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團契的誤解

新約聖經作者常常用「團契」（koinonia）這名詞來形容教會生活。可是，團契在今天的教會裡，被約化成一種聚會形式。團契是崇拜以外的活動，特點是同齡或同階層的基督徒在某段時間一起聚會和聯誼。亦因此，團契是帶新朋友到教會的「第一站」，或弟兄姊妹彼此取暖的地方。當團契變成聚會而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它若沒有傳福音果效，小組、XX課程、以未信者為目標崇拜就會取而代之；它不能提供取暖的功能，參與的人便會轉向其他私人聚會或群體，棄之敝屣。可是，聖經中的「團契」，精義在價值觀及生活實踐，而不是一種聚會。

　　新約裡面的koinonia，是我們與上帝生命的連結（約壹一3-7），是基督徒從耶穌基督的救贖及聖靈的臨格帶來的共同生命（腓二1，三10；林後十三13；門一6），這生命又藉聖餐（林前十16）及共同生活（徒二42）呈現出來。Koinonia更加是對有需要的人，獻出物質的幫助（羅十五26；林後八4；來十三16）。因此，團契不是聚會，它是我們因著上帝及耶穌基督的愛而來的連繫和交流。聚會可以生生滅滅，但教會若沒有了「團契」這生命特質，我們可懷疑她到底有沒有接受基督和聖靈。

　　另一個我們常聽到的批評是：團契太內聚了。因此，將團契與蛻變兩者連繫起來，有人可能想到的是：團契需要蛻變。但我卻希望指出：團契能帶來蛻變。團契生活內聚，究其主因，乃我們將之看為崇拜以外的交誼聚會，而忘記它原本是基督徒的生活精神。不過，即或筆者強調團契是一種生活精神，我們自然也會懷疑「連結」何來產生轉變的力量？我希望用兩個例子去說明為何團契精神能帶來蛻變。

二、初期教會帶來的蛻變

　　第一個例子是初期教會的生活。筆者在前面已指出，施贈及關懷有需要的人是初期教會團契生活的重要精神。歷史學者布朗（Peter Brown）在Poverty and Leadership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一書中，指出羅馬帝國的「慈善」傳統，是由非常富有的公民和政商領袖，因著揚名及做善事的心態，而捐贈財富給城巿，建設公共設施或神廟。當時，他們並沒有扶貧的概念，善事是為了自己的名譽。可是，當基督教出現後，基督徒的生活模式，令「貧窮人」成為關注的重點。各地的主教的重要任務，便是代表教會照應社會中孤寡貧病的人。教會在崇拜程序中，也會為貧弱者代禱。如此，「貧窮」這問題便不再是個人的事，而被提升至「群體」之中。更重要的是，教會關懷貧窮，財力並不能與巨富權貴的捐獻相比。信徒群體最多也只是經濟不太充裕，時刻會重新墮入貧窮的中產階層。可是基督徒關懷貧窮人，卻一下子將做「善事」的概念普及起來，令它不再只是社會精英的「玩意」。他們也將「善事」由興建浴場、圖書館、劇場、神廟的「硬件建設」，變成以人為本的服務和關懷。布朗更指出，隨著愈來愈多富裕階層成為信徒，主教及教士更多在祈禱和講道指出基督徒要留心貧寒人的需要，甚至指摘基督徒對窮人的壓迫。他認為這是對貧窮人的充權及文化批判，是一種倡導式的革命（an advocacy revolution）。最後，初期教會的種種工作，在羅馬帝國承認基督教後，被制度化起來。帝國主動建立醫院，撥款給教會進行扶貧和慈惠工作，甚至曾經下令解放奴隸。如此，教會微小的團契生活，最後帶來重大的社會轉變。

三、約翰衛斯理帶來的更新

　　除初期教會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和循道運動。筆者得指出，現代教會的團契聚會，其概念乃源自循道會的班會（class）。在十八世紀以前，教會的聚會基本上是圍繞崇拜及聖餐進行，並沒有其他相交、分享性質的聚會。但約翰衛斯理受莫拉維弟兄會的「教會中的小教會」（ecclesiola in ecclesia）思想影響，在崇拜以外組織班會，讓弟兄姊妹在那裡彼此見面、分享、查經和彼此代禱。更值得注意的是，循道運動的班會不單是小教會，它們更向參加者（多是城巿的低下階層）分享食物、提供健康的娛樂活動、主日學、就業幫助，以致經濟支援。循道會的「小教會」工作，甚至被認為是令英國這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避過了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原因。正面來說，它的確是將英國殘酷的資本主義剝削，緩解成較可忍受的制度；也為現代的社會工作制度奠下了基礎。不單如此，它也在窮人階層中，帶來福音果效，改變了他們的物質、心靈和道德生活狀況。

　　今天，社會瀰漫悲觀情緒，但教會的見證告訴我們，小小火焰，照耀明亮，點滴的改變就由那裡開始。（使命商道論壇系列之六）

二○一五使命商道論壇「團契．蛻變」，於十月廿四日在城景國際酒店舉行。詳參豐盛社企學會網站：www.fses.hk/bamf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