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效地回應一個社會議題，我們必先對該議題有正確的認識，還要存正確的回應心態，且要先作正確的分析。
美國最高法院以五比四裁決同性戀者享有婚姻權利。從過往經驗推測，教會多會質疑：為何數名法官而非立法機關可以決定更改婚姻法？然而，這是誤解。美法院沒有更改婚姻法，他們只是羅列理據之後，判斷美國憲法已賦予同性戀者婚姻權利。且根據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戴耀廷的描述，五比四不是贊成與反對同性戀者有婚姻權之比例，而是｢承認同性婚姻的方法」之不同的比例。（《明報》，二○一五年七月四日，頁D5）簡言之，五位認為憲法已直接賦予同性戀者婚姻權，四位則認為應交回立法機關修改現時之婚姻法，使其乎合憲法精神。這情況跟早年香港法院判斷，根據香港《基本法》，變性人Ｗ小姐有與男性結婚之權利相似。
若社會認為不應賦予同性戀者婚姻權，或不應賦予Ｗ小姐與男性結婚權，正確做法不是譴責法官，而是要求修改憲法／《基本法》。惟憲法亦非隨便根據民意的喜好而更改，憲法本身亦受更高準則（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如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所規範。
故此，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帶給香港教會的衝擊，不單是本港同志團體有樣學樣地作出要求，亦是因為美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皆有相同的人權保障精神（是否被重視是另一回事），在此精神下，反對同性婚姻的理據將會很薄弱。
在此情況下，香港教會如何回應（或近或遠的）將來同志團體要求同性婚姻權的聲音呢？
回應這議題，應存正確心態。我們是要解決問題，而非廻避問題。解決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妄圖建立一個一塵不染的民間理想國，因為這是既濟與未濟的時代，而且，現代社會是多元的，我們要同時面對多個範疇的道德原則，有時滿足了甲範疇的道德要求時，卻違反了乙範疇的道德要求。故此，我們只能盡量爭取更大的善和更小的惡。
回應議題，我們必須存與異見者對話的心態，而不能單單宣示自己的立場。換言之，我們每提出一觀點時，應同時誠懇地考慮不同觀點的理據，或者能找出可協調之處。其次，我們要平衡個人權利與社會利益，以致避免了假社會利益之名，來維護自己的喜好。我們要認識清楚，法律的作用首要是規範社會秩序，和以保護無辜者或不能保護自己的人。其次才是維護道德高尚。
神人摩西雖然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不可離婚，但他仍吩咐以色列民若休妻則給予休書（申廿四1），因為要保護無辜被休的婦人。同樣，雖然有私生子是不道德的，但我們認同未成年或仍在學的私生子可分得當事人部份遺產的法例。我們必須了解，法律不跟道德同步，有時是需要的。
同性戀，無論其成因是先天或後天，都不是同性戀者自己揀的。我相信上帝不會要求人對自己不能揀擇的後果，承擔道德責任。甚麼是罪？我們常強調「罪」的原文意思是｢射不中靶心｣，惟罪亦包含需要悔改的意思。悔改包括悔與改，若部份同性戀是先天的，不能改的，強調同性戀是罪，只會對同性戀者做成困擾，對同性戀者是不公平的。再者，若部份同性戀的成因是後天的，人亦有選擇不接受治療的自由與權利，只要不損害其他人的福祉即可。就算是精神病患者，法院亦只有在他／她因精神病而犯了傷害他人身體罪，才可強制他／她接受治療。
每一個人，其與至愛共同生活，生死與共的意願，皆需受到尊重。生死與共的具體表現包括：一、可互相繼承遺產；二、遇重大或緊急醫療事故，可作代理人簽署手術同意書；三、如直系親屬一樣，當一方需要器官捐贈，而另一方器官適合時，可以施行和接受捐贈。
另一方面，當不損當事人福祉時，當事人亦可犧性一些不重要的權利，以避免做成社會混亂或混淆。在英語社會，對長輩親戚的稱謂，只有uncle和auntie，在華人社會，則uncle可分為伯、叔、舅；而auntie更分為伯娘、嬸母、姑媽／姐、姨（母），華人社會講求在人倫關係上表達精準。故此，華人社會若認同和尊重同性至愛結合的權利，亦應分別同性結合與異性結合的用詞和法例。訂明兩者在權益和義務上完全相等即可。
還需探討和解決的問題是：同性至愛結合，是否可享有領養權。這不單涉及結合者即領養者的權益，更涉及被領養者（通常是沒能力保護自己者）的權益。宜審慎研究之。
或許有人會說，乾脆不給予同性戀者結合權，則不用為領養權而頭痛了。惟這樣犧性他人，以方便自已，不單是懶惰，更是斬腳趾避沙蟲。
以上只是個人初步思考，必有未考慮周詳之處，只望能拋磚引玉。這樣，教會屆時不需｢臨急開坑」地回應，更不會因考慮未週而給人霸道的錯覺。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