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我前往非洲坦桑尼亚一所小镇宣教医院，途经一个叫Mwanza的小城市，于是在那里位于机场外的茶座小休。远离烦嚣，天高气爽，于是带着愉快的心情，离开队友一会，拿着香港没有的热情果味芬达，享受独处的时间。四处遛达的一刻，想不到天父已给我第一个试炼。
一群六至七岁的小孩飞奔向我，叫我来不及反应，个个都说自己双亲死于爱滋病，自己也时日无多，希望我请他们喝手上还未开瓶的芬达。年纪小小已说自己将死，叫我心里一沉。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但果汁只有一枝，我应该送给谁呢？
约翰福音五章讲到，耶稣基督在一个犹太节期，到了耶路撒冷的毕士大池，一个像现代医院的地方，虽意即怜悯之家，却是咒诅之池。人要得到医治，就要在水动时争先恐后的跳入不大的毕士大池，有许多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病人都无法竞争。耶稣要先救谁呢？
医者经常遇到一个痛苦的抉择，就是应救谁先。一个没有自主意识的病人，是否代表他没有需要？然而一个久病缠身的老人，用尽所有创伤性的治疗勉强续命，又是否对他最好？两位危殆病人需要深切治疗，但谁应先得？这都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这就是分配公义（distributive justice）。在资源紧绌之下，我们尽力按每一个人的需要，使每个人都得到公道的待遇（fairness）、被医的权利（right to opportunity）和合理的分配（appropriate distribution）。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保每一个病人不会因为缺乏资源而失救。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在情况转坏前把握时机，准确判断问题，同时避免资源人手错配，浪费资源。准确判断，是靠细心察看每个病人的特征（signs and symptoms），望闻问切，就算病人病到无法回答问题，医者也由他的衣着、外貌、病征，重组故事出来。
分配公义和人道救援的是两个充份张力的概念，前者讲求救群体拯救，后者讲求人的价值，every life counts。它们的关系，也可以在诗篇五十章和约翰福音此节经文看到。诗篇五十章富有审判意味，那里讲到，要以感谢为祭，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神，而神必搭救，人也要荣耀神。赎罪包含公义和救恩，公义应许救恩，救恩彰显公义。
然而在毕士大池发生的景象，毫无公义可言。犹太人为得医治，以人的荣耀行事，赤裸裸以物竞天择的法则，有能者先得医治。可以推测，最后胜出的当然是最健壮、最富有，同时最有权力的人，但求有病医病，无病补身。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当然永远无法得到医治。按照这个逻辑，有病的无法医治，无病的却得到全部，在这个制度，最后没有人会得着拯救。
按人的需要非先到先得
耶稣来到，就是要审判这种社会的罪。他说明因为他是人子，天父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第二，他首先拣选医治卅八年病者，是要叫人知道这才是上帝的公义。他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他按天父的意思，公义是按人的需要而拯救，而非先到先得。第三，他说明了他们以为所追求的制度内有永生，却是永远救不到他们，相反，那个他们背弃的，才是真正大能，叫死人听见也要复活。最后，耶稣警告他们要立即悔改，因为时候到，现在就是。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犹如镜子的另一面，公义里看见救恩。耶稣基督显明他是救赎人的主，所以经上写道，因为天父爱子，所以要将比医治卅八年病人更大的事指给耶稣基督看，叫犹太人们希奇。第二，他首先医治卅八年病者，是因他有敏锐的触觉和爱人的心怀，所以才能在众人之中，一眼看到一人病得动弹不得，躺在褥子上，所以不用问也知他不良于行，使他病了卅八年，也得不到医治。第三，他其实想娓娓道出，他来的目的，不只是来审判，而是在他的拣选和计划中，他希望最后一人都能得救。他敏锐的触觉，探察每个人的需要，使那个连求救也无力的也得到拯救。第四，耶稣劝勉他们，其实如能听他的话、又信差他来的天父，就有永生；信靠他的人不至于被定罪，是因为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最后，耶稣对病者作最后的叮咛，希望他痊愈后能重过新生，不要再如其他人有犯罪的机会，否则就如犹太人所说，即使肉体痊愈，但仍看你如带病在身，「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
从来神的公义，都是对弱者先怜悯，对恶人先审判。
当代毕士大式罪恶
讽刺的是，毕士大式的咒诅在二千年后仍然在发生。小小伤风咳嗽的人滥用公共资源，不按正规先求诊家庭医生，竟然和那些病入膏肓的公公婆婆一起在急症室争看医生。「有钱可通神」，用不着和穷人争看医生，有钱就是任性，小小背痛就到私家医院照几千元的磁力共振，保险的package包括了嘛！但无钱的人，痛到飞起，就留在公立医院轮候几年啦。医疗制度的资源错配，人们的自私，正正活活上演着毕士大式的罪恶。富人享受着不成比例的医疗资源，穷人却血淋淋地争取紧绌的公共资源。滥用公共资源，令医疗成本不断上升，把公共医疗系统推向崩溃。轮候专科门诊竟然可以长到以年计算，新毕业医生出极仍然不足够，荒谬至此，这不正是神的审判？
古代毕士大池前的羊门，现今医院上的十字架，同样表意基督的拯救。叫人悲痛的是，它们门前仍然满是为世界抛弃的人。医院成为他们最后绝望的依靠。每晚我当值时，许多气弱如丝的老人被送入医院，逼迫于极为挤迫的病房，望着病房的天花板，维生器材的响钟此起彼落，在病牀上静静等待命运的安排。他们已经不懂说话，只能用生命最后的静默，维生指数一切归零，作为最后的求救。有时不禁悲愤，无依无靠的，是否真的要生活得如此卑贱？救赎的主，你在哪里？
当然，社会告诉我们，物竞天择，经济行先，有钱有好服务，非常合理。交足税，当然用来看医生，天公地道。但医学的本质是牺牲。相信大部份人认同，医生即管下了班，如果在街上遇到濒死的人，也要无条件施救，这是白白付出。相反，如不得到施赠者同意，无论如何，无人可以接受器官施赠，不设前提，这完全是恩典。因此，医学是在公义之下，而非经济之下。我非常明白，当一人患病，当然希望用所有办法、金钱、权力，使自己成为首先被救的一个。但当我们都追求神的医治，毫不犹疑地跳入毕士大池时，会否愿意以耶稣基督的眼光，看到最微小的人的需要？或者再想，一个弱肉强食的医疗制度，这是否真的帮到你？有钱，是否真的能独善其身？
最后，回到那群小孩的问题。我最后送了那枝我很想饮、香港没有，而我又未开的热情果芬达给他们。当他们争夺那枝果汁，跑到不知那里时，我看到一个跟不上朋友仔的小孩，他的脸上长出不显眼的疮痍，那个是晚期爱滋病的并发症，叫卡波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我就特意送了一包从香港带来的Haribo熊仔软糖。他欢喜地离开，之后再没有看见他。
（作者为屯门医院内科医生、基督教迦南堂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