只有更差。這篇道因此而沒有過時，看來適用於未來十年不斷重溫。講員以路加福音廿一章5至9節提醒，基督徒在紛亂中的責任就是立定心意作見證，並且忍耐。
怎樣見證呢？於我看來是努力維護公義，站在弱者一方，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看到李波太太的徬徨，香港制度瀕臨崩潰，還可以選擇沉默嗎？連同宿的內地室友都跟我說：如果連香港都失去言論自由就真的可怕、很可憐。
我思考自己可以怎樣發聲時，看到學民思潮的周庭用英文錄製影道出事件，希望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其實也不用複雜，每個人用自己最擅長的方法做點小事，或會有意想不到的迴響。我就簡單地畫了一幅海報，翌日走到柏林洪堡圖書館裡拿著海報默站，有人駐足細看，就跟他解釋香港的情況，並請他們拍照以及幫手廣傳，就這樣進行了三小時，講了十數遍，就這樣傳到香港了。
來到德國自然回顧了很多猶太人被殘害的歷史，很多人愛引用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 的比喻，提醒甚至嘲諷在大事大非上沉默的基督徒：「起初納粹黨人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但不要忘記，德國也有一個叫潘霍華的神學家為暗殺希特拉的行動而犧牲了。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沉默的，有些可能只是被沉默了。
在今日還可發聲的香港，我們要努力吶喊。
（編按：寄自德國，標題為編者所擬。）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