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否取消小学三年级的全港系统性评估（TSA），不单成为走进父母家长生活圈的讨论话题，也在民间社会凝聚愈来愈大的主动关注：前有短短数天就收集得来的四万八千多个Facebook专页赞好；后有不同学校家长教师会的自发讨论和调查，以至在上周的立法会听证会上，有亲建制政党的成员试图以家长身份代表女儿学校的家长发言支持，却最终被该校家长教师会的客观问卷数字所否定──这都不是出于政策生态里的先立场后砌词的口齿便给，而是出于日常生活里发自经验与内心的迴响和呐喊。事件所见证的，是负责任的日常生活政治，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
事实上，当部份被评估者事前过份操练而使评估工具意义尽失，教育当局对取消相关评估却又犹豫不决，主事问责官员更缺席公听会，有偏听之嫌；事件发展下去，意义就不止于让香港社会再思「教育为什么」，更是政策持份者到底还受到多少尊重。
教育是持久的生命工程，总需要长远的规划，背后是制度的运作有序与自我调节。另一方面，成功的教育，由学生、老师到学校，都需要有自发与启发的动力和空间。制度与空间，就成了教育事业的永恒课题。回望TSA事件，评估本身原是制度得以自我调节的参考指标。然而，原先的良好意愿还是有种种扭曲异化的可能。在近期舆论所见，评估结果成了当局向个别学校施压的工具，几乎已是公开的秘密。当系统评估变成制度威胁，当信赖制度变成应付指标，最后达标操练成了孩子生活的主角。当中所造成的恶性循环，非单单诉诸香港社会的家长竞争心态，就可以给解释掉。
要让指标不再成为教育的全部，要改动的不单单是一个指标，还有制度背后的人心，家长如是，学校如是，官员更如是。移风易俗，非一时三刻的事情。但此时此刻，要纾缓初小学生超乎能力和需要的操练，尽快撤销小三TSA的确是最即时可行的一步。
在香港，教会群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办学力量，所要贯彻的，是耶稣基督那份摆上自己服事他人的精神（可十45）；因此总要常常自省，到底学生的利益是否放得够前，而制度又可有喧宾夺主。也以此与香港市民（包括教育官员）互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