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香港教会普查简报》数据反映，当前本港教会的失误不在于布道，乃在于牧养。本港教会一向积极领人信主、受洗加入教会，2009至2013年，平均每年有16,180人受洗，5年累积推算有80,900人。然而，过去5年教会崇拜人数只多了12,810人，对比受洗人数增长，明显少了68,090人。
《2014香港教会普查简报》带来发现是信徒的「出走」现象，较明显是年龄25至44岁组别，特别是大专信徒至职场10年以内信徒的流失情况。面对当前形势，教牧与长执需要承认有部分年轻新世代，特别是学历较高与有理想的，对堂会在公共课题的表现感到失望与不满，忿而离开。有部分信徒感到牧养不足，或因成长中未能适应的种种因素，感到教会生活不再是个人的最高优次。
本港教会要重新思考牧养的更新，未来学校的场景与过去有所不同，职场工作的氛围不再是厂房式密集劳动，乃是如同 Google自由自在的玩乐式工作。我们对教会的想像，也要更新与创新，才能适切地应对不断转变的场景。笔者提出七方面更新，好让教会能「不离地」面对时代的挑战。
1.领导更新：调适与赋权
有两套不同的领导价值，一套讲求「反应式」(Reactive)、「组织化」(Organizational)、 「制度化」(Institutional) 与「被动式」(Passive)，另一套则看重「积极主动」 (Proactive)、「关系式」(Relational)、「使命导向」(Missional) 与「有意图」(Intentional)。前者是传统与主流的领导价值，优点是稳定，不足是无力应对急变的局势；后者是我们要学习而有的，方能处变不惊，应变有度。
新世代的教会领袖，面对的挑战是后现代流动世界转速愈演愈烈，教会领袖不再是传统的「技术型」，有一套标准作业方式来应对问题。正如海菲兹(Ronald Heifetz)于《调适性领导》(Leadership without Easy Answers) 论述「调适型领袖」(adaptive leaders) 不是只扮演某一特定角色，如领队、教练或球员。这些未来领袖能因应形势灵活走位，不同时段于不同场景发挥不同领导技能。
「调适型领袖」不是要满足会众对绝对答案的渴求，而是要提出问题；不是要保护会众不受外来威胁，乃是要教导他们感受威胁，从而自主自发作出调适的准备。 面对时局的急速变化，教会领袖要承认没有预知与标准答案，堂会或组织内各项事工与计划有时不能掌控；教会领袖要及时进场参与，也要适时离场有「包厢上的视野」（指离场后站在更高位置检视与思考场内所有活动），适度进退，灵活走位，才能带领神国子民迎向未来的挑战。
教牧与长执要作「调适型领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技术型官僚」，样样按本子办事，他/她知悉有时需要指导别人如何做，更多时要挑战别人、教练别人，建立良好团队，一起成就神国使命。
「赋权式领导」(empowering leadership) 便是教会领袖要掌握的新技能，打造新的事奉文化，使每位事奉者能打破科层式权力结构，按其恩赐与能力，发挥所长；而教会领袖又能下放权力与决策，容让事奉者在错失中成长，于是更多领袖能经验赋权而得力，从而教练别人，建立领导传承的文化。
2.组织更新：问责与开放
本港堂会朝向老龄化，随着新植堂会锐减，堂会整体聚会年数中位数上升至28年，有25.7%堂会（331间）是50年或以上。教会生命周期反映，组织成立愈久，愈容易出现「管理过度」的偏差，于是华人文化与组织惰性形成科层式官僚结构，拒绝创新与变革，安于现状，逐渐老化而失掉活力。
堂会要组织或结构更新，确实不易，因为惯于旧有体制运作的持分者，基于种种因素，体制内良性改善多是「少修少补」，未能移动结构的超稳定性。组织要更新，可思考电脑CPU「双核心」运作的模式，或智能手机「一机两卡」的自由转换模式。堂会领导架构容许有正规架构（执事会、堂委会等）与非正规网络（事工委员会、使命小组等），于是常设组织处理例行公事，而非常设组织则处理突发事件，或因应发展而有的事工需要。当堂会结构开放，兼容性强，则能灵活办事，又能提升透明度与问责任。
不少研究堂会生命周期的学者，如George Bullard等指出，当堂会事工走进停滞或衰退阶段，这时候教会领袖应构思与尝试开展新事工（如针对某特定群体的福音事工、增设崇拜、新植群组或堂会等），从而带来堂会的更新。维持现状只会使堂会走向「慢性死亡」，失掉更新的动力。
3.学习更新：学会与应用
过往，信徒学习圣经与神学，唯一场景是地方堂会；现今，信徒自行透过网络，可接触不少与信仰相关的资讯与知识，又能透过不同机构与神学院等，修读长短不一课程，有全方位学习。
学习模式的转变，意味着「教什麽」不是重要，因为教导的内容必然与时俱进，愈来愈多；反而教会领袖要形塑会众为「学习的群体」(learning community)，成员能「自行喂养」(self-feeding)，不断透过理性认知、经验感受与行动实践，作「循环式学习」(spiral learning)。
神学院与机构只能提供局部而失真的学习形态，笔者始终认为真实的信仰学习是本于地方堂会为起点，又以地方堂会为终点。神学院与机构，只能扮演「辅助」角色，不是「取替」角色，促使受教者能把所学的知识，带回地方堂会，与其他学习者在实践中学习，才能达致所谓「双环学习」(double loop learning)。很可惜，现时神学院与机构只能提供「单环学习」(single loop learning)，于是学习者不能有效地把所学的应用于真实教会场景，结果是「教学娱乐化」，信徒只向往听知名学者的讲解，却不会自主查经。
当前，教会的学习出了问题，我们不断制造更多追逐课程与讲座的信徒，有些教牧什至把教导「外判化」，于是牧者不能身教言教，信徒与教牧因而关系疏离。有些不成熟信徒，什至以所听所学的「新知」，来批判教牧或主日学教师的教导，便造成「无人敢教、无人愿学」的教会生态。教会领袖要帮助信徒学会学习，又能学以致用，信仰群体才能提升深度。
（此文刊登于《使命与领导》第40期，2015年7-8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