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在不同时期和社会处境，屡次曾就选举委员会中基督教现占的十席（简称「选委十席」）之存废提出讨论，可是皆未获教内的关注。经过去年长达七十九天的「雨伞运动」、在政改拉倒后，教内外的主流气氛对特首选举安排原地踏步，却反而更加甘之如饴，一千二百人选委会的存在现实比之前更巩固，丝毫没有被动摇。因此，我们欣见陈韦安博士前后五篇鸿文（编按：参一四五三至一四五七期「时代‧粉红」专栏文章：〈教会应该弃席吗？（一）〉、〈为何我喜欢港式奶茶多于港式侯派？（一）、（二）、（三）〉、〈教会应该弃席吗？（二）〉），衷心感谢、并欢迎他为「选委十席」此议题注入了新的火花。韦安兄的文笔庄谐并重，激辩中不失幽默，是我们欣赏的；特别是他并非像一些论者般，单纯从政治得失的务实计算出发，而是以神学确信来想像教会的在世使命。
只可惜，韦安兄似乎在执笔前未及细读我们几篇相关的文章：〈基督徒应否参与小圈子选举？：神学反省与教会实践（上）、（下）〉、〈无权者的长期抗命：后占中与香港教会〉、〈基督徒伦理与政治妥协：试以政改为例〉等，以致在他的论述中有张冠李戴和捕风捉影之嫌。但无论如何，他的诘问恩赐了一个美好的对话机会，让我们可以将之前提出的论点再整合、更新，期望能够将自己的看法向香港众教会说得更明白。
一、如此我信
韦安兄其一失误是以「港式侯派」这个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作为虚构的批判对象，未能严肃地对待对手的文本、观点和论证，其治学态度稍令笔者们感到遗憾。
「港式侯派」这个标签源自社交网络不需负上言责和廉价的「五毛」留言，使用者大概最少分两大类。有些人，根本完全不懂，也不打算认真阅读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又想低成本地议论一番；为安全起见而先戴头盔，但他们根本讲不出，「港式侯派」如何「港式」和有几「侯派」？另一些人，自命更了解正宗侯式思想，反过来批评「港式侯派」曲解了侯氏，但他们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文章去阐述他们对侯氏的诠释，更不曾认真引用和深入参考过侯氏的着作。正如邵樟平老师在〈当港式奶茶遇上侯活士〉指出，这类信口开河的评论，对侯氏本人什为不公。冯炜文老前辈在〈港式冯派〉，更加谦厚地列出了一份供阅读的书目，代我们敦请批评者自己先做好功课。
韦安兄粗疏笼统地，将争取放弃选委十席，与「港式侯派」的神学立场画上等号，更加是对去年十月，发起〈基督教界对梁振英先生言论的回应〉网上联署的一百五十二位神学院老师、教牧和信徒极大的不敬， 1因为这些同样主张教会应该主动放弃选委十席的同道，绝大部份与「港式侯派」扯不上任何关系，有些什至一直就是「港式侯派」的对手或诤友。韦安兄将「弃席」讲成是一小撮「港式侯派」的神学偏好和私人议程，既是太抬举我们，也太轻视这一百五十二人的广泛性和多元性。韦安兄大概更加没有留意到，联署发起人还包括负责提名教内选委的基督教协进会现任主席袁天佑牧师和现任总干事蒲锦昌牧师，以及当年主张以「教内普选」形式推举基督教选委的卢龙光牧师等。「自愿弃席」是有跨宗派支持，超越其他神学和政治分歧的共同愿景，不是几个所谓「港式侯派」，异想天开的个人玩意，联署发起人也不是受了「港式侯派」的蛊惑教唆而盲从附和。
所以，就算韦安兄驳倒他心目中的「港式侯派」，也不代表推翻联署所主张的立场。联署的理据并非任何「港式侯派」的神学信条，而是简单易明的普世价值：「民主精神在于肯定每个公民拥有普及而平等的选举权，而非均衡参与」。声明呼吁：「宗教界应主动提出放弃选委会或提委会中的宗教界议席，积极争取人人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实践宗教对人性尊严的信念」。所以，教会甘愿弃席就是以身作则，表达我们反对特权，向不义说不。
「港式侯派」这个标签制造另一极大的误会，就是令人误以为，我们是侯活士的追随者。因此，必须严正澄清，侯氏所信、所思、所言和所行，对我们并不具有任何权威性。我们尊敬这位主内弟兄，因为他是追随基督窄路上的先行者；按侯活士自己的讲法，他是我们的「圣徒」，意思是：从他的生平学说，我们学习到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门徒。除了侯活士以外，我们还有众多别的同路人，大家都同饮一源，就是彻底的宗教改革（Radical Reformation）。因此，我们会采用浸信会神学家麦干顿（James Wm. McClendon, Jr）所提出细楷b的baptist，自称为「信浸者」。
麦干顿所说的信浸者，不是一班自我发明、自命比别的基督徒更忠信的小群教派，不是以恢复原始教会生活为标榜的原教旨主义者。信浸者系于二千年的教会传统，麦干顿以「信浸者视象」（baptist vision）道出这种拥有彻底大公性（radical catholicity）的确信：「这就是那，那时就是现在」（This is that; then is now），目下的教会就是当日的使徒教会，也同时是终末的时候面对审判，在新天新地与主同在的教会。 2换言之，主耶稣对使徒的吩咐，也是对所有基督徒说的，没有此一时、彼一时的差别；所有基督徒都同样被呼召在旧世界活出新世代，教会这个具有终末向度的群体是可行的，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新世代已经开始来临，而且教会有圣灵的帮助。信浸者不会像基督徒务实主义者（Christian realists）一样，受困于理想与现实、原则与处境，并在永恒的拉扯张力中互相抵消。「信浸者视象」不单是一条诠释圣经的格言——圣经实在论（Biblical realism）——更是基督徒这个被文本致吁（addressed by the text）的群体，实行出（performing）福音故事的「生命之道」。作为信浸者，我们不会轻易地妥协和俯就现实，将圣经的教导搁置，更不会认为主耶稣的吩咐（例如：爱仇敌）是不切实际或者不合时宜。耶稣的言行品性，对信浸者的生活有规範的权威，「不可行」、「无用」或「唔work」等，不过只是违背基督的借口而已。 3
「信浸者视象」同时就是我们的伦理、神学和见证：「教会若要真正成为教会，该如何活？」；「教会必须教导什么，方能成为教会？」；「教会怎样在世界中获取其位置，方能成为教会？」。本文将以麦干顿《系统神学》三部曲这个框架，来回应韦安兄，以釐清我们彼此之间在这三个层面的分歧。
二、伦理：原则、权宜、辨识
韦安兄对「港式侯派」的伦理批判，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同坊间的刻板形象一样，韦安兄以为「港式侯派」是避世的和抽离的。然而，一班不理世事的基督徒，会在意基督教在选委会内，到底有票还是无票吗？
「教会的政治伦理不是要改变政治状况——教会不指望／不需要／不可能凭一己之力促成上帝国的来临。」韦安兄用这句说话来总括我们的伦理立场，似是而非、半真却假。后半句，我们确信是无可争议的，建立天国的唯独是三一上帝，教会的角色只是见证来临中的天国；但前半句却有「屈机」之嫌，教会不以改变政治作为忠信的根据，不等如教会被禁止去参与或改变政治。韦安兄如此解读我们「反君士坦丁主义」的基本立场：「教会不直接作出政治行动，因为任何政治行动都犯了『君士坦丁主义』的错误——就是不必要地将基督教价值扩大至社会层面」，也就等同指控我们，以不求改变、不干涉政治作为行为规範，并且以对政治漠不关心而自豪。他似乎认为，我们背后的理据是：「教会作为跟随基督的少数群体，她不指望／不需要／不可能取得世界的认同」，因为既然教会改变不了世界，倒不如什么也不做更好。不过，假使我们真的相信，教会无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也改变不了世界，我们对选委十席的态度，应该是随之任之，无可亦无不可（indifferent），而非努力争取废除。
韦安兄将我们主张弃席的论据，化约成「为了免除教会与不义制度同流合污的罪名」，什至上纲上线到一条伦理原则：凡是不公义的，教会都应该退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只要他愿意动用归谬法（reductio ad adsurdum）， 4 他这条无中生有的原则，就不攻自破。一刀切全面退出（不公义的）社会是一个不可能的选项，因为教会无处可退，无法凌空地和不具肉体在社会以外栖身；因为教会无可选择地处身社会及与社会打交道，每个信徒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既影响社会，也受社会影响。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是：教会如何以忠于基督的身份参与社会，而非应否参与社会；于是，选择性、处境性地缺席、弃权、杯葛、不合作和抗议等，这些也是众多参与方式的可能性。况且，我们反对教会继续占据选委十席，不是出于要求教会独善其身、或自命教会比世俗清高；而是基督教界那十席本身的产生办法已经是不公义的，亦即教会自己其身不正，有失见证。
遗憾的是，韦安兄对我们的批评，完全缺乏伦理辨识，丝毫没有处理过选委会及「教内选举」本身的不公不义。他只是停留在「参与」／「退出」这两个抽象选项的高度，而从来没有进入具体处境和实际细节。若说「离地」、「派胶」，莫过于此！韦安兄的伦理论证软弱无力，且庸人自扰。最初，他摆出等量齐观（equiprobable）的开放姿态：「弃席是一个正义的做法，但积极参与选席也同样是个正义的做法」。这是言不由衷的，因为他又同时指责我们犯了严重和低级的终末论错误，什至有诺斯底异端的嫌疑；所以，他真正的意图是彻底否定弃席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他口说「对港式侯派其实是欣赏和尊重的」；但是，若能选择的话，他毕竟「宁愿喝一杯港式奶茶」——由于我们也喜欢港式奶茶，而从无经历选择困难，我们揣摸他的意思大概是「悭返啖气暖肚」，因为他解释：「最少，喝完奶茶后，我有力气继续在已被基督战胜的黑暗下对抗黑暗」。
韦安兄大费周章，最后的结论，却竟然只是虚弱的一句：「弃席不是教会抗争的唯一出路」。谁说，弃席是教会唯一的选项？伦理辨识旨在，就具体选项个别地（case by case）分辨较好与较坏（better or worse），而非一成永成地，将某类抽象的选项视为合法或最好。我们自始只是提出：此时此地，自愿放弃选委十席，相比若无其事和一切照旧地保留，更忠于教会作为上帝子民的身份，亦是更美好的见证；假若争取弃席的努力最终徒劳，到时还有什么其他次好的选项，我们必洗耳恭听，且乐见其成。不过，韦安兄则认为，保留十席比放弃更正义，但他偏偏没有交代过，保留议席如何正义、践行出什么正义，因为一切关于选委会和教内选举的操作细节均欠奉。他的论证只是不断环绕在一个无实践内容的焦点上：「参与」永远是合法的选项，而坚持保留十席就等如「参与」。保留选委十席之后，到底韦安兄自己想如何「参与」——他会参选、或支持别人参选吗？他会动员会众在教内选举投票吗？假若他所属的堂会，不愿意设立票站，他会抗议吗？ ——教会「参与」选委会又想做什么，以及「参与」会带来什么后果，读者就不得而知。
韦安兄真正的立场是：「参与」才是教会唯一的选项，因为公义的事情，自然没有理由不参与；不义的，教会就更加不应该退出；所以才会有「退出是唯一的选项」这个假想敌。韦安兄这种论调，跟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如出一辙。当评论到早前港大学生冲击校委会一事，她苦口婆心地劝诫大学生，如果对制度不满意，不如走入建制，例如投考公务员。越腐败的制度，越要「参与」、投身其中！所以，对韦安兄而言，保留十席就是当仁不让的应有之义，此乃简单的原则性问题，不必经过任何具体的伦理辨识。
韦安兄不但严重扭曲我们的伦理立场，我们更怀疑他自己对于何谓「伦理辨识」（discernment）也不什了了。 5他非此即彼地将伦理问题切割成「原则性」和「权宜性」的；以为只要证明到弃席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就只能够是权宜性的问题。不过，韦安兄心目中的信仰原则极其单薄，例如他问：参与选委是否上帝憎恶的恶事？（难道只要上帝不憎恶的，基督徒就什么都能作？）他没有考虑到尚有其他不同的原则，例如对于浸信宗而言，「政教分离」就是一条非常核心的信仰原则，而选委十席的存在，意味新教教会在香港特区占有一个长久恒设的宪政功能，扮演负责推选行政长官的法定角色，间接参与构成当届政府，基督教界几近成为政权的当然部份（constituent）。 6 当教会对这种建制身份若无其事，什至视为理所当然，就体现出我们所批评的君士坦丁主义思维。
韦安兄出于善意而尝试为讨论留下空间，将选委十席的存废安置在权宜性问题的範畴内；但对于放弃和保留十席之间，义与利的权衡和取舍，这个牵涉所谓「权宜」的问题，他的着墨是少之又少。他只重复诉诸另一更高层次的抽象原则：「参与」永远是合法的，退出不是唯一的选项。例如，他笼统地说：「教会不认同黑暗，并不表示教会不可以在黑暗的制度中力图改变黑暗」。当然我们同意教会可以这样做，但不认为一定需要或能够这样做，而必须首先知道教会如何在这个黑暗的制度中、用什么方法去改变它，才能得出实质的伦理判断。
我们相信韦安兄做伦理的方法，跟我们所践行的伦理辨识是有天渊之别。信浸者的伦理观不会认为只要是律法没有禁止的，就只属「权宜」，等如进入了信仰和伦理的价值真空，不受原则约束，故只剩妥协和计算。信仰原则在任何的场合都是有效的和掌管信徒生活的全部，而不会因为形格势禁而暂时失效。不过，原则也不是至高无尚的；相反地，原则仍然是抽象的纲领，它们只能够在具体处境之中，才被赋予实质内容，并且要被群体、在圣灵里考察验证；换言之，原则是在实践和辨识里被充实、确立和修正的。韦安兄锺情的「原则上，『参与』永远是合法选项」，就是一条彻底空泛、不具血肉、没有伦理规範的原则；因为，它无法帮助我们判断，「参与」相对于其他选项的好坏，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如何「参与」。当然，信浸者的伦理观也会考虑效果，不能只讲原则和意图，而不理手段和不顾后果，不能像韦安兄自称「怀着正义的目的」就足够。基督徒的伦理辨识不能不数算得失，可是「功」／「善」不能抵「过」／「恶」；而且，手段比目的在伦理上更优先， 7 因为忠信（faithfulness）又比果效（effectiveness）优先。
我们只恐怕韦安兄所讲的「权宜」，说穿了，就是替「为恶以成善」制造一次过和原则性的借口，变成所谓「两害取其轻」的妥协。「正义的实践往往发生在不义的场景中——为了实践正义，正义身处于不义之中，并尝试作出改变」，我们对此毫无异议，只要「往往」，不会变成「必定」。而且，在不义的场景，我们必须自己践行公义，亦即有别于其他人的不义；否则，若教会就会沦落在不义的场景，用不义的手法去争取公义，我们就绝不能苟同！非暴力的精神其实就在于：当正义的目标，不能以正义的手段达成，我们是否愿意割舍和悬吊我们所谓「正义」的目的；还是以为只要怀抱正确的目标，就可以不择手段？信浸者视象是我们伦理辨识的根据：我们要求教会践行的目的和手段，与福音故事的上帝作为，有叙事上和伦理上的一致性（narrative and ethical unity）；因为我们确信，善的目的，只能以善的手段达成；只要坚持善的手段，即使不能完全达到善的目的，也终不致徒劳。基督徒试图以恶制恶，就已经为恶所胜；所以，我们只应以善胜恶（罗十二21）。
毫无疑问，韦安兄和我们一样，明白选委会是赤裸地不公不义的「茅波」，相信他会一样批评一千二百人的组成办法不可理喻，是「黑暗的制度」。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眼中别的功能组别的特权是不义，但我们自己厕身其中，享有同样的特权和采用同一的方法参与的时候，我们的议席就理所当然地变成是为了践行公义而存留（且要随选委会千秋万代地延续下去）？那么教会跟这些利益团体到底有什么分别？韦安兄幻想，我们应当「怀着正义的目的，尝试在有问题的游戏规则中争取最大的正义或至少减轻不义」，这正正透露出他是无意改变和挑战选委会既定的「游戏规则」，而甘愿服从这个「黑暗制度」，为求「争取最大的正义或至少减轻不义」。其实所谓「最大程度的公义」，跟提高「民主成份」的假普选方案一样，都是为不义的制度涂脂抹粉，乃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因为不公平的游戏规则设计，就是为了保证游戏结果不会公平。
事实上，若要在不义的制度里行公义，就需要我们有时敢于说不和不与俗同，因此「退出」也可以是一种经过伦理判断的「参与」形式。我们不可能像韦安兄一样，先入为主地认为「参与」一定比「不参与」好，从而变成不分好歹和不辨善恶。
三、神学：上帝观、教会论、终末论
韦安兄在伦理範围与我们的分歧，亦始于神学认信上的差别和误会，特别是关于上帝的在世作为、教会和世界的关系。
韦安兄以为我们相信：「教会作为跟随基督的少数群体，她不指望／不需要／不可能取得世界的认同」。他说话中隐含一种圣俗二分的假设，此乃不必要的误解。因为信浸者所讲的「世界」是神学概念，很多时首先是专指被造世界中一切悖逆不信的力量，并非等同社会学上的「社会」。麦干顿形容，神学就是一场「搏斗」或「斗争」（struggle），因为教会的立足点不是世界的立足点，而同时地教会与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又贯穿每个基督徒的内心； 8 「世界」随同信徒的「老我」进入教会，所以，教会不比社会超然圣洁。
当韦安兄说：「世界不需要教会。教会也不需要做什么来导致世界有美好的终局——这些都是上帝的工作」，他的口吻显示他才是真正的教派主义者（sectarian），彷佛教会对世界应该撒手不管。信浸者会如此纠正他：世界以为自己不需要教会，正如世界误以为自己不需要上帝；但其实世界需要教会，才能认识自己是世界。教会活出天国的样式，以另类的方式组织共同生活，就是向世界示範出，上帝本来对被造世界的心意和呼召。 9 所以，「教会成为教会」，就是「让世界成为世界」。教会不会改造世界、不会强迫世界成为教会，因为三一上帝也容让世界有不信的自由。教会以有别于世界的方式生活，不是为了标奇立异、为分别而分别；不是要遗弃世界，而是为了世界的好处。教会相对世界的「他者性」（otherness），不是不相往来的二元对立。麦干顿以为，「见证」（witness）就是教会改变「世界」的手段：由于福音的故事无可避免会与世上其他自称真实的故事相抵触（run up against），教会只能忠实真诚地活出（living truthfully）福音的故事，来吸引、邀请别人进入我们的生活世界；又或，我们主动进入别人的生活世界，用他们能够明白的方法，向他们以非强制的方式「推荐」（commend）我们的故事。 10 教会当然盼望争取世界的认同，但除非世界归信基督，世界不再是世界，教会才能获取认同。
同时地，韦安兄才是真正的诺斯底主义者：「许多时候，为了真实地照亮黑暗，你只能置身于黑暗之中！」；换言之，教会就是光，所以，教会应该进入黑暗、「参与」不义的制度。然而他既同意：「由于教会不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因此，我们说，教会的行动是『见证』——因为教会的行动永远处于基督早已发出的真光之下，所以教会的行动是真光的见证」，就不可能同时说「基督徒本身就是世上的盐和光」；因为教会本身实在并不拥有光，只有当教会成为教会，才能反映和见证基督的真光。教会任何的行动不能不证自明地，就配称为「见证」，而必先经过辨识。我们从不假设，教会一定是光明，社会就是黑暗，教会「参与」社会，就一定是光明克胜黑暗。教会的光，不是从自己的本性而来，而只能从与耶稣的关系获取。为此，教会惟有恒常持续地朝向、跟随基督，在圣灵里连于基督、效法基督，迎向上帝国终末的完成，被上帝的临在（特别在崇拜里）治理、管教和被重序。
信浸者认为，我们不能脱离三一上帝的经世工作，来了解教会的本性和使命。教会首要的任务是见证天国，是否／能否改变社会，是次要或者衍生的（derivative）和从属的（subordinate），但次要不等如毫不重要！我们只是提醒教会不能舍本逐末：当教会自己失序，却意图重构社会。我们不要混淆在以上帝为中心和以上帝做主角的故事（theo-drama）里面，不同形式性质的行动者身份（agency）：上帝才是人类历史当中真正的行动者（Agent），而教会只不过是代理人（agent）， 11转化世界的是上帝自己，而非教会；教会本身尚待被上帝转化，然后上帝才借着不完全的教会（以及圣灵在教会以外的工作）去转化世界（the church transformed along with the world）。我们同意，「上帝往往在不义的制度之中彰显正义，而不是洁身自爱式的抽离不义」，什至不义的掌权者也可以是上帝的「用人」（agent）（罗十三4），他们或行善或作恶，却不知不觉间成就了上帝的计划； 12 上帝什至可以利用坏人所作的恶事，带出美好的结果。不过，这绝不等同我们要「参与」、支持和拥护这些不义的制度及其所干的坏事，什或妄图为恶以成善。
所以，我们没有干犯韦安兄的指控：狭窄的终末论错误，或者失却盼望。我们并非不指望世界的改变，也没有向现实投降。我们相信世界会改变，不等如相信世界要由教会来改变；更不相信教会自己不先行改变而可以为世界带来耐久的（enduring）和真正的改变。我们的指望是那位先于我们行动的三一上帝，而不是教会。正因为常存盼望，我们不汲汲于追求眼前即时的和符合我们心意的改变；正因确信上帝当下掌权，我们无意主宰历史，且承认无力左右大局和扭转干坤。
韦安兄和我们之间最基本的神学分歧在于，他认为：「正因基督已经战胜黑暗，我们更须要与黑暗搏斗」；而我们则相信：「正因基督已经战胜黑暗，我们不必与黑暗搏斗、为基督争胜」。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已经胜过一切的罪恶权势；纵然被基督打败的邪恶势力负嵎顽抗，但其实战争早已结束，教会所做的最多只是协助将这些敌对势力扫荡清除（mopping up）。 13 上帝国的圆满终成，不取决于教会的成与败；事实上，上帝赢，但教会可以输。教会不必生活得比上帝更认真和更煞有介事（more earnest than God），因为教会没有被责成确保历史不出错和不误入歧途（come out right）；教会可以输得起（afford to fail）和自由地犯无心之失（free to make honest mistakes），所以不必因为害怕失败犯错，就什么都不做。 14信浸者的视象不是叫我们变得清静无为和无动于衷，而是让我们更有耐性、不盲动冒进和知所狂狷，但求忠信。
恳请韦安兄不要误会，我们完全放弃与黑暗「搏斗」。我们只想指出：这场「搏斗」不是光明的教会与黑暗的世俗之间，此消彼长的对垒。我们不认为何处教会不在场，那里的恶势力就猖狂得意和肆无忌惮；彷佛教会不出手，世界就崩溃沦陷。这种教会论委实太自我中心，也太容易落入诺斯底主义。正如麦干顿所讲，「搏斗」的对象不是外面的世界，而首先是在教会里面，并在每个信徒的灵魂深处。当韦安兄在网上回应他自己就同性恋议题被攻击的时候，也曾引述过巴特（Karl Barth）的一段话：「『基督军队』（militia Christi）不是对抗别人，而是更重要的对抗着自己——基督徒被别人攻击，自己甘愿承受各种形式的痛苦。为别人添上痛苦，与别人战斗，这些都不是基督徒的任务」，这跟信浸者的立场是不谋而合的：教会不必假上帝之名，与世俗社会打仗。然而在特首选举制度一事上，韦安兄坚持以保留选委十席来与黑暗搏斗，到底谁是他的敌人？他打算用什么武器？怎样消灭黑暗？
四、见证：政治行动、日常生活、教会使命
「教会须要改变现状」，韦安兄似乎有意用这口号道明他跟「港式侯派」就教会在世使命的基本分歧，但显然此话不能按字面解，因为它要不是言辞空废，就是无理取闹。教会不能为变而求变，不能认为任何对现状的改变都一定是变好的；又假设我们真的懂得分辨怎样变，才是变好，教会仍要自省：我们有能力运用善良美好的手段带来好的改变吗？改变的代价和不可预期的恶果，什至牺牲，谁来承受？
最令我们百思不解的是，韦安兄坚持教会应该保留十席，他岂不就是主张维持现状不变吗？！韦安兄像不少批评者一样，不经思索就认定自愿放弃选委十席等如「什么也不做」；但假如我们真的「什么也不做」的话，结果就是现有十席原封不动，而不会自动消失。那些赞成维持十席的人，他们才是选择了「什么也不做」；我们争取弃席，正因为拒绝继续「被代表」，而去勉力改变现状。偏偏「港式侯派」就经常被扣帽子，责难我们「什么也不做」、维护现状、坐以待毙和听天由命，是非曲直可以如此颠倒，实在令人咋舌！
以政改为例，假如变一定比不变好，我们就应该支持「袋住先」，而非「原地踏步」。更重要是，反对「袋住先」，不等如就要支持「原地踏步」，否则就落入当权者二择其一的陷阱，以预设的选项来规限教会政治取态的可能性。事实上，原初赞成「袋住先」的人，固然应该继续反对「原地踏步」，因为在政府推销政改的宣传短片中，已经将「在电视机里面」发生的特首选举讲到一文不值，小圈子的弊病表露无遗，香港人不该对假戏真做继续忍气吞声。反对「袋住一千二百人提委会先」的话，就更应该反对一丘之貉的一千二百人选委会！虽然「原地踏步」表面上是「不可撼动」的事实，我们仍然有「反对」和不合作的馀地，不必认命。故此，那些曾经在雨伞运动期间信誓旦旦「不要假民主」的人，他们既已说「不」，就需要勇气将此立场兑现成行动，否则他们到头来对「原地踏步」的「不民主」又照样行礼如仪地积极参与，就变成——容许我们模仿韦安兄的语气——「纯发声」、「纯表态」。
韦安兄的文章，最使我们诧异的另一点，就是他对基督徒「见证」的理解，竟然如斯陈规化（stereotyped）和消极负面，致使他轻蔑地将我们的立场定性为「纯见证」。他认为，弃席就等同「不参与」，而这种举动，「大概只告诉这世界两个『没啥用』和『系人都知』的信息（见证）：一、『哼！这实在是一场茅波！』。二、『教会不认同打茅波！』」；他反建议：「在一场茅波中尝试寻求改变」才是唯一积极的做法。对此，我们有以下四点伦理、神学和处境分析的澄清和反驳。
（一）：我们实不知「纯见证」为何物，只知我们的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投足皆会影响，什至改变世界。幸与不幸，教会作为世界的一部份，教会改变自己，就已经改变了世界的一部份，只在于分辨改变的好与坏。信浸者不以「有用」与否来衡量见证的真伪；我们首先会诘问教会：其见证是否忠诚？是否与基督门徒的身分相称？却从不以「无用之用」夸耀自满。忠信比果效优先，是信浸者一条最基本的伦理原则：纵然有一条「改变」世界的捷径，但采用的手段却有违信仰和牺牲诚信（integrity），基督徒应该怎样抉择？更重要的是忠信和果效不是对立的，因为忠信是有用可行的（faithfulness works）！韦尔斯（Samuel Wells）年初来港主讲本院白箴士讲座提到，假使有两条路：一是投身眼前有望成功，但它的成功不会是永久的丰功伟业；二是世人视为愚拙，有生之年看似无望，但最终必得胜利的基督道路，他宁愿选择后者。信浸者确信，忠于上帝故事的教会行动才配称「见证」，才是长远地有真正果效的；因为，我们不以世人的眼光来判断果效，而是用上帝国度终末的视野。彻底宗教改革的精神，使我们甘心乐意接受圣灵的火炼来考验教会的信心工程，诉诸一种终末式的验证（eschatological verification），而不会在基督以外，寻找确证我们见证真伪的判准。
否则，敬拜也可被视「没啥用」的浪费时间。因为在我们进入礼拜堂之前和离开之后，社会丝毫没有改变，依旧是充满不义、暴力和苦难，信徒在教会四面墙里面颂赞感恩和虔守主餐，却没有为我城带来任何「益处」。然而，敬拜却是最有力和最持久的方式来见证基督是主。什至，平凡地、日常地、忠实地养儿育女也是一种见证，此乃见证我们的信心，深信上主在这个叛逆和充满危机的世界仍然掌权。 15 基督徒见证的最高典範（paradigm）就是殉道，或许正是韦安兄口中「没啥用」、消极的和改变不了世界的白白牺牲和「纯见证」。
韦安兄误以为我们只着眼追求终极，就对次终极（penultimate）的目标和任务置诸不理；归根究柢，此乃在于我们彼此间对什么才是「更终极」存在不同的研判。韦安兄认为政策和制度的改变，比关怀邻舍更真实、更彻底和更优先：「任何一个基督徒，只要愿意实践爱邻舍的命令，再加上一个不离地的脑袋，就会发现自己不能不作更彻底、长远的帮助。任何一个不离地、真实、具体和切身的关怀，必会发现他的关怀必然最终指向社会政制层面」；可是，我们对政策和制度的确没有如他那般大的信心。我们不是不追求政策和制度的改变，只是认为教会的倡议要言行合一，不能只叫别人付出，而自己却一毛不拔。例如，教会反对堕胎，首先要做的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争取立法禁止，而是教会和信徒夫妇要带头收养被遗弃的孤儿；又例如，基督徒雇主不能单单联署声明要求最低工资卅三元，立法后自己却厚着面皮地仍旧支付法定的廿八元。我们认为教会的慈惠应比政府的福利更仁义和更优先，因为福利永远不能取代爱心； 16否则，当教会迷信照顾贫病老弱，什至「消灭」贫穷是政府的长远责任，教会就只管向政府施加压力，而自己却是袖手旁观。
事实上，信浸者也追求政策和制度的改变，只是我们自认没有过人的管治智慧从而得知怎样改革才对社会最有利而无害；只是我们知道，通过政治过程达致的所谓「公义」和「公益」，其实往往不过是平衡不同既得利益的权斗；只是我们相信教会向别人示範如何组织美好、公义和仁爱的共同生活，就是最忠信和最有效说服社会改变的途径。因为人心的改造和灵魂的转向才是彻底、长远和持久的；没有一班公义的子民，就不可能有公义的制度或政策。我们不会迷信可以设计一套天衣无缝的制度，然后交给一群没有德性的人来管理，仍然可以建立一个德性的社会。
（二）：韦安兄认为，「特首选举是一场茅波」和「教会不认同打茅波」是两件「系人都知」的事实，所以嗤之以鼻。可是，对于特首选举（以及教内选举）「有几茅」，他就看似一无所知；况且，「教会不认同打茅波」根本尚未成为事实，教内除了韦安兄这类主张教会应该「积极参与」这场茅波的主内，另外更有不少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盘算，对此十席非常热衷，而且理直气壮，丝毫不觉「茅」。
当韦安兄提出，「教会可以尝试尽力打好这场茅波」，并以此延续雨伞运动求变的精神，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原来的「占领中环」，以及后来由学生主导的雨伞运动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一些几十年来争取民主的港人（包括不少信徒），对于泛民通过在立法会议席上「寸土必争」来累积与中共谈判的筹码，以至对于传统的游行、示威、集会，然后「散水」，他们都已感到不耐烦，什或绝望。如果有人说，民主运动的下一步是停止抗争、回归体制和议会之内，而非深入社区和在建制外强化公民社会，他就是背弃雨伞运动的精神和走回头路，或者承认其策略上的彻底失败和错误——当然，雨伞运动是可以失败，因为没有任何社会运动是必胜的，或是许胜不许败。
特首小圈子选举之「茅」是众所周知的，它是牢牢被北京在台前幕后操纵的一台戏。韦安兄寄望「教会可以尝试尽力打好这场茅波」，但对于教会连自己举办的教内选举也是一场「茅波」，他似乎是一无所知或不闻不问。由最初的「教内普选」到正名后的「教内选举」，其选举安排的漏洞百出和儿戏失礼是一直为人诟病：有大量「合资格选民」不知道有票可投；有人想投票，却无票可投；又有不少人有票，而不去投。在完全欠缺程序公义的情况下，所谓「选举」既没有最基本的规範（例如，选举开支不必上报，宣传品不受约束等），其结果更加不具代表性、认受性和有效性。事实上，按我们所接触的堂会层面，很多平信徒根本不知道基督教界在选委会有议席，更遑论能讲出我们是被哪十个人代表去参与选举特首！
当初，赞成教会参与选委会的教内领袖，以为可以透过「教内普选」的方式而成为其他功能组别（特别是其他宗教界别）的民主垂範——在香港市民未得享政治平等之前，先让基督徒平等起来——可是经过十多年的实验和摸索，最终教内选举沦为政治笑柄和民主的反面教材，本来的良好意愿已被证明是彻底失败的。基督教选委十席的产生办法「不能被完善」和无药可救，它已经无法「搞好」，最少有三个理由：
其一、协进会根本没有人手、能力、资源和专业知识，也缺乏监督力、约制力和公信力来搞好一场受规範的「全港信徒一人一票」的大规模选举。如此说，不是责备协进会，而是连它的领导和同工都承认无能为力，这项政治任务着实是强人所难。例如，面对有些堂会「摆明车马」只为自己参选的会友宣传和拉票，协进会就没有权力制止或施加惩罚；其他严重性不一的「不合常规」情况（irregularities），比比皆是；协进会在选举后公布的投诉违规个案，只属冰山一角。我们恳请韦安兄，可以亲身去打探和了解一下内情，而不是空口讲白话，像其他人一样毫无实质建议和委身支持，只懂要求协进会「搞好」教内选举。这是对协进会非常不公道和不公平的。例如，韦安兄可以请教在上届担任教内选举督导委员会，在现场监察过选举的胡志伟牧师，何以他会意兴阑珊，如今改为支持放弃议席。我们相信，没有人会批评胡牧师是个「什么也不做」就轻言放弃和离地的牧者。
其二、到底「搞好」教内选举是什么意思？「好」是按世俗政治的标准，还是根据教会的本质、性格和身份？例如，有人为达致教内「全民普选」，建议制订全港信徒名册，核实「选民」资格。此议除牵涉技术可行性之外，更关乎一个基础性的教会论问题：一个人的信徒身份，由谁定？谁来界定一所堂会或一个宗派是否属于基督教？是否属基督的？为政治需要而界定的信徒身份，是否将宗教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另外，生活在一个可以任意打压宗教的大国政权下，香港教会常备一份全港信徒名册，是否明智？又例如，假使协进会有足够的公权力和资源，办「好」一场正规的全港性教内普选，竞选行为出现的拉票、筹款、站台、动员和造势，什至互相攻讦和分党分派：你是反建制的，我是亲建制的；你属梁营，我是唐营；这些与教会生活、主内团契和信徒气质匹配吗？又例如，有堂会为呼吁会友在教内选举投票，竟然将此讲成是「公民义务」，不晓得基督徒比平常老百姓多了一票，这一票不是理所当然的天赋人权，而是不该窃占的特权！又例如，本年六月协进会和香港基督徒学会，竟然公开呼吁堂会在崇拜鼓励会众在未来两级议会选举行使公民权利。 17 试问，在崇拜上教导信徒「有权、就要用尽」，并在堂会内摆放选民登记表格，成何体统？崇拜还是崇拜，教会还是教会吗？（敢问，教会又可否提供iBond申请表，崇拜后协助会友填写？）教会跟社区中心或民政事务处有什么区别？在「参与永远是对的」此原则下，惟恐落后吃亏和丢失政治话语权的焦虑中，许多教会论的伦理问题，通通都被置诸脑后了。教会为什么要为民主发展服务（或假借政治参与之名）而牺牲自己的正直和整全（integrity），什至丑态百出？
其三、既然教内选举的推举方法吃力不讨好和百孔千疮，有人提出应该探讨其他替代方案。例如，上届协进会曾一度考虑效法其他宗教界别，以十个宗派各自推举一名代表的方法取代一人一票，却因建议过早曝光而被狠批为民主倒退，形同政治分赃，因而胎死腹中。此外，也有意见认为，应效法天主教会被动配合的方式，来者不拒，抽签定断。不过，这些方法都换汤不换药，因为它们改变不了一个先天性的致命缺陷：基督教选委议席是不具代表性和认受性，也改变不了其不正当的本质：议席是当权者恩赐的特权。当初以教内普选推举选委，无疑是经过大小宗派的磋商和同意，协进会才会承办这项政治任务，这是教会的「共业」，不能诿过于人；但教内也曾有不少强烈的反对意见，什至曾导致机构的分裂。所以，由始至终都不能够说：选委议席是香港教会同心合意，在主里面合一，并心安理得地去领受的「礼物」。多年来，宗派和堂会已经明显地出现各种有声无声、有形无形和有意无意的「杯葛」或冷处理，可见香港教会之中，有愈来愈多人厌倦如此不明不白地「被代表」。上届二○一一年选举的总投票数字大概一万八千，当选的基督教选委最高得票亦区区不足八千票，最低的更只有三千一百多票，相比于全港信徒的数目，这场选举是少数人的玩意和热情，难言公平、公正和公开。什至有些当选的选委言明不受宗派的问责和不愿被「选民」监察，什至拒绝教内媒体的访问，也不肯交代竞选经费来源。教内选举让世人清楚看见，这是小圈子选举之中的小圈子，假民主里面的假民主，特权中的特权。那些有意识地选择「不参与」的堂会、教牧和信徒，也许就是洁身自爱，不想牵涉这趟政治浑水，韦安兄忍心批评他们因不想「同流合污」而明哲保身吗？无论选委十席以何种形式产生，倘若大多数平信徒仍然被蒙在鼓里而并不知情（uninformed），教内又继续出现抵制和抵抗情绪，请问韦安兄：主张保留议席的主内还应该一意孤行、牺牲合一吗？
（三）：所以，就韦安兄口中的「在一场茅波中尝试寻求改变」，我们实在不明所以。到底这个空泛的意愿，有什么具体的实践内容？既然明知特首选举是场「茅波」，还可以怎样「打好」它？我们勉强能想像到最少三个可能性：
其一，那些争取真普选，原则上反对特首小圈子选举的基督教选委，可以在电视直播的选举过程中，起身离场抗议，有票不投。不过，按韦安兄的准则，这是「没啥用」，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消极行为。况且，「有票，真系唔投？」，试问有多少基督教选委千辛万苦夺取议席之后，会自愿弃权？
其二，韦安兄似乎有意利用选委十席，助泛民在特首选举中入闸，「最少，它可以减少茅波肆无忌惮的侵蚀，也能在这场茅波中帮助增强泛民对抗的力量」。可是，泛民会因缺乏教会那几票，就入不到闸吗？韦安兄是否想得太理所当然，选委十席都是泛民囊中物吗？再者，所谓「对抗」也只是「没啥用」和改变不了大局的陪跑，徒然为最后「胜出选举」的候选人增添正当性和合法性。不少人反对「袋住先」的理由，就是不愿意为假普选的特首戴上光环，让其挟持民意授权而比现在更肆无忌惮。
其三，韦安兄言语间，又透露了另一真正的意向：「话说回来，『谁当特首的问题』的确会影响这个社会的现象，的确可以避免某些一些不合理／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教会参与选委正是往这方向前进」。到头来，原来这才是韦安兄怀抱的「正义」目标：教会保留十席，就可以名正言顺做好选委的本份，代表香港人挑选最适合（或最不坏）的人选当特首。所谓「不吃白不吃」或将错就错，既然教会在选委会占有当然议席，一开始就「在场」，何必贸然「离场」？他口说，要改变现状，却服膺于既定事实，而不问教会当初接纳这些议席的是非对错，没有勇气去拨乱反正。
为何韦安兄一直嚷着要革新制度，结果却只着眼于人选？请不要忘记，现任特首就是狼猪之争、「两害取其轻」，被689名选委拥戴上场的。我们甘心参与一场又一场没有悬念的特首「选举」，还以为在烂苹果之间去拣，自己就是老板——这不叫「自欺欺人」，又是什么？什至有教内人士明目张胆提出，教会要「积极参与」特首选举，选委应该充份利用手上一票，与社会愿景较相近的特首候选人讨价还价，要求对方上台执政后，将来在某些政策和立法上向教会的立场倾斜；此谓「物尽其用」，将我们的特权兑换成有政治影响力的筹码，却令教会沦为一种维护界别价值观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教会的十席，对特首侯选人有多少利用和收买的价值，又作别论；不过，据知，北京连这十席也不放过，基督教选委、什至协进会，皆是西环统战的对象。但我们绝对无意指控所有基督教选委，都有假公济私、谋求延后政治酬庸之嫌。我们只是从信浸者的德性伦理出发，告诫教会切勿自堕权力引诱的试探！
我们祈求教会合一、悔改、归正、迁善，自愿放弃十席，就是让上帝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韦安兄一直执着于在一场「茅波」中不离场，却变成为参与而参与，为在场而在场。然而，揭发罪恶、使人知罪，不必置身其中；其身不正，就更加没有资格指斥别人不义。基督徒博客端木铠在〈在离场与离去之间：谈教会弃席的问题〉，已经引用不同的理论观点指出，当我们在罪恶发生的现场无能为力，就应该离场。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乃德性伦理的基本取态，并非懦弱退缩或不负责任。因为我们不能总是假设自己是最恰当的人选和具备所需的一切能力，去制止罪恶发生；而当我们最后变成一个无助的观众，也可能成为帮凶。明知是一场「茅波」，教会却委屈其中，到底最后是见证了上帝，还是成了以小圈子诞生特首的「见证人」？教会既输掉清白，赔上见证，又陷于试探，濒临跌倒，还要自我感觉良好，我的「方向」很正义呢！孟子曰：「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何苦？
韦安兄试图「打好一场茅波」，但如此一来，他「参与」的方式，跟其他指鹿为马、理直气壮和毫不觉茅的人是一模一样的。由于教会仍有像韦安兄这类观点，莫说社会上的人无从得知「教会不认同打茅波」这个「事实」，就连一般信徒也分辨不到香港教会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茅波」。我们只是从电视机上看到，十个「代表」我们的选委毕恭毕敬，真心实意以为自己被委以重任，负责代香港人选出特首。
韦安兄的论点，也严重地忽略了牧养向度。一面教导会友：「这是一场茅波，教会不认同」；另一面又鼓励他们：「不过，你们尽情投入和认真参与吧，教会支持你们！」我们可以这样做吗？就像建制派奉劝香港人「袋住先」，就已经等同默认了这是假普选，怎能令人信服？我们关注的，不单是教牧向会众所传递的信息的一致性，更加是教会的社会见证，在伦理上和叙事上的正直和整全。一般信徒只见到教会又设票站，又派人出选，牧者又鼓励会众投票，自然推想教内选举就必然没有违反信仰和伦理；基督教选委的产生又有法律依据，既然是合法的，就一定合情、合理。到底，教会何曾教导过信徒，整场特首选举都是「茅波」？
大抵，韦安兄不擅运动。我们神学院的篮球健将邝振华牧师表明，如果明知一场球赛是「茅波」、球证吹黑哨也照样落场，是等同侮辱自己；我们的运动心理学家陈展鸣博士也跟我们说，作为教练，他不会容许运动员，以「输少当赢」的心态参赛。 18 我们相信，知道什么时候不应该出赛，才是尊重公平的体育精神！韦安兄将特首选举比喻为球赛，劝我们服从游戏规则，用死马当活马医的犬儒态度「参与」小圈子，就显见他仍然掌握不到这场波「有几茅」，中共对选举结果要求的安全系数「有几高」。一千二百人不分忠奸贤愚，都不过是举手机器，一场闹剧的台前道具，何必还煞有介事，自命选贤任能？面对泰山压顶的权势，无论教会「在场」与否，特首仍然是由北京钦点，社会仍然「被茅趸王侵蚀」。教会「离场」，社会就会更坏，是否我们自视过高呢？
（四）：韦安兄不必要地将「日常生活」和「政治行动」对立起来，并反过来指责我们以前者取代或排除，什至禁止后者。这是另一天大的冤枉！我们对此也有三点的反驳：
其一，弃席难道不是「政治行动」吗？正如前文解释，「什么也不做」是不会令选委十席消失的；争取教会自愿放弃，却是一场逆流而上的「运动」（campaign）。只不过，我们同时盼望，我们采取的手段和理据是与基督门徒的身份相称，而不是像世俗社会一样，透过斗人多、斗大声和斗勇武来制服他人。在争取的过程中，正反双方都要学习反覆聆听，引用信仰理据说服对方，检验和印证，再继续辩论；什至教会有责任向公众解释，为什么我们「有票、也不要」；这是一项庞大且非常「吵闹」的政治工程。
假使，协进会真的选择不与政府合作，公然违抗《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所授予推举选委的法定责任，即使不须负上刑责，但也要承担政治责任；又如果，最终基督教十席出缺，什至可能引发不大不小的宪政危机，选举结果可以被司法覆核。所以，弃席一旦成事，非但是「政治行动」，而且是非常瞩目的公开见证。下届特首在任期内，媒体每次提到他的当选经过，都要交代他是由一千一百九十人投票产生的；社会上的人，都会一次又一次被提醒，基督教会为何缺席。离开选委会，不等如离开政治；这是一个最活生生的实例，有时「退出」反而可以是最「投入」（engaging）的举动。 19 教会不从众（non-conforming）才是她最抢眼和最不能被世界忽略的一刻；反而，继续做一千二百人当中的十副举手机器，才是寂寂无闻。
其二，什么才是「政治」？唯有跻身执政者的殿堂，手握权力或讲求实力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才叫「政治」，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就不是？也许，韦安兄误以为「日常生活政治」就是一切照旧，回复本来的正常生活（business as usual）是将教会的践行「局限」于「私人」领域，对政经大事不闻不问和撒手不理的意思。
韦安兄可能有所不知，由于当代代议式民主逐渐失效，政治平等虚有其表，民主竞争有名无实，西方民主理论对「日常生活政治」（everyday politics）此概念的探讨方兴未艾，什至被期许为复兴基进民主的灵丹妙药。 20 日常生活政治，不是与政治制度对立的，而是民主政治的肉身和灵魂。
事实上，信浸者提出的「日常生活政治」——或「微末之事的政治」（politics of small things） 21——则更加是一场无权者的另类抗争，涵盖信徒的日常生活，以及教会内的会治（权责的分配安排、排解纷歧的方式等）。教会有自己的「政治」议程，不必被世俗的政治议程牵着鼻子走；作为迎向终末的天国子民，我们是生活在与世界不同的时间表之中。韦安兄多此一举地问：「为何政治行动不可以是生活呢？」；答案自然是：因为，一次过的政治行动／运动是「微观、狭义、片段式」的，无以为继，不能成为「日常」，更加不应成为生命的全部，除非阁下是职业政客，或者全时间的社运人士等。韦安兄的生命态度，其实跟我们没有差别，「热忱地活在这世界中并努力尝试作出改变——这怎可能不是生活（生命）呢？」；他讲得很好，「教会在日常生活上彰显上帝国度的伦理价值，恒常地活出正直、良善、怜悯，与人和好，讲真说话，这就是教会的政治实践」。我们也可以反问，这种「国度伦理」（kingdom ethics）， 22 怎可能不是生活（生命）呢？这些生命的气质品格，怎可能不比「政治行动」，或者「改变世界」具有伦理上的优先性？缺乏这些门徒德性的「政治行动」，可以见证基督吗？没有日常教会生活的伦理操练，就轻言参与政治和改变社会，会有什么下场？不能够「被翻译」成群体性、重复或恒常的生活实践（practice）的所谓「发声」，非但空洞，什至伪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禁止」政治行动，也不排除它也可以是生命见证；但不能泛指教会在地上任何的行动皆是见证，而必须存乎于我们的行动到底有没有基督的样式，教会的践行有否以肖似耶稣基督的生命作为基调、旋律和节奏。
其三，韦安兄除了经常攻击稻草人，也不断自打咀巴。我们绝对同意，「耶稣基督吩咐教会在地上实践爱人如己的命令，并没有一个限定的实践範围」；而且，「所谓『改变世界』，不是要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的本相与结局，而是作出在黑暗中带来一点美善」。然而，这「一点美善」往往就发生在人与人和面对面的日常交往，有时不过就是「一杯凉水」；而我们就是看不到，保留选委十席，可以带来什么「美善」？政治制度的所谓「公义」是抽象的、看不见的、匿名的和远距离的，更是不断延迟的「理想」或「目标」；人际关系的美善才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有血肉的和亲近的。作主门徒的日常生活见证，不需要经过言语的翻译和说服，未信的人也可以意会而不必言传。
韦安兄以耶稣基督作为榜样，这正是信浸者的伦理依据，而「耶稣的政治」刚好示範出一种颠覆常识的另类政治：「一杯凉水」才是治本，制度和政策只是治标！耶稣基督没有试图改革政治制度，但他和门徒日常所实现的天国生活，却动摇了政权的根基，以致惹来杀身之祸。主耶稣只命令我们彼此相爱、爱邻如己，及于陌生人和敌人，却没有吩咐教会以改变社会作为首要任务——不是说，主耶稣没有吩咐的，教会就不能作；而是，假若以影响政策和参与政治来「改变社会」是教会的所是所由，她就不应该以现在这种模式来组织。信浸者不迷信有长治久安和一劳永逸的制度或政策，教会也没有治国蓝图或经世之才，我们只求天天在小事上忠心。
为求令韦安兄安心，我们乐意补充，小事上的忠心，不等如禁止政治行动，基督徒可以参与政治，只要是以宣认基督是主和唯独效忠耶稣这个门徒身份参与——因此就不存在所谓「两个国度」的双重效忠。例如，最基本的，基督徒可以从政或当官，但不能像其他政客或官员一样，一口二舌、朝秦暮楚。我们盼望见到一个从不说谎——不会推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基督徒参政者！
五、民主不是我杯（奶）茶？
我们深知道，上文所触及的都牵涉神学和伦理学上的深层次分歧，不期望三言两语，耍一点小聪明或嘴头占点便宜，就能说服或驳倒对方。我们不厌其烦，尝试将自己的立场铺陈，不是为了自辩或还击，而是为了将来有更严肃和更全面的辩论提供基础。所以，本文的对象也不单是韦安兄一位，而是所有不满小圈子特首选举，但对放弃基督教选委十席有疑虑的同道。
我们也「支持」民主，只不过因为它相对独裁专制「较不坏」，而不会说它「最不坏」、「最好」； 23 无论支持民主理念的人，将它推崇为「天上有、地下无」，我们仍须检视真实存在的民主制度（really existing democracies）在运作中成就了什么善，同时又产生什么恶。
我们「支持」民主的理据，也不是因为它「最符合」基督教信仰，否则我们就利用了神学来替政治加持背书。一旦将来局部实现民主，有基督徒以个人名义号召组党、上台执政，或者有教会推举一位她认同的，为其代言的基督徒特首候选人出战，教会由民主「啦啦队」，变成幕后的「班主」，什至自己落场打波成为「球员」，我们就再无信仰资源去反对或制止，因为到时大家都以为但凡「符合信仰」的，就可以做。
我们「支持」民主的方式是：当社会没有民主的时候，保持盼望，不致沮丧，因为我们知道阻挡民主的当权者不会永远称霸，世上没有一个政权是万代不衰的；在社会争取民主的时候，警戒民主运动不走暴力和不失耐性；在社会开始实现民主的时候，守望照护（watch over），监察它有否倒退变质。
经历了雨伞运动之后，「保存选委十席，是为了争取民主」这类论调，倍觉苍白无力、脱离现实。在「保存十席」和「达致民主」之间有一大片需要填补的空白；扣连两者的行动方案（action plan）、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现实的验证（reality check）和伦理统一性（ethical unity）在哪？假如，我们距离民主只是一步之遥，只差基督教这十席，就水到渠成，暂且保留十席，还可以有点商量的馀地。可是我们的政治气候，是民主遥遥无期，大国强权压境，而其魔爪什至已经侵蚀人心，在人民之中制造恐惧、仇恨、矛盾和暴力。香港社会和香港教会面对的，不是光明与黑暗的背水一战，而是一场长期的抗争。
赵崇明博士在〈民主，岂是一步之遥？〉睿智地洞察出教会的危机：「民意与独裁、真言与假话、荒诞与真实，真的只是一步之遥，在现实中的政治，如果最终逃不出只为私利，或以权谋私，就算侃侃而谈什么『真民主』，其实也是何等的虚假和荒谬！」当我们假借民主之名、不惜一切去合理化选委十席，在教会未曾替社会争取到民主之前，我们自己可能已经腐败。韦安兄以为所有支持教会参与选委会的人，都同心同德，跟他一样真的想「打好茅波」，委实过于一厢情愿了！所以，我们再重申，我们绝非针对现任的十名选委；相反，我们是老大不愿意上届选举论坛的场面重演，反对十席的主内，将不满发洩在其他同是主内的候选人身上，对制度的反感抗议，变成对人格的侮辱。
我们没有野心自居为民主运动的随军牧师（chaplain），不敢奢言为群众提供灵性指导。我们不是天生悲观的，只是当前的政治形势不容乐观，不单是因为民主遥遥无期，而是我们更担心教会不懂得怎样处卑贱。基督信仰的盼望是即或不然，不是明天会更好；基督徒不懂得在应该悲观的时候学习悲观，就容易在耗尽热情之后，落得消沉、犬儒和宿命，因而失去盼望。我们主张以基督徒的见证作为日常生活政治，也不是退而求其次的妥协忍让，不是因为一时间形势比人强或时不我与，就识时务地韬光养晦，等待他朝东山再起；基督徒的生活／生命见证，就是要宣告基督现在已经坐着为王。面对全权统治，基督徒不假辞色、不屑一顾，在日常生活中不屈从威吓、不接受收买，就会剥夺其主宰我们生命的权势；极权暴政对不合作和不跪拜的教会越加打压，就揭露出它的外强中干，并它对不畏死亡的良知的惧怕。
放弃选委十席，没有什么大道理，我们只是用行动向社会表明，「教会不认同打茅波！」正如，耶稣教训门徒：「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太五37）。讲真话就是祷告式的行动、行动中的祷告（prayerful action, actionable prayer）；该做的，就做；不该占有的，就敬谢不敏；择善弃恶，忠于所托，信靠上帝掌管。见证，就是一种公开的和真诚的姿态（truthful gesture）。
韦安兄提出，泛民政党也一样坚决反对立法会功能组别和小圈子特首选举，但他们没有放弃争取议席，所以教会也不必弃席。可是，教会不同于政党，我们没有政治包袱和需要维护的地盘。泛民政党无论为公为私，可以在他们批评为不义的选举制度里面寸土必争，别人循此途径当选，则斥为无耻邪恶；自己做，就变成正义合理。政客这类自义的双重标准，教会不该效法；相反，教会一日不舍弃特权，一日也没有资格自命与市民同一阵线争取民主。
我们求主垂怜香港教会，因为只有借着三一上帝亲自动工，圣灵引导我们彼此聆听，并向我们说话，才有机会使教会同心合一，甘心乐意抛弃选委十席。有同道担心，万一成事，到时也会有其他教内组织出来顶替，因此对弃席犹疑，索性一动不如一静。可是，假如一件事是坏，我们又何必怀着一种舍我其谁，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自我牺牲心态，抢着做这件坏事，还要以为自己干起来，没有别人那么坏，更自诩为义呢？
教会实践公义的方式不是占据和运用权力，而是效法主耶稣放弃权力，更要拒绝特权。基督的教会在选委会中缺席，教会没有损失或牺牲什么，也没有背弃什么天职或辜负了什么人，我们只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诗一1），不出席特权者的筵席，像耶稣基督一样与无权者同在，站到其他几百万无权选特首的普罗大众那一边。
六、当天使也唱歌
韦安兄对于我们强调教会在伦理上、价值上、知识论的优先性（primacy or priority）——基督徒不首先在教会内操练天国的生活，当我们进入社会也无从见证天国；基督徒不首先在教会内认识主耶稣，当我们在世上遇见主，也无法辨认他；教会不首先成为教会，无法为社会带来真正的改变——有保留，担心这意味着其他模式的社会参与和政治行动被排除。事实上，类似的误解，我们屡见不鲜。例如，我们就此与关浩然牧师曾经长期辩论，关牧师不但绝非「港式侯派」，更加与我们是「分歧者」。以下是我们早前跟他在网上的一番对答，原文照录：
我们问：「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承认无力自救；我们连自己也改变不了，怎么信主之后，连自己都未改好，就话要去改变社会？」
关牧师答：「我相信神透过教会群体去改变受造世界，我们与神同工，一边被神改变自己，一边也改变自己；神一边改变破裂的瓦器，一边也透过（但不只透过）破裂的瓦器去改变受造世界。我们改变自己／被改变自己的历程不会在此世完成，这历程也不是只升不降的，乃是起起伏伏。同样，教会群体与世界的摩盪，也是有来有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我们盼望神最终会来完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也期待神最终会来收拾残局。」
问：「怎改？给你天上地下的权力，你懂得怎样改好社会吗？」
答：「撒种，撒天国的道。由小开始，由下开始，由边缘开始，它会慢慢长成，但有些会挤死，有些会被吞吃。道是改变社会的源头，不是撒种的工人。」
问：「过去一星期，你做过什么去改变社会？」
答：「讲道。教导。探访。约谈。祷告。爱家人，爱女儿，爱邻舍。庙务。日常生活。」
当圣灵通过其他主内向我们说话，一个「港式侯派」的对手，将「港式侯派」的立场讲得比我们更清楚，相信天使也会歌唱和应！
韦安兄认为，「任何抗争行动都是从『看似无法改变』的现实做起。十票微不足道，但是，这是改变的种子。」此言差矣！一、任何改变最初都看似不可能，不等如任何不切实际的行动都会带来改变；韦安兄是念哲学的，不会不知这是简单的逻辑谬误「肯定后项」。二、选委十席不是改变的「种子」，上帝的道才是；韦安兄是念系统神学的，所以不会不知。关牧师以「撒种的比喻」（可四2-9）理解教会见证，奇妙地正就是信浸者所用的比喻。 24信浸者不会消极被动地（reactively）不求改变世界，但求不被世界改变；我们确信是上帝借着教会不完全的见证来改变世界，因此教会首要的任务是成为教会，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麦干顿称之为「使徒的乐观主义」（apostolic optimism）。 25
二○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编按：内文黑体为作者所标示。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10.13）
1.「基督教界对梁振英先生言论的回应」﹝网上资料﹞；取自GoPetition网页 (http://www.gopetition.com/petitions/基督教界对梁振英先生言论的回应.html)；浏览于2015年9月30日。
2. James Wm. McClendon, Jr., Ethics: Systematic Theology, Vol.1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2), 30-32; Doctrine: Systematic Theology, Vol.2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2), 44-46.
3. 参刘振鹏：〈中心与边陲：邀请基督徒高官为教会聚会祷告的神学反思〉，《时代论坛》，2008年3月2日（1070期）。
4. 归谬法是「我们首先假设某判断P是正确的。接着，我们证明从P可以得出一个错的结论Q。因此我们可以推断P是错的。」参「[H12] 常见的对确论证」﹝网上资料﹞；取自思方网‧critical‧thinking‧web网页(http://philosophy.hku.hk/think/chi/valid.php)；浏览于2015年9月30日。
5. 参禤智伟：〈「耐性作为法门」——尤达的和平知识论〉，邓绍光编：《和平知识论：从理性的暴力走向对话的可能》（香港：印象文字，2015），页94-147。
6. 参禤智伟：〈政教分离的再思〉，时代讲场，2015年7月3日。
7. 参禤智伟：〈「占中」与公民抗命：基督徒伦理辨识的一次示範（上）〉，《时代论坛》，2013年8月18日（1355期）。
9. 参James Wm. McClendon, Jr., Witness: Systematic Theology, Vol.3 (Waco, TX: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2), 380。
10. 参Mark Nation, “Living in Another World as One Response to Relativism,” in Stanley Hauerwas, Nancy Murphy and Mark Nation, eds., Theology Without Foundations: Religious Practice and the Future of Theological Truth (Nashville, TN: Abingdon Press, 1994), 229-244。
11. 参McClendon, Doctrine, 433-4。
13. 参John Howard Yoder, The Politics of Jesus:Vicit Agnus Noster, 2nd ed.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1994), 239。
14. 见Samuel Wells, God’s Companion: Reimagining Christian Ethics (Oxford: Blackwell, 2006)。
15. 禤智伟：〈养儿育女是教会的社会使命？侯活士对现代家庭观念的神学批判〉，《山道》，14/1（2011年）：页127-144。
16. 参禤智伟：〈慈惠比福利更仁义、更优先：回应王于渐〉，林洁珍、廖柏伟、宋恩荣编：《经济说，信仰话》（香港：宣道出版社，2015），页36-43。
17.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社会公义与民生关注委员会及香港基督徒学会呼吁信徒作选民登记」﹝网上资料﹞；取自香港基督徒学会网页( http://www.hkci.org.hk/news/201506.pdf)；浏览于2015年9月30日。
18. 比赛竞技是为了赢，没有这种斗心就落场的人，麦干顿称之为「闲混者」（triflers）：McClendon, Ethics, 172。
20. 例如，Harry C. Boyte, Everyday Politics: Reconnecting Citizens and Public Life (Pennsylvan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21. 参Jeffrey C. Goldfrab, The Politics of Small Things: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Dark Times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6)。
22. 见Glen H. Stassen and David P. Gushee, Kingdom Ethics: Following Jesus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3)。
23. 参邓绍光：〈本源的／彻底的信仰、本源的／彻底的民主：尤达的神学反思〉，《山道》，13/2（2010年）：页127-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