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委任副校長風波，演變成泄密事件，由學生校委的親自披露，到電台流傳的匿名錄音，進而化成傳媒與大學對簿公堂。今天，事件的影響範圍一層一層擴散開去，香港社會必須擺上更高度的關注。
自九七以來，特區當權者和大專學界關係陰晴不定。對於當中的獨立敢言聲音，當權者已不止一次試圖施壓滅聲。二○○○年港大民調風波，當時校方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領導三人小組調查，揭示當權者透過大學校長及副校長向學者鍾庭耀施壓威脅「陰乾」民調計劃，香港社會大眾仍然記憶尤新。今天風波出自校委會本身，種種跡象顯示當權者插手其中，將一個杜撰出來的「黨委書記」帽子扣到當事人身上，阻其升遷，最終的信息是日後本地學者的工作前途與其政治傾向掛鉤，這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封殺，對香港的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空間造成極大的壓力，亦從根本拖累本地大學招聘海外學者的能力。
事件的信息，並非單單指向大專學界。按種種具名及匿名披露的校委會資料所揭示的論爭理據，恐怕連未受大學教育的市民都覺得並不妥當，以至啼笑皆非。可笑的背後卻是令人扼腕的蒼涼：連象牙塔也容不下獨立敢言的知識份子聲音，從前的獨立思考要轉軚用來替當權者幫腔作勢，香港社會對整體大專學界制度的信任與尊敬既有所動搖，事件所導致的寒蟬效應，亦並非只是學界「專享」。
有指大學校委會會議內容被披露，本身就破壞保密協議，並不道德。保密安排本身有其實際用途，破壞協議當然不理想；然而當前社會大眾對於大學能否堅守自主甚感憂慮，大學當局不試圖開誠布公以重建信任，卻反其道而行入稟要求以後的會議內容都不能披露，連校委都在被告之列，如此一來公眾只會得出當權者可以繼續在黑箱背後打壓異己任意妄為的推論。這對一眾校委、學者學生、納稅人和整體社會，又是否公平，是否道德？
港大事件所牽動的自由，為《基本法》所保障的，只是昔日港人未有留意殖民時代留下的相關法例，容讓當權者有機會直接插手其實屬於院校自主的事務；到當權者盡用手上權力來排除異己，香港社會所能守的險就只有學界、輿論與人民的呼聲。自由並非為善的唯一條件，沒有自由一樣要行善，卻常常更為艱難，以至公義難尋。一個社會的各項自由，由言論新聞到學術宗教，均互相關連，唇亡齒寒。本地大專院校會否成為香港自毀長城的最大一道缺口？作為社會的守望者，作為民間社會的重要一員，香港教會不單要在禱告中記念，也應鼓勵會眾關心，讓空間得保，讓光照人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