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港大校委会否决委任陈文敏教授为学术及人事资源副校长，引来轩然大波，笔者可说「始料不及」，因为对于陈教授是否确为合适此职的人选，不讳言地，在某程度上，笔者是有保留的，不过并非因为先前某些校委会委员所说的「原因」，而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一、 虽然校委会主席于二○一三年曾大力游说陈文敏教授申请副校长一职，但当时是未有发生陈教授卷入占中捐款风波这事件的。
二、 关于学术及人事资源副校长的人选，相信一般校内师生及公众人士所合理期望的，应会包括该人选本身在其学术、判断、谨慎等方面，都是一直至今没被业界同侪及公众人士看为乃具颇大（又或不轻）争议的人物。
三、不过，作为当时法律学院院长的陈教授，卷入占中捐款风波，疏忽地（而非刻意隐瞒地）没有披露占中捐款的来源，其在这明显敏感的事情上，有欠谨慎（若按校方成立之审核委员会调查报告的用字，则是「其在处理有关款项时，偏离应有预期水平，或未有履行应有责任」），是会未能仍被公众看为可符合上面第二点说及有关对「谨慎」方面没受颇大争议之这个合理期望的，然而，遴选委员会的副校长人选推荐报告，却未有考虑到这方面。
四、并且，陈教授作为法律学者，却支持占中，其对《基本法》第四十五条文意的理解，跟香港大律师公会的理解看来大相迳庭，以及他似乎认为可以透过占中，带来《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的修改，这些都会是未能仍被公众看为可符合上面第二点说及有关对「学术与判断」方面没受颇大争议之合理期望的。
正如香港大律师公会于二○一四年十月八日发表的〈就法治及公民抗命发表的声明〉指出：「任何人不论对廿四年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所制订的宪制模式有何意见，有关选举制度前路的探讨，仍必须在基本法框架下进行，这是不容争议的原则。……就算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于二○一四年八月卅一日作出的决定何等不满，然而把宪制原则问题说成是『玩弄人的花招』或『琐碎的法律细节』，是对法治精神公开的诋毁，此等言论十分危险。」可见，陈教授在这课题上所显出的「学术与判断」，尽管在业界同侪中，也有颇大争议，然而，遴选委员会于二○一四年十二月的副校长人选推荐报告，却也未有考虑到这方面。
五、基于以上因素，以及基于港大本身人才济济，学术及人事资源副校长的适合人选，实在不会只得一人，别无他选。
最后，笔者对于校委会不委任陈教授为学术及人事资源副校长，被指为是对大学学术自由的干预，也有所保留，因为陈教授之没被委任于此职，并无损于他可继续以其本身「港大教授」的名义，自由地发表他于各方面的学术见解和文章，并与业界同侪互作自由学术交流与回应，以及可自由地在报章撰文，和接受传媒专访，并发表任何意见的。至于学术及人事资源副校长的权力，这也其实是不会影响得到大学之学术自由的。倘若有人指这是可会影响得到的话，则校委会委任陈教授于此职，岂不亦会被另一些人批评为可会影响得到某些与他意见不同之学者的学术自由吗？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