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數據反映，當前本港教會的失誤不在於佈道，乃在於牧養。本港教會一向積極領人信主、受洗加入教會，2009至2013年，平均每年有16,180人受洗，5年累積推算有80,900人。然而，過去5年教會崇拜人數只多了12,810人，對比受洗人數增長，明顯少了68,090人。
《201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帶來發現是信徒的「出走」現象，較明顯是年齡25至44歲組別，特別是大專信徒至職場10年以內信徒的流失情況。面對當前形勢，教牧與長執需要承認有部分年輕新世代，特別是學歷較高與有理想的，對堂會在公共課題的表現感到失望與不滿，忿而離開。有部分信徒感到牧養不足，或因成長中未能適應的種種因素，感到教會生活不再是個人的最高優次。
本港教會要重新思考牧養的更新，未來學校的場景與過去有所不同，職場工作的氛圍不再是廠房式密集勞動，乃是如同 Google自由自在的玩樂式工作。我們對教會的想像，也要更新與創新，才能適切地應對不斷轉變的場景。筆者提出七方面更新，好讓教會能「不離地」面對時代的挑戰。
1.領導更新：調適與賦權
有兩套不同的領導價值，一套講求「反應式」(Reactive)、「組織化」(Organizational)、 「制度化」(Institutional) 與「被動式」(Passive)，另一套則看重「積極主動」 (Proactive)、「關係式」(Relational)、「使命導向」(Missional) 與「有意圖」(Intentional)。前者是傳統與主流的領導價值，優點是穩定，不足是無力應對急變的局勢；後者是我們要學習而有的，方能處變不驚，應變有度。
新世代的教會領袖，面對的挑戰是後現代流動世界轉速愈演愈烈，教會領袖不再是傳統的「技術型」，有一套標準作業方式來應對問題。正如海菲茲(Ronald Heifetz)於《調適性領導》(Leadership without Easy Answers) 論述「調適型領袖」(adaptive leaders) 不是只扮演某一特定角色，如領隊、教練或球員。這些未來領袖能因應形勢靈活走位，不同時段於不同場景發揮不同領導技能。
「調適型領袖」不是要滿足會眾對絕對答案的渴求，而是要提出問題；不是要保護會眾不受外來威脅，乃是要教導他們感受威脅，從而自主自發作出調適的準備。 面對時局的急速變化，教會領袖要承認沒有預知與標準答案，堂會或組織內各項事工與計劃有時不能掌控；教會領袖要及時進場參與，也要適時離場有「包廂上的視野」（指離場後站在更高位置檢視與思考場內所有活動），適度進退，靈活走位，才能帶領神國子民迎向未來的挑戰。
教牧與長執要作「調適型領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技術型官僚」，樣樣按本子辦事，他/她知悉有時需要指導別人如何做，更多時要挑戰別人、教練別人，建立良好團隊，一起成就神國使命。
「賦權式領導」(empowering leadership) 便是教會領袖要掌握的新技能，打造新的事奉文化，使每位事奉者能打破科層式權力結構，按其恩賜與能力，發揮所長；而教會領袖又能下放權力與決策，容讓事奉者在錯失中成長，於是更多領袖能經驗賦權而得力，從而教練別人，建立領導傳承的文化。
2.組織更新：問責與開放
本港堂會朝向老齡化，隨著新植堂會銳減，堂會整體聚會年數中位數上升至28年，有25.7%堂會（331間）是50年或以上。教會生命週期反映，組織成立愈久，愈容易出現「管理過度」的偏差，於是華人文化與組織惰性形成科層式官僚結構，拒絕創新與變革，安於現狀，逐漸老化而失掉活力。
堂會要組織或結構更新，確實不易，因為慣於舊有體制運作的持分者，基於種種因素，體制內良性改善多是「少修少補」，未能移動結構的超穩定性。組織要更新，可思考電腦CPU「雙核心」運作的模式，或智能手機「一機兩卡」的自由轉換模式。堂會領導架構容許有正規架構（執事會、堂委會等）與非正規網絡（事工委員會、使命小組等），於是常設組織處理例行公事，而非常設組織則處理突發事件，或因應發展而有的事工需要。當堂會結構開放，兼容性強，則能靈活辦事，又能提升透明度與問責任。
不少研究堂會生命周期的學者，如George Bullard等指出，當堂會事工走進停滯或衰退階段，這時候教會領袖應構思與嘗試開展新事工（如針對某特定群體的福音事工、增設崇拜、新植群組或堂會等），從而帶來堂會的更新。維持現狀只會使堂會走向「慢性死亡」，失掉更新的動力。
3.學習更新：學會與應用
過往，信徒學習聖經與神學，唯一場景是地方堂會；現今，信徒自行透過網絡，可接觸不少與信仰相關的資訊與知識，又能透過不同機構與神學院等，修讀長短不一課程，有全方位學習。
學習模式的轉變，意味著「教甚麽」不是重要，因為教導的內容必然與時俱進，愈來愈多；反而教會領袖要形塑會眾為「學習的群體」(learning community)，成員能「自行餵養」(self-feeding)，不斷透過理性認知、經驗感受與行動實踐，作「循環式學習」(spiral learning)。
神學院與機構只能提供局部而失真的學習形態，筆者始終認為真實的信仰學習是本於地方堂會為起點，又以地方堂會為終點。神學院與機構，只能扮演「輔助」角色，不是「取替」角色，促使受教者能把所學的知識，帶回地方堂會，與其他學習者在實踐中學習，才能達致所謂「雙環學習」(double loop learning)。很可惜，現時神學院與機構只能提供「單環學習」(single loop learning)，於是學習者不能有效地把所學的應用於真實教會場景，結果是「教學娛樂化」，信徒只嚮往聽知名學者的講解，卻不會自主查經。
當前，教會的學習出了問題，我們不斷製造更多追逐課程與講座的信徒，有些教牧甚至把教導「外判化」，於是牧者不能身教言教，信徒與教牧因而關係疏離。有些不成熟信徒，甚至以所聽所學的「新知」，來批判教牧或主日學教師的教導，便造成「無人敢教、無人願學」的教會生態。教會領袖要幫助信徒學會學習，又能學以致用，信仰群體才能提升深度。
（此文刊登於《使命與領導》第40期，2015年7-8月）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