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为什么总会有分歧者？因为我们并不一样。我们本来就会对各样不同的事有不同的判断。只是愈是重大的事情，分歧的严重性愈大。我们谈到的分歧，不再是（足）球会的喜好，手机／相机品牌口水战，乃是关乎善恶问题上的差别判断。这些重大的分歧，可以引发分歧者之间的严重冲突。如果我们不能与分歧者共存，社会就将会不断瓦解。家庭会瓦解，因为作父亲的，不能与作为分歧者的子女共存；作丈夫的，不能与作分歧者的妻子共存（太十34-36）。举一反三，我们也可以想到其他的场景。教会也是一个考验分歧者们能否共存的群体。且慢！在说共存之前，何不先谈共识？

寻共识，避免冲突

　　一个社会不能，也不会没有共识。共识就是使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种价值力量。而社会内出现的分歧，却往往在哪些未存在共识的地方，或因新发展而突破了旧有的共识。当然我们可以尝试在这些未有共识地方建立新的共识，消除分歧。但假如消除分歧是唯一面对冲突的方法，这最终会走向一言堂。当达致共识是根本的方法时，管治者若不能消除分歧，就会转而消除分歧者。然而自由是人不能摆脱的重轭。因着人受造所赋予的自由，人要承担责任。佛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书里指出，人会对自由感到恐惧，在合模（conformity）与自由之间徘徊，这种恐惧会诱使人放弃自由。只要人仍有自由，分歧者最终会在社会中出现。电影《分歧者》（Divergent）的情节，编剧便是把玩着各种分歧与合模的矛盾，其中有探讨社会各派稳定合作与个人追寻真相与公益的张力。共识无法完全处理分歧，我们必须学懂与分歧者共存，与彼此严重的分歧共存。差异的张力是人类社群摆脱不了的事情。

追寻诚实、真相的群体必然会就分歧进行辩论

　　基督教会就像一块由无数小板块所组成的大拼图。除非我们的生活圈子阔，或是阅读範围阔，否则很多基督徒都活在一个小板块上。在任何一块小板块上的基督徒群体，他们对信仰的理解都比较同质，信仰的争辩相对少发生。但其实在神的子民长远的历史中，各板块间充满着为真理对话（conversation）什至激辩的传统。暂且不谈旧约，单是新约圣经内，就有因外邦人是否需要受割礼，受割礼与未受割礼的门徒应该同檯相交、应否守节期等等的激烈争辩。这些辩论有时是特别召开的会议（徒十五），有时是偶发的公开场合（加二）。新约的一些书信（例如加拉太书、哥林多后书），本身就是这些在门徒间发生的争辩的证据，措辞激烈。教会教父（Church fathers）作为当时的知识份子，也为答辩其他知识份子的质疑而写了大量的护教作品，驳斥谬误，并向追寻真理的社会精英阐解基督信仰的根据。后来处理信仰分歧的大公教会会议，也是辩论场，由君王邀请持不同观点的主教，以理性对话来反省并检讨分歧的信仰观点。宗教改革正是因这种为真道竭力争辩的作风而产生，争辩各方罗列的论证，针锋相对。从某角度看，普世教会一直「吵个不停」。基督教的出版社也不断出版就各个议题的神学／经学／哲学／科学上的辩论，我们可从这些各方回应和提问中，对议题获得更宽阔的认识。

　　与我们是近亲的犹太教也是一直在内部有许多的争辩。拉比说，一段经文有七十个不同的解释。十三世纪的着名犹太拉比默尔利（Menachem Meiri），区分了两类争辩：一类他称之为「为天（「神」的避讳语）而争辩（argument for the sake of Heaven）」，另一类则是「并非为神而争辩」。默尔利要点出争辩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寻求神的真理还是寻求胜利。当然，各人都不希望自己是错的，也希望（自己的）真理会胜出。为真理而辩，就必须提出己方支持的理由，也要聆听反对者的理由，又向反对者发出质疑，又反省自己的观点，回应别人的挑战。为真理而辩论的人，就算输了辩论，只要得着真理，也是一同分享胜利，因为辩论只是为寻找真理而进行的对话。无论是大公教会，抑或是犹太拉比，都相当正面肯定为寻真而竭力争辩的传统。

立约群体内的分歧，怎办？

　　二○○八年是欧洲跨文化对话年（European year of intercultural dialogue），当时的英联邦首席拉比约拿单撒士（Jonathan Sacks），被邀在欧洲议会中发言。他在演讲中提到现代欧洲是由三股文明长期不断进行对话所产生，分别是希腊文明，犹太基督教文明，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文明。它们之间多年的对话，克服了以武力互相征伐的争战，使现在的欧洲，这三大文明大抵可以互相尊重地共存，也各自保留自己的身份与差异。然而，撒士指出分歧者单单肯作出对话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圣经中的盟约（covenant）精神。

　　现代社会的契约，是限制竞争与出卖，出于彼此不信任，双方议好条件，清清楚楚，希望当风险出现时，能减低自己的损失，是往后计算的。圣经里的盟约精神，是盟约双方结盟面对未知的将来，是出于信任和合作，是朝向未知的将来，没有可清楚穷尽的条件。交易讲的是契约，婚姻讲的是盟约。

　　对一个追寻真理的盟约群体，面对内部分歧时进行对话与争辩，需要有这种向前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的一种体现，是不放弃关系。夫妻为买楼（买不买，买什么，何时买，怎样买……）而起的争辩，会放弃彼此的关系吗？若会，是契约；若不会，是盟约。圣经中也有记载神要放弃与子民的关系的严峻时刻，大公教会也有放弃与某些信仰群体的属灵关系的时候（excommunicate，「断绝交往」=「逐出教会」；例如十一世纪罗马与君士坦丁堡，十六世纪罗马与马丁路德），但那绝非轻率的事。既是不轻率放弃关系，所以才会继续争辩，若是已经断绝交往，就不会再辩论了。原来忍耐不是为了迴避争辩，而是忍耐地进行争辩。保罗在他最火爆，措辞最强烈，最不礼貌的加拉太书里，提到忍耐、温柔是圣灵的果子。原来，争辩会揭露我们的底蕴，是血气求胜呢，是虚心寻真呢。

　　文化人类学对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的研究，区分两类文化，一类称为罪疚文化（guilt culture），一类称为羞耻文化（shame culture）。罪疚文化下的人，社会控制是以某件事是否造成良心的内疚（由赦免获得解脱），重点是自己审判自己；而在羞耻文化下的人，社会控制是以群众的排斥和在人前的羞辱（由赞许与荣誉获得解脱），重点是自己被别人审判。基督信仰是罪疚文化，而华人社会却是羞耻文化，华人基督徒就夹在两种文化之间。罪疚文化下，分歧者可以因守着良心的善与真，而不惜与周遭世界为敌。在羞耻文化下，分歧者可能为着与周遭社群合模，而埋没「有分歧的良心」。穆斯林文化有说是羞耻文化，较难容忍分歧者。而基督教文化在历史中渐渐发展，对分歧者的容忍却愈来愈大，良心自由也是在基督教文化下产生的。

　　另外，华人基督徒也不习惯区分意见冲突（例如：真假对错）与人际冲突（关系）。虽然圣经一方面教导我们要为真理竭力争辩，又教导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但我们往往只教导第二项竭力（原文是不同的字，但都是用力的意思）。在「和谐压倒一切」的文化环境下，我们对合模的关注经常超过对真理的关注，好像认为为真理争辩只应发生在基督徒与教外人之间（这也许是基督徒通常都只活在自己所属的小板块里的不幸副作用）。于是，我们多操练「以和为贵」、「尽力保持表面和谐」。当我们见到基督徒之间竭力争辩时，预设的反应就是「静了吧，住了吧」，「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们情愿将深层的分歧埋在表面的肤浅和谐之下，假想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分歧。我们并没有锻练怎样一边竭力争辩，一边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不放弃关系。这是高难度动作，不去锻练，就不会学懂。

　　我们可能以为圣经里的典範人物都是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而未留意原来五经中的两大民族英雄亚伯拉罕和摩西，智慧书里的智者约伯，都是胆敢跟耶和华「顶嘴」的人。亚伯拉罕为作大恶的所多玛城与耶和华争论，摩西为背逆的以色列与耶和华争论，约伯为自己无辜的苦难与耶和华争辩。雅各的转捩点，是他与神摔跤。诗篇中的哀歌也充满与神争辩的例子。「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

为什么不想对话，不对话会怎样？

　　既然说共识不是处理分歧的唯一方法，而对话也未必可以达成共识，那么对话还有什么意思？真诚的理性对话，是须提出理据，愿意聆听批判，并肯作出答辩。对话双方要肯在证据下改变自己。既然我们不代表全部的真理，忍耐地与分歧者进行对话，实在有助防止自己堕进更大的错谬及自义。默尔利提到的「为神而争辩」的求真和开放的态度，正可减少误解，增进认识，发掘盲点，在求真上推进一层。这是为什么我们阅读别人的辩论，总会有些学习，尤其从我们所不同意的观点中。

　　对话诉诸的理性，将分歧放在理性的平台。公开的对话，更是将理性判断交给公众进行评审。甘肃青海一带的穆斯林宣教先锋海春深（George K. Harris，1887-1962），是阿拉伯文的书法家，也是阿拉伯语的专家，与清真寺的教长和阿訇交往，曾与他们书信来往，辩论彼此神学的论题，并得到教长和阿訇的同意，将书信公开张贴在清真寺的墙上，公开阅读。

　　对话诉诸的是理性，盼望以理性处理分歧。但为什么有人不肯对话？理亏者无法提供理性根据，就往往终止对话。对话，迫使真相被提出来。只是，有很多真相因权力和私欲的关系是不愿被公开的，因此一些理亏而又拥有权力者，就不想对话，就诉诸行政权力，什至武力。网上有段说话：「一上访，就是疯子；一上街，就是闹事；一揭露，就是造谣；一理论，就是诽谤；一提议，就是煽动；一批评，就是颠覆；……」对话，往往是无实权的一方向拥实权的一方寻求伸诉。马来西亚、缅甸、南韩、台湾……，学生运动都是无权者寻求与政权对话。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这样。拥权者肯不肯面对群众的面容，肯不肯提出真实的理据，肯不肯回应无权者的质询，肯不肯让分歧者有充份表述，这些几乎决定了大部份对话的结果。若没有对话的诚意，对话也可以只是一种摆平分歧者的公关手段，「耍走」反对的声音。在极权政府渗透教会的历史中，过去有教会高层实为政府派驻的幕僚，这也打击对话的意欲。

　　撒士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提到该隐亚伯的故事。该隐献祭不蒙悦纳后，中文和合本译文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希腊七十士译本提供了他们说话的内容，「我们到田间去！」（《思高译本》）。和合本根据的是玛所拉抄本所流传的版本（即现时希伯来圣经所根据的版本），其实抄本的文意是突然中断的，「该隐就对他兄弟弟亚伯说」，原本应该期望接着就提到说话的内容（即如七十士译本那样），但却无再提到说了什么话。和合本加上「话」字，修饰了希伯来文抄本的断裂感。犹太拉比注意到抄本的断裂感，也尝试解释。撒士对此有精彩的解读，「当说话终止，暴力就接续」。

　　撒士提到挪亚的故事，地上的活物雌雄雌雄（七对／一对）地进入方舟。这是一次像以赛亚书提到的终末和平的景象（赛十一6），豺狼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是什么令这和平的景象在历史中预演？撒士指出，因为它们明白他们面对一个他们个别不能克服的大困境。撒士呼吁欧洲社会，为分歧进行对话，也以立约的精神彼此守望，并一同面对跨越国界的大困境。他说：「在我们未能共享同一信仰（faith）之先，我们都共享同一命运（fate）。」

竭力争辩之外

　　迴避公开争辩的华人教会，如何面对分歧者？分歧者之间，如何面对彼此？在雨伞／占领运动之后，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在二○一五年三月份进行了一项宗派内部调查，分析了收回的三千五百多份问卷（占崇拜出席率54.4%），观察年龄、政见、经济背景、教会观念、堂会聚会人数等的分布，及诸变项之间的统计关系。报告撮要已经在网上公布，显示受众的不同年纪、经济背景、对政府的信任等等，都反映出对雨伞／占领运动的评价倾向。

　　值得留意的是，在谈到占领运动带来对受访者的困扰中，主要是引发对香港的未来感失望和忧虑（68.1%）及与家人或朋友之间的争论或关系转差（30.1%）。只有约三成的受访者遇到困扰时会主动与人倾诉和积极面对，约有23%选择避开问题，约有25%感到无奈无助，未能解决。约有一半受访者在填写问卷时（三月中）仍感到困扰。受访者在回答应如何回应香港年青一代的不满和诉求时，首要两项被认为最迫切回应的是：一、与青年人对话，掌握青年人心态及价值观的转变和他们面对的困难（46.3%）；二、提供更多让青年人参与及发声的渠道，让他们积极创造未来（39.8%）。有5%受访者曾因占领运的困扰而想过离开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笔按：那些真的离开了的，不会接触到这份问卷。）

　　政治议题牵涉什广，带出的分歧也必然深刻。我们身边的基督徒、家人、朋友，都不一定拥抱我们的政见。我们信仰的根据和出发点，也有深有浅，有对有误。对事件的分析，也带着各人的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往往嘴里说教会要跟政治保持距离的人，自己就有最鲜明的政治取向，并有高度发表欲。我们真需要共存吗，真能够共存吗？

　　先岔开一点看，到底基督徒能否与教外人合作？既然我们在信仰上迥异，我们是否就不能合作？不然。教会一直在许多公益事务上与民间团体合作。福音派教会过去很抗拒跟教外人合作，却很乐意跟政府合作。经过多年的反省，近年的发展，福音派教会也乐于与不同的民间团体合作，也有一些教会也开始跨宗教的社会项目合作。如果我们能够跟政府合作，跟民间团体合作，什至跟其他宗教合作，那么我们与内部的分歧者，还有什么原因不愿合作？

　　基督徒之间有激烈分歧，还能拥抱对方吗？还能一起事奉吗？还能一同圣餐吗？对于向来不懂对话，凡事「以和为贵」的群众，或许不能。但每周诵念使徒信经：「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的基督徒，就必须学会这项功课。二○一三年底，在占领运动如箭在弦的时候，香港崇基神学院刚好庆祝五十金禧。他们举办「和平占中神学研讨会」作院庆活动，邀请了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和与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惠珠同场辩论，又有「帮港出声」郑赤琰及另一位占中发起人陈健民的辩论。研讨会是如何结束的呢？是由反对占领运动的吴宗文牧师与身为占中发起人的朱耀明同枱带领圣餐。当时有不少人认为这是给崇基的面子派对，又认为同桌圣餐是一种「和谐把戏」，假装合一。但对另一群明白圣餐一饼一杯与十字架的意义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上佳的认信与践行。嘻嘻，是的，我们有严重分歧，彼此作对。是的，我们仍会针锋相对，期望自己是为神而争辩。是的，我们在求真上并不想妥协，因为我们爱真理。但我们也绝不轻易放弃关系。

编按：本文原载于作者Facebook。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