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比數頒布各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例屬違憲，變相等同同性婚姻於美國合法。世界各地的性解放人士乘勝追擊，美國有人開始推動多人婚姻合法化。與此同時，平機會和大愛同盟等亦藉此機會推動香港應考慮為同性婚姻立法。為甚麼性解放運動會如此勢如破竹？
從法理學説起──道德觀念依附於社群之中
在法理學（Jurisprudence）上有四項原則作為立法的理據1 ，分別為「傷害他人」 （Harm Principle）2 、「冒犯他人」（Offence Principle）3、「家長性立法」 （Paternalism）4 、和「道德強制」（Moral Coercion）56 , 。第一、二項所處理的主要是保護個人的身體、財產、名譽，和免於不合理的滋擾，例如謀殺、噪音滋擾等。第三項原則是基於對被管轄者的直接利益而確立的，例如強制教育、乘車需要配戴安全帶等7 。最後一項則是為了維護道德價值而制定的法律，例如禁止亂倫（或稱為家人戀）。
雖然四項原則都在限制個人的行動自由，但首兩項與次兩項有多種分別。首先第一和第二項特別著重於免除人被迫害。這些法律一方面禁止個人作出傷害他人的行為，但另一方面其背後的哲學基礎卻是源於為政府和社會定立管制的界線，讓社會中的少數人士能以其所願意的生活方式生活，免受社會中的主流派別對他們作出禁制和打壓8。即是説，除非某人的行為會對他人作出傷害或不合理的滋擾，否則政府和社會人士都無權作出干預。而後兩者的哲學基礎則是在於為政府和社會提供一個為了社會整體利益而限制個人自由的原則。
在這裡筆者想提出另一個分別，就是這些原則背後所代表的「好」是不一樣的。首兩項原則代表的是「基本的好」（Primary social good）。這些好所包含的如自由等有普世性，不受文化和歷史背景限制的「好」9 。而第四項所代表的「好」是帶有獨特性的，往往是建基於民族的歷史和傳統文化中所得出的共同核心價值，是民族或社會認為需要捍衛的價值，例如對重婚的限制1011 。而第三項則介乎於兩者之間。
換句話說，第四項法理原則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一個社群的獨特性和核心價值，避免社會的共同價值被個人的行為所動搖，包括道德價值。然而，社會的道德標準不是依附於法例或道德信條，而是依附於社群，即社會中各成員之間的共同生活中所建立的共識和默契。法律故然有肯定的作用，但法律的基礎始終建基於市民的支持。在現代自由化的社會，「道德強制」這法理原則似乎非常落後而且不受歡迎。這現象當然與自由主義和背後的個人主義興起有關，但筆者想試從社群的瓦解和我們對「人」的觀念的改變的角度去理解這事。
被個人主義弱化的社群關係和自我觀念
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早於十九世紀於歐洲已經出現，但真正成為主流卻是從二十世紀的七、八十年初開始。七十年代初，美國的主流政治哲學為福利自由主義，主張在不違反個人自由情況下，社會政策應當惠及在社會最低層的人士，政府亦應對基於公眾利益而對市場、個人作出適當的限制。但到七十年代後期，美國主流的政治哲學思想演變為極端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當中其中一個重點是基於尊重自由（Negative Freedom）的源故，只要行動和交易並不涉及強制他人，是在有關人士你情我願的情況下進行，政府應盡量避免干涉。這轉變令提高了個人選擇的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背後所隱含著個人是獨立於社群的觀念。
批評者認為人可以獨立存在於社會文化的情況是不現實的。因為每個人的思想無可避免地會受所身處的社群影響。另外，其他的批評者即認為這改變了以家庭為原始單位的觀念。這同時將人與人、人與社群的關係弱化，甚至斷裂，即人與人之間可以沒有任何關係，只有最基本的利益計算。但更重要的是自由主義將人「原子化」（Atomism）12 ，視人為獨立和最少的原始單位，「人」的含意變得模糊和單薄，只成為一個功能性的載體，卻沒有任何社會、文化、群體的內涵。《正義：一場思辨的旅程》的作者Michael Sandel 認為這是一種「由隨機的慾望、渴求、和需要所組成」的自我觀念（a concatenation of various contingent desires, wants, and needs）13 。換句話說，即人可以獨立存在於社會文化之中，沒有必要擁有共同的價值觀，只要顧好自己，不傷害和冒犯對方就可以了。
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弱化社群關係和自我觀念，連帶令社會需要擁有共同的價值觀的重要性和價值被弱化和忽視，最終令共同視為重要的道德觀念和核心價值消失，亦令「道德強制」的法理原則失去基礎。在失去「道德制約」法理原則的平衡下，首兩項法理原則成為限制個人的行動自由的唯一理由，所以社會缺乏合理的理由去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樣，在面對可能出現的多人婚姻和亂倫（為家人戀）合法化的聲音，也只有社會對道德價值薄弱的共識可以作為平衡 14。這不是說有社群關係就一定能改變現有的價值觀，事實上社會道德標準是因著社會中不同群體的共識和默契而不停改變。但在沒有社群關係的社會是很難建立共同的道德價值，反而帶來社會的紛爭甚至撕裂。
教會的眼光應比同性婚姻合法化更廣
社會或許以經接受同性戀和同性婚姻成為社會的新的道德標準，但在面對其他性解放運動，教會應意識到只單單疾呼教條和聖經，卻忽略社會價值觀的根基已經被破壞，是難以阻擋將來一波又一波的性解放運動。
更重要的是同性婚姻合法化只是一個更根本、影響範圍更廣泛的問題的表面。事實上，新自由主義正正是社會正面對的不少問題的背後因素，例如放任的資本主義所引發的貧富懸殊。教會的眼光應超越同性婚姻合法化，看到社會已經肢離破碎，並思想怎樣才是上帝所喜悅的社會生活、協助重建這已經被瓦解為個人原子的社會。社會原子化的局面每一個人，包括教會，都有責任。事實上，教會亦深受個人主義影響。現今的教會被形容為高牆教會，只關注自己堂會的發展。思考的角度往往抽離於所身處的社區、只以教會為中心，鮮有以所身處的社區的需要和疾苦出發，缺乏與社區的連結，彷彿教會坐落在那一區也不會有太大分別，直到現在性解放的潮流威脅到教會的自由時才來關心社會15。或許教會要重新思考與社區的關係，而這樣做不應只是為了能對抗同性婚姻，而是回應人在個人主義下所產生的更大的社會問題和被壓迫的人的孤獨的和需要。 16
七月十三日編按：文章首段「美國有人開始推動多人婚姻合法化」之後，原有「瑞士和德國即有人呼籲要為亂倫解禁」，作者查證後屬資料錯誤，按作者要求刪去此句，本刊謹此訂正。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7.10）
1. Golding, Martin P. (1975). Philosophy of Law.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 Mills, John S. (1859). On Liberty.
3. Feinberg, Joel. (1985). The Moral Limits of the Criminal Law: Offense to O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Dworkin, Gerald. (1972) ‘Paternalism’, The Monist, 56(1): 64-84.
5. Stephen, James F. (1873).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6. Devlin, Patrick. (1965). 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這是指單純家長主義（pure paternalism）。
8. 這哲學基礎是在1859年由J.S. Mills 於其著作《論自由》（On Liberty）中提出。
9. 筆者在這裡借用John Rawls於《正義論》（The Theory of Justice）中的「原始位置」（original position）中對「好」的觀念。
10. 筆者在這裡借用Michael Sandel於《自由主義與公義的限制》（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中對John Rawls的批評。
11. George, Robert P. (1993). Making Men Moral: Civil Liberties and Public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Taylor, Charles. (1985).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ciences: Philosophical Papers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 Sandel, Michael. (1982).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在這角度下，性解放人士說同性婚姻合法化是爭取個人自由的說法是不全面的，他們的確是在嘗試改變社會共同擁有的道德價值觀（起碼曾經共同擁有）。所以這不只是自由問題，這的的確確還是道德問題。所以反對的群體（不論是否基督教群體）都必然是道德塔利班（如果定義為所有想維持現有道德觀念的群體）。
15. 其實一直有很多基督徒以個人身分參與社會事務，但基督教讓社會人士覺得不中立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教會在很多社會問題上都不願意以團體的名義發聲，卻唯獨在性道德議題上不斷以團體的名義發起行動。當然教會有很多實際運作的考慮，但教會也許需要思考是否有雙重標準的情況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