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比数颁布各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例属违宪，变相等同同性婚姻于美国合法。世界各地的性解放人士乘胜追击，美国有人开始推动多人婚姻合法化。与此同时，平机会和大爱同盟等亦借此机会推动香港应考虑为同性婚姻立法。为什么性解放运动会如此势如破竹？
从法理学説起──道德观念依附于社群之中
在法理学（Jurisprudence）上有四项原则作为立法的理据1 ，分别为「伤害他人」 （Harm Principle）2 、「冒犯他人」（Offence Principle）3、「家长性立法」 （Paternalism）4 、和「道德强制」（Moral Coercion）56 , 。第一、二项所处理的主要是保护个人的身体、财产、名誉，和免于不合理的滋扰，例如谋杀、噪音滋扰等。第三项原则是基于对被管辖者的直接利益而确立的，例如强制教育、乘车需要配戴安全带等7 。最后一项则是为了维护道德价值而制定的法律，例如禁止乱伦（或称为家人恋）。
虽然四项原则都在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但首两项与次两项有多种分别。首先第一和第二项特别着重于免除人被迫害。这些法律一方面禁止个人作出伤害他人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却是源于为政府和社会定立管制的界线，让社会中的少数人士能以其所愿意的生活方式生活，免受社会中的主流派别对他们作出禁制和打压8。即是説，除非某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作出伤害或不合理的滋扰，否则政府和社会人士都无权作出干预。而后两者的哲学基础则是在于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一个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限制个人自由的原则。
在这里笔者想提出另一个分别，就是这些原则背后所代表的「好」是不一样的。首两项原则代表的是「基本的好」（Primary social good）。这些好所包含的如自由等有普世性，不受文化和历史背景限制的「好」9 。而第四项所代表的「好」是带有独特性的，往往是建基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所得出的共同核心价值，是民族或社会认为需要捍卫的价值，例如对重婚的限制1011 。而第三项则介乎于两者之间。
换句话说，第四项法理原则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一个社群的独特性和核心价值，避免社会的共同价值被个人的行为所动摇，包括道德价值。然而，社会的道德标准不是依附于法例或道德信条，而是依附于社群，即社会中各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中所建立的共识和默契。法律故然有肯定的作用，但法律的基础始终建基于市民的支持。在现代自由化的社会，「道德强制」这法理原则似乎非常落后而且不受欢迎。这现象当然与自由主义和背后的个人主义兴起有关，但笔者想试从社群的瓦解和我们对「人」的观念的改变的角度去理解这事。
被个人主义弱化的社群关系和自我观念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早于十九世纪于欧洲已经出现，但真正成为主流却是从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初开始。七十年代初，美国的主流政治哲学为福利自由主义，主张在不违反个人自由情况下，社会政策应当惠及在社会最低层的人士，政府亦应对基于公众利益而对市场、个人作出适当的限制。但到七十年代后期，美国主流的政治哲学思想演变为极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当中其中一个重点是基于尊重自由（Negative Freedom）的源故，只要行动和交易并不涉及强制他人，是在有关人士你情我愿的情况下进行，政府应尽量避免干涉。这转变令提高了个人选择的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背后所隐含着个人是独立于社群的观念。
批评者认为人可以独立存在于社会文化的情况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个人的思想无可避免地会受所身处的社群影响。另外，其他的批评者即认为这改变了以家庭为原始单位的观念。这同时将人与人、人与社群的关系弱化，什至断裂，即人与人之间可以没有任何关系，只有最基本的利益计算。但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将人「原子化」（Atomism）12 ，视人为独立和最少的原始单位，「人」的含意变得模糊和单薄，只成为一个功能性的载体，却没有任何社会、文化、群体的内涵。《正义：一场思辨的旅程》的作者Michael Sandel 认为这是一种「由随机的欲望、渴求、和需要所组成」的自我观念（a concatenation of various contingent desires, wants, and needs）13 。换句话说，即人可以独立存在于社会文化之中，没有必要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只要顾好自己，不伤害和冒犯对方就可以了。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弱化社群关系和自我观念，连带令社会需要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的重要性和价值被弱化和忽视，最终令共同视为重要的道德观念和核心价值消失，亦令「道德强制」的法理原则失去基础。在失去「道德制约」法理原则的平衡下，首两项法理原则成为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理由，所以社会缺乏合理的理由去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样，在面对可能出现的多人婚姻和乱伦（为家人恋）合法化的声音，也只有社会对道德价值薄弱的共识可以作为平衡 14。这不是说有社群关系就一定能改变现有的价值观，事实上社会道德标准是因着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共识和默契而不停改变。但在没有社群关系的社会是很难建立共同的道德价值，反而带来社会的纷争什至撕裂。
教会的眼光应比同性婚姻合法化更广
社会或许以经接受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成为社会的新的道德标准，但在面对其他性解放运动，教会应意识到只单单疾呼教条和圣经，却忽略社会价值观的根基已经被破坏，是难以阻挡将来一波又一波的性解放运动。
更重要的是同性婚姻合法化只是一个更根本、影响範围更广泛的问题的表面。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正正是社会正面对的不少问题的背后因素，例如放任的资本主义所引发的贫富悬殊。教会的眼光应超越同性婚姻合法化，看到社会已经肢离破碎，并思想怎样才是上帝所喜悦的社会生活、协助重建这已经被瓦解为个人原子的社会。社会原子化的局面每一个人，包括教会，都有责任。事实上，教会亦深受个人主义影响。现今的教会被形容为高墙教会，只关注自己堂会的发展。思考的角度往往抽离于所身处的社区、只以教会为中心，鲜有以所身处的社区的需要和疾苦出发，缺乏与社区的连结，彷佛教会坐落在那一区也不会有太大分别，直到现在性解放的潮流威胁到教会的自由时才来关心社会15。或许教会要重新思考与社区的关系，而这样做不应只是为了能对抗同性婚姻，而是回应人在个人主义下所产生的更大的社会问题和被压迫的人的孤独的和需要。 16
七月十三日编按：文章首段「美国有人开始推动多人婚姻合法化」之后，原有「瑞士和德国即有人呼吁要为乱伦解禁」，作者查证后属资料错误，按作者要求删去此句，本刊谨此订正。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07.10）
1. Golding, Martin P. (1975). Philosophy of Law.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 Mills, John S. (1859). On Liberty.
3. Feinberg, Joel. (1985). The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Offense to O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Dworkin, Gerald. (1972) ‘Paternalism’, The Monist, 56(1): 64-84.
5. Stephen, James F. (1873).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6. Devlin, Patrick. (1965). 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这是指单纯家长主义（pure paternalism）。
8. 这哲学基础是在1859年由J.S. Mills 于其着作《论自由》（On Liberty）中提出。
9. 笔者在这里借用John Rawls于《正义论》（The Theory of Justice）中的「原始位置」（original position）中对「好」的观念。
10. 笔者在这里借用Michael Sandel于《自由主义与公义的限制》（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中对John Rawls的批评。
11. George, Robert P. (1993). Making Men Moral: Civil Liberties and Public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Taylor, Charles. (1985).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Sandel, Michael. (1982).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在这角度下，性解放人士说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争取个人自由的说法是不全面的，他们的确是在尝试改变社会共同拥有的道德价值观（起码曾经共同拥有）。所以这不只是自由问题，这的的确确还是道德问题。所以反对的群体（不论是否基督教群体）都必然是道德塔利班（如果定义为所有想维持现有道德观念的群体）。
15. 其实一直有很多基督徒以个人身分参与社会事务，但基督教让社会人士觉得不中立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教会在很多社会问题上都不愿意以团体的名义发声，却唯独在性道德议题上不断以团体的名义发起行动。当然教会有很多实际运作的考虑，但教会也许需要思考是否有双重标准的情况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