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委任副校长风波，演变成泄密事件，由学生校委的亲自披露，到电台流传的匿名录音，进而化成传媒与大学对簿公堂。今天，事件的影响範围一层一层扩散开去，香港社会必须摆上更高度的关注。
自九七以来，特区当权者和大专学界关系阴晴不定。对于当中的独立敢言声音，当权者已不止一次试图施压灭声。二○○○年港大民调风波，当时校方委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领导三人小组调查，揭示当权者透过大学校长及副校长向学者锺庭耀施压威胁「阴干」民调计划，香港社会大众仍然记忆尤新。今天风波出自校委会本身，种种迹象显示当权者插手其中，将一个杜撰出来的「党委书记」帽子扣到当事人身上，阻其升迁，最终的信息是日后本地学者的工作前途与其政治倾向挂钩，这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封杀，对香港的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空间造成极大的压力，亦从根本拖累本地大学招聘海外学者的能力。
事件的信息，并非单单指向大专学界。按种种具名及匿名披露的校委会资料所揭示的论争理据，恐怕连未受大学教育的市民都觉得并不妥当，以至啼笑皆非。可笑的背后却是令人扼腕的苍凉：连象牙塔也容不下独立敢言的知识份子声音，从前的独立思考要转軚用来替当权者帮腔作势，香港社会对整体大专学界制度的信任与尊敬既有所动摇，事件所导致的寒蝉效应，亦并非只是学界「专享」。
有指大学校委会会议内容被披露，本身就破坏保密协议，并不道德。保密安排本身有其实际用途，破坏协议当然不理想；然而当前社会大众对于大学能否坚守自主什感忧虑，大学当局不试图开诚布公以重建信任，却反其道而行入禀要求以后的会议内容都不能披露，连校委都在被告之列，如此一来公众只会得出当权者可以继续在黑箱背后打压异己任意妄为的推论。这对一众校委、学者学生、纳税人和整体社会，又是否公平，是否道德？
港大事件所牵动的自由，为《基本法》所保障的，只是昔日港人未有留意殖民时代留下的相关法例，容让当权者有机会直接插手其实属于院校自主的事务；到当权者尽用手上权力来排除异己，香港社会所能守的险就只有学界、舆论与人民的呼声。自由并非为善的唯一条件，没有自由一样要行善，却常常更为艰难，以至公义难寻。一个社会的各项自由，由言论新闻到学术宗教，均互相关连，唇亡齿寒。本地大专院校会否成为香港自毁长城的最大一道缺口？作为社会的守望者，作为民间社会的重要一员，香港教会不单要在祷告中记念，也应鼓励会众关心，让空间得保，让光照人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