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团契的误解

新约圣经作者常常用「团契」（koinonia）这名词来形容教会生活。可是，团契在今天的教会里，被约化成一种聚会形式。团契是崇拜以外的活动，特点是同龄或同阶层的基督徒在某段时间一起聚会和联谊。亦因此，团契是带新朋友到教会的「第一站」，或弟兄姊妹彼此取暖的地方。当团契变成聚会而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它若没有传福音果效，小组、XX课程、以未信者为目标崇拜就会取而代之；它不能提供取暖的功能，参与的人便会转向其他私人聚会或群体，弃之敝屣。可是，圣经中的「团契」，精义在价值观及生活实践，而不是一种聚会。

　　新约里面的koinonia，是我们与上帝生命的连结（约壹一3-7），是基督徒从耶稣基督的救赎及圣灵的临格带来的共同生命（腓二1，三10；林后十三13；门一6），这生命又借圣餐（林前十16）及共同生活（徒二42）呈现出来。Koinonia更加是对有需要的人，献出物质的帮助（罗十五26；林后八4；来十三16）。因此，团契不是聚会，它是我们因着上帝及耶稣基督的爱而来的连系和交流。聚会可以生生灭灭，但教会若没有了「团契」这生命特质，我们可怀疑她到底有没有接受基督和圣灵。

　　另一个我们常听到的批评是：团契太内聚了。因此，将团契与蜕变两者连系起来，有人可能想到的是：团契需要蜕变。但我却希望指出：团契能带来蜕变。团契生活内聚，究其主因，乃我们将之看为崇拜以外的交谊聚会，而忘记它原本是基督徒的生活精神。不过，即或笔者强调团契是一种生活精神，我们自然也会怀疑「连结」何来产生转变的力量？我希望用两个例子去说明为何团契精神能带来蜕变。

二、初期教会带来的蜕变

　　第一个例子是初期教会的生活。笔者在前面已指出，施赠及关怀有需要的人是初期教会团契生活的重要精神。历史学者布朗（Peter Brown）在Poverty and Leadership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一书中，指出罗马帝国的「慈善」传统，是由非常富有的公民和政商领袖，因着扬名及做善事的心态，而捐赠财富给城巿，建设公共设施或神庙。当时，他们并没有扶贫的概念，善事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可是，当基督教出现后，基督徒的生活模式，令「贫穷人」成为关注的重点。各地的主教的重要任务，便是代表教会照应社会中孤寡贫病的人。教会在崇拜程序中，也会为贫弱者代祷。如此，「贫穷」这问题便不再是个人的事，而被提升至「群体」之中。更重要的是，教会关怀贫穷，财力并不能与巨富权贵的捐献相比。信徒群体最多也只是经济不太充裕，时刻会重新堕入贫穷的中产阶层。可是基督徒关怀贫穷人，却一下子将做「善事」的概念普及起来，令它不再只是社会精英的「玩意」。他们也将「善事」由兴建浴场、图书馆、剧场、神庙的「硬件建设」，变成以人为本的服务和关怀。布朗更指出，随着愈来愈多富裕阶层成为信徒，主教及教士更多在祈祷和讲道指出基督徒要留心贫寒人的需要，什至指摘基督徒对穷人的压迫。他认为这是对贫穷人的充权及文化批判，是一种倡导式的革命（an advocacy revolution）。最后，初期教会的种种工作，在罗马帝国承认基督教后，被制度化起来。帝国主动建立医院，拨款给教会进行扶贫和慈惠工作，什至曾经下令解放奴隶。如此，教会微小的团契生活，最后带来重大的社会转变。

三、约翰卫斯理带来的更新

　　除初期教会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和循道运动。笔者得指出，现代教会的团契聚会，其概念乃源自循道会的班会（class）。在十八世纪以前，教会的聚会基本上是围绕崇拜及圣餐进行，并没有其他相交、分享性质的聚会。但约翰卫斯理受莫拉维弟兄会的「教会中的小教会」（ecclesiola in ecclesia）思想影响，在崇拜以外组织班会，让弟兄姊妹在那里彼此见面、分享、查经和彼此代祷。更值得注意的是，循道运动的班会不单是小教会，它们更向参加者（多是城巿的低下阶层）分享食物、提供健康的娱乐活动、主日学、就业帮助，以致经济支援。循道会的「小教会」工作，什至被认为是令英国这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避过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原因。正面来说，它的确是将英国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缓解成较可忍受的制度；也为现代的社会工作制度奠下了基础。不单如此，它也在穷人阶层中，带来福音果效，改变了他们的物质、心灵和道德生活状况。

　　今天，社会弥漫悲观情绪，但教会的见证告诉我们，小小火焰，照耀明亮，点滴的改变就由那里开始。（使命商道论坛系列之六）

二○一五使命商道论坛「团契．蜕变」，于十月廿四日在城景国际酒店举行。详参丰盛社企学会网站：www.fses.hk/bamf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