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為甚麼總會有分歧者？因為我們並不一樣。我們本來就會對各樣不同的事有不同的判斷。只是愈是重大的事情，分歧的嚴重性愈大。我們談到的分歧，不再是（足）球會的喜好，手機／相機品牌口水戰，乃是關乎善惡問題上的差別判斷。這些重大的分歧，可以引發分歧者之間的嚴重衝突。如果我們不能與分歧者共存，社會就將會不斷瓦解。家庭會瓦解，因為作父親的，不能與作為分歧者的子女共存；作丈夫的，不能與作分歧者的妻子共存（太十34-36）。舉一反三，我們也可以想到其他的場景。教會也是一個考驗分歧者們能否共存的群體。且慢！在說共存之前，何不先談共識？

尋共識，避免衝突

　　一個社會不能，也不會沒有共識。共識就是使該社會成為社會的一種價值力量。而社會內出現的分歧，卻往往在哪些未存在共識的地方，或因新發展而突破了舊有的共識。當然我們可以嘗試在這些未有共識地方建立新的共識，消除分歧。但假如消除分歧是唯一面對衝突的方法，這最終會走向一言堂。當達致共識是根本的方法時，管治者若不能消除分歧，就會轉而消除分歧者。然而自由是人不能擺脫的重軛。因著人受造所賦予的自由，人要承擔責任。佛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一書裡指出，人會對自由感到恐懼，在合模（conformity）與自由之間徘徊，這種恐懼會誘使人放棄自由。只要人仍有自由，分歧者最終會在社會中出現。電影《分歧者》（Divergent）的情節，編劇便是把玩著各種分歧與合模的矛盾，其中有探討社會各派穩定合作與個人追尋真相與公益的張力。共識無法完全處理分歧，我們必須學懂與分歧者共存，與彼此嚴重的分歧共存。差異的張力是人類社群擺脫不了的事情。

追尋誠實、真相的群體必然會就分歧進行辯論

　　基督教會就像一塊由無數小板塊所組成的大拼圖。除非我們的生活圈子闊，或是閱讀範圍闊，否則很多基督徒都活在一個小板塊上。在任何一塊小板塊上的基督徒群體，他們對信仰的理解都比較同質，信仰的爭辯相對少發生。但其實在神的子民長遠的歷史中，各板塊間充滿著為真理對話（conversation）甚至激辯的傳統。暫且不談舊約，單是新約聖經內，就有因外邦人是否需要受割禮，受割禮與未受割禮的門徒應該同檯相交、應否守節期等等的激烈爭辯。這些辯論有時是特別召開的會議（徒十五），有時是偶發的公開場合（加二）。新約的一些書信（例如加拉太書、哥林多後書），本身就是這些在門徒間發生的爭辯的證據，措辭激烈。教會教父（Church fathers）作為當時的知識份子，也為答辯其他知識份子的質疑而寫了大量的護教作品，駁斥謬誤，並向追尋真理的社會精英闡解基督信仰的根據。後來處理信仰分歧的大公教會會議，也是辯論場，由君王邀請持不同觀點的主教，以理性對話來反省並檢討分歧的信仰觀點。宗教改革正是因這種為真道竭力爭辯的作風而產生，爭辯各方羅列的論證，針鋒相對。從某角度看，普世教會一直「吵個不停」。基督教的出版社也不斷出版就各個議題的神學／經學／哲學／科學上的辯論，我們可從這些各方回應和提問中，對議題獲得更寬闊的認識。

　　與我們是近親的猶太教也是一直在內部有許多的爭辯。拉比說，一段經文有七十個不同的解釋。十三世紀的著名猶太拉比默爾利（Menachem Meiri），區分了兩類爭辯：一類他稱之為「為天（「神」的避諱語）而爭辯（argument for the sake of Heaven）」，另一類則是「並非為神而爭辯」。默爾利要點出爭辯的目的到底是為了尋求神的真理還是尋求勝利。當然，各人都不希望自己是錯的，也希望（自己的）真理會勝出。為真理而辯，就必須提出己方支持的理由，也要聆聽反對者的理由，又向反對者發出質疑，又反省自己的觀點，回應別人的挑戰。為真理而辯論的人，就算輸了辯論，只要得著真理，也是一同分享勝利，因為辯論只是為尋找真理而進行的對話。無論是大公教會，抑或是猶太拉比，都相當正面肯定為尋真而竭力爭辯的傳統。

立約群體內的分歧，怎辦？

　　二○○八年是歐洲跨文化對話年（European year of intercultural dialogue），當時的英聯邦首席拉比約拿單撒士（Jonathan Sacks），被邀在歐洲議會中發言。他在演講中提到現代歐洲是由三股文明長期不斷進行對話所產生，分別是希臘文明，猶太基督教文明，以及後來的伊斯蘭文明。它們之間多年的對話，克服了以武力互相征伐的爭戰，使現在的歐洲，這三大文明大抵可以互相尊重地共存，也各自保留自己的身份與差異。然而，撒士指出分歧者單單肯作出對話仍是不夠的，還需要有聖經中的盟約（covenant）精神。

　　現代社會的契約，是限制競爭與出賣，出於彼此不信任，雙方議好條件，清清楚楚，希望當風險出現時，能減低自己的損失，是往後計算的。聖經裡的盟約精神，是盟約雙方結盟面對未知的將來，是出於信任和合作，是朝向未知的將來，沒有可清楚窮盡的條件。交易講的是契約，婚姻講的是盟約。

　　對一個追尋真理的盟約群體，面對內部分歧時進行對話與爭辯，需要有這種向前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性的一種體現，是不放棄關係。夫妻為買樓（買不買，買甚麼，何時買，怎樣買……）而起的爭辯，會放棄彼此的關係嗎？若會，是契約；若不會，是盟約。聖經中也有記載神要放棄與子民的關係的嚴峻時刻，大公教會也有放棄與某些信仰群體的屬靈關係的時候（excommunicate，「斷絕交往」=「逐出教會」；例如十一世紀羅馬與君士坦丁堡，十六世紀羅馬與馬丁路德），但那絕非輕率的事。既是不輕率放棄關係，所以才會繼續爭辯，若是已經斷絕交往，就不會再辯論了。原來忍耐不是為了迴避爭辯，而是忍耐地進行爭辯。保羅在他最火爆，措辭最強烈，最不禮貌的加拉太書裡，提到忍耐、溫柔是聖靈的果子。原來，爭辯會揭露我們的底蘊，是血氣求勝呢，是虛心尋真呢。

　　文化人類學對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的研究，區分兩類文化，一類稱為罪疚文化（guilt culture），一類稱為羞恥文化（shame culture）。罪疚文化下的人，社會控制是以某件事是否造成良心的內疚（由赦免獲得解脫），重點是自己審判自己；而在羞恥文化下的人，社會控制是以群眾的排斥和在人前的羞辱（由讚許與榮譽獲得解脫），重點是自己被別人審判。基督信仰是罪疚文化，而華人社會卻是羞恥文化，華人基督徒就夾在兩種文化之間。罪疚文化下，分歧者可以因守着良心的善與真，而不惜與周遭世界為敵。在羞恥文化下，分歧者可能為着與周遭社群合模，而埋沒「有分歧的良心」。穆斯林文化有說是羞恥文化，較難容忍分歧者。而基督教文化在歷史中漸漸發展，對分歧者的容忍卻愈來愈大，良心自由也是在基督教文化下產生的。

　　另外，華人基督徒也不習慣區分意見衝突（例如：真假對錯）與人際衝突（關係）。雖然聖經一方面教導我們要為真理竭力爭辯，又教導我們要竭力保守聖靈的合一，但我們往往只教導第二項竭力（原文是不同的字，但都是用力的意思）。在「和諧壓倒一切」的文化環境下，我們對合模的關注經常超過對真理的關注，好像認為為真理爭辯只應發生在基督徒與教外人之間（這也許是基督徒通常都只活在自己所屬的小板塊裡的不幸副作用）。於是，我們多操練「以和為貴」、「盡力保持表面和諧」。當我們見到基督徒之間竭力爭辯時，預設的反應就是「靜了吧，住了吧」，「知識叫人自高自大」。我們情願將深層的分歧埋在表面的膚淺和諧之下，假想我們之間並不存在嚴重的分歧。我們並沒有鍛練怎樣一邊竭力爭辯，一邊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不放棄關係。這是高難度動作，不去鍛練，就不會學懂。

　　我們可能以為聖經裡的典範人物都是安安靜靜的，不吵不鬧，而未留意原來五經中的兩大民族英雄亞伯拉罕和摩西，智慧書裡的智者約伯，都是膽敢跟耶和華「頂嘴」的人。亞伯拉罕為作大惡的所多瑪城與耶和華爭論，摩西為背逆的以色列與耶和華爭論，約伯為自己無辜的苦難與耶和華爭辯。雅各的轉捩點，是他與神摔跤。詩篇中的哀歌也充滿與神爭辯的例子。「耶和華說，你們來，我們彼此辯論。」

為甚麼不想對話，不對話會怎樣？

　　既然說共識不是處理分歧的唯一方法，而對話也未必可以達成共識，那麼對話還有甚麼意思？真誠的理性對話，是須提出理據，願意聆聽批判，並肯作出答辯。對話雙方要肯在證據下改變自己。既然我們不代表全部的真理，忍耐地與分歧者進行對話，實在有助防止自己墮進更大的錯謬及自義。默爾利提到的「為神而爭辯」的求真和開放的態度，正可減少誤解，增進認識，發掘盲點，在求真上推進一層。這是為甚麼我們閱讀別人的辯論，總會有些學習，尤其從我們所不同意的觀點中。

　　對話訴諸的理性，將分歧放在理性的平台。公開的對話，更是將理性判斷交給公眾進行評審。甘肅青海一帶的穆斯林宣教先鋒海春深（George K. Harris，1887-1962），是阿拉伯文的書法家，也是阿拉伯語的專家，與清真寺的教長和阿訇交往，曾與他們書信來往，辯論彼此神學的論題，並得到教長和阿訇的同意，將書信公開張貼在清真寺的牆上，公開閱讀。

　　對話訴諸的是理性，盼望以理性處理分歧。但為甚麼有人不肯對話？理虧者無法提供理性根據，就往往終止對話。對話，迫使真相被提出來。只是，有很多真相因權力和私慾的關係是不願被公開的，因此一些理虧而又擁有權力者，就不想對話，就訴諸行政權力，甚至武力。網上有段說話：「一上訪，就是瘋子；一上街，就是鬧事；一揭露，就是造謠；一理論，就是誹謗；一提議，就是煽動；一批評，就是顛覆；……」對話，往往是無實權的一方向擁實權的一方尋求伸訴。馬來西亞、緬甸、南韓、台灣……，學生運動都是無權者尋求與政權對話。中國的五四運動，也是這樣。擁權者肯不肯面對群眾的面容，肯不肯提出真實的理據，肯不肯回應無權者的質詢，肯不肯讓分歧者有充份表述，這些幾乎決定了大部份對話的結果。若沒有對話的誠意，對話也可以只是一種擺平分歧者的公關手段，「耍走」反對的聲音。在極權政府滲透教會的歷史中，過去有教會高層實為政府派駐的幕僚，這也打擊對話的意欲。

　　撒士在歐洲議會的演講中，提到該隱亞伯的故事。該隱獻祭不蒙悅納後，中文和合本譯文說，「該隱與他兄弟亞伯說話」，希臘七十士譯本提供了他們說話的內容，「我們到田間去！」（《思高譯本》）。和合本根據的是瑪所拉抄本所流傳的版本（即現時希伯來聖經所根據的版本），其實抄本的文意是突然中斷的，「該隱就對他兄弟弟亞伯說」，原本應該期望接著就提到說話的內容（即如七十士譯本那樣），但卻無再提到說了甚麼話。和合本加上「話」字，修飾了希伯來文抄本的斷裂感。猶太拉比注意到抄本的斷裂感，也嘗試解釋。撒士對此有精彩的解讀，「當說話終止，暴力就接續」。

　　撒士提到挪亞的故事，地上的活物雌雄雌雄（七對／一對）地進入方舟。這是一次像以賽亞書提到的終末和平的景象（賽十一6），豺狼與綿羊同居，豹子與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與牛犢並肥畜同群。是甚麼令這和平的景象在歷史中預演？撒士指出，因為牠們明白他們面對一個他們個別不能克服的大困境。撒士呼籲歐洲社會，為分歧進行對話，也以立約的精神彼此守望，並一同面對跨越國界的大困境。他說：「在我們未能共享同一信仰（faith）之先，我們都共享同一命運（fate）。」

竭力爭辯之外

　　迴避公開爭辯的華人教會，如何面對分歧者？分歧者之間，如何面對彼此？在雨傘／佔領運動之後，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在二○一五年三月份進行了一項宗派內部調查，分析了收回的三千五百多份問卷（佔崇拜出席率54.4%），觀察年齡、政見、經濟背景、教會觀念、堂會聚會人數等的分佈，及諸變項之間的統計關係。報告撮要已經在網上公佈，顯示受眾的不同年紀、經濟背景、對政府的信任等等，都反映出對雨傘／佔領運動的評價傾向。

　　值得留意的是，在談到佔領運動帶來對受訪者的困擾中，主要是引發對香港的未來感失望和憂慮（68.1%）及與家人或朋友之間的爭論或關係轉差（30.1%）。只有約三成的受訪者遇到困擾時會主動與人傾訴和積極面對，約有23%選擇避開問題，約有25%感到無奈無助，未能解決。約有一半受訪者在填寫問卷時（三月中）仍感到困擾。受訪者在回答應如何回應香港年青一代的不滿和訴求時，首要兩項被認為最迫切回應的是：一、與青年人對話，掌握青年人心態及價值觀的轉變和他們面對的困難（46.3%）；二、提供更多讓青年人參與及發聲的渠道，讓他們積極創造未來（39.8%）。有5%受訪者曾因佔領運的困擾而想過離開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筆按：那些真的離開了的，不會接觸到這份問卷。）

　　政治議題牽涉甚廣，帶出的分歧也必然深刻。我們身邊的基督徒、家人、朋友，都不一定擁抱我們的政見。我們信仰的根據和出發點，也有深有淺，有對有誤。對事件的分析，也帶著各人的社會位置（social location）。往往嘴裡說教會要跟政治保持距離的人，自己就有最鮮明的政治取向，並有高度發表慾。我們真需要共存嗎，真能夠共存嗎？

　　先岔開一點看，到底基督徒能否與教外人合作？既然我們在信仰上迥異，我們是否就不能合作？不然。教會一直在許多公益事務上與民間團體合作。福音派教會過去很抗拒跟教外人合作，卻很樂意跟政府合作。經過多年的反省，近年的發展，福音派教會也樂於與不同的民間團體合作，也有一些教會也開始跨宗教的社會項目合作。如果我們能夠跟政府合作，跟民間團體合作，甚至跟其他宗教合作，那麼我們與內部的分歧者，還有甚麼原因不願合作？

　　基督徒之間有激烈分歧，還能擁抱對方嗎？還能一起事奉嗎？還能一同聖餐嗎？對於向來不懂對話，凡事「以和為貴」的群眾，或許不能。但每週誦唸使徒信經：「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的基督徒，就必須學會這項功課。二○一三年底，在佔領運動如箭在弦的時候，香港崇基神學院剛好慶祝五十金禧。他們舉辦「和平佔中神學研討會」作院慶活動，邀請了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和與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同場辯論，又有「幫港出聲」鄭赤琰及另一位佔中發起人陳健民的辯論。研討會是如何結束的呢？是由反對佔領運動的吳宗文牧師與身為佔中發起人的朱耀明同枱帶領聖餐。當時有不少人認為這是給崇基的面子派對，又認為同桌聖餐是一種「和諧把戲」，假裝合一。但對另一群明白聖餐一餅一杯與十字架的意義的基督徒來說，這是上佳的認信與踐行。嘻嘻，是的，我們有嚴重分歧，彼此作對。是的，我們仍會針鋒相對，期望自己是為神而爭辯。是的，我們在求真上並不想妥協，因為我們愛真理。但我們也絕不輕易放棄關係。

編按：本文原載於作者Facebook。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