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效地回应一个社会议题，我们必先对该议题有正确的认识，还要存正确的回应心态，且要先作正确的分析。
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裁决同性恋者享有婚姻权利。从过往经验推测，教会多会质疑：为何数名法官而非立法机关可以决定更改婚姻法？然而，这是误解。美法院没有更改婚姻法，他们只是罗列理据之后，判断美国宪法已赋予同性恋者婚姻权利。且根据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戴耀廷的描述，五比四不是赞成与反对同性恋者有婚姻权之比例，而是｢承认同性婚姻的方法」之不同的比例。（《明报》，二○一五年七月四日，页D5）简言之，五位认为宪法已直接赋予同性恋者婚姻权，四位则认为应交回立法机关修改现时之婚姻法，使其乎合宪法精神。这情况跟早年香港法院判断，根据香港《基本法》，变性人Ｗ小姐有与男性结婚之权利相似。
若社会认为不应赋予同性恋者婚姻权，或不应赋予Ｗ小姐与男性结婚权，正确做法不是谴责法官，而是要求修改宪法／《基本法》。惟宪法亦非随便根据民意的喜好而更改，宪法本身亦受更高准则（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所规範。
故此，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带给香港教会的冲击，不单是本港同志团体有样学样地作出要求，亦是因为美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皆有相同的人权保障精神（是否被重视是另一回事），在此精神下，反对同性婚姻的理据将会很薄弱。
在此情况下，香港教会如何回应（或近或远的）将来同志团体要求同性婚姻权的声音呢？
回应这议题，应存正确心态。我们是要解决问题，而非廻避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妄图建立一个一尘不染的民间理想国，因为这是既济与未济的时代，而且，现代社会是多元的，我们要同时面对多个範畴的道德原则，有时满足了甲範畴的道德要求时，却违反了乙範畴的道德要求。故此，我们只能尽量争取更大的善和更小的恶。
回应议题，我们必须存与异见者对话的心态，而不能单单宣示自己的立场。换言之，我们每提出一观点时，应同时诚恳地考虑不同观点的理据，或者能找出可协调之处。其次，我们要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以致避免了假社会利益之名，来维护自己的喜好。我们要认识清楚，法律的作用首要是规範社会秩序，和以保护无辜者或不能保护自己的人。其次才是维护道德高尚。
神人摩西虽然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不可离婚，但他仍吩咐以色列民若休妻则给予休书（申廿四1），因为要保护无辜被休的妇人。同样，虽然有私生子是不道德的，但我们认同未成年或仍在学的私生子可分得当事人部份遗产的法例。我们必须了解，法律不跟道德同步，有时是需要的。
同性恋，无论其成因是先天或后天，都不是同性恋者自己拣的。我相信上帝不会要求人对自己不能拣择的后果，承担道德责任。什么是罪？我们常强调「罪」的原文意思是｢射不中靶心｣，惟罪亦包含需要悔改的意思。悔改包括悔与改，若部份同性恋是先天的，不能改的，强调同性恋是罪，只会对同性恋者做成困扰，对同性恋者是不公平的。再者，若部份同性恋的成因是后天的，人亦有选择不接受治疗的自由与权利，只要不损害其他人的福祉即可。就算是精神病患者，法院亦只有在他／她因精神病而犯了伤害他人身体罪，才可强制他／她接受治疗。
每一个人，其与至爱共同生活，生死与共的意愿，皆需受到尊重。生死与共的具体表现包括：一、可互相继承遗产；二、遇重大或紧急医疗事故，可作代理人签署手术同意书；三、如直系亲属一样，当一方需要器官捐赠，而另一方器官适合时，可以施行和接受捐赠。
另一方面，当不损当事人福祉时，当事人亦可牺性一些不重要的权利，以避免做成社会混乱或混淆。在英语社会，对长辈亲戚的称谓，只有uncle和auntie，在华人社会，则uncle可分为伯、叔、舅；而auntie更分为伯娘、婶母、姑妈／姐、姨（母），华人社会讲求在人伦关系上表达精准。故此，华人社会若认同和尊重同性至爱结合的权利，亦应分别同性结合与异性结合的用词和法例。订明两者在权益和义务上完全相等即可。
还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是：同性至爱结合，是否可享有领养权。这不单涉及结合者即领养者的权益，更涉及被领养者（通常是没能力保护自己者）的权益。宜审慎研究之。
或许有人会说，干脆不给予同性恋者结合权，则不用为领养权而头痛了。惟这样牺性他人，以方便自已，不单是懒惰，更是斩脚趾避沙虫。
以上只是个人初步思考，必有未考虑周详之处，只望能抛砖引玉。这样，教会届时不需｢临急开坑」地回应，更不会因考虑未周而给人霸道的错觉。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