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教会内向来都有性骚扰个案发生,但从来未有实质数据显示问题的严重程度。为了解香港教会内性骚扰及性别意识的情况,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性别公义促进小组(下称「本小组」)特别策划是次调查。我们在二○一四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间透过邮寄与电邮邀请全港1230所堂会参与问卷调查,亦以电话接触当中324所非协进会的会员教会。最后只有12所堂会参与问卷调查,其中包括来自: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救世军、香港基督教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四个宗派及其他独立堂会。是次调查共收回315份问卷,有效问卷为304份。
受访者对性骚扰定义不清晰及
性别意识不足
第一部份问卷问及的8项行径事实上全部属于性骚扰的行为,但只有5项行径有超过八成人认为可以构成性骚扰,这反映受访者对性骚扰的定义不清晰。该5项行径依次序为「强逼进行性行为」(92.1%);「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90.8%);「不受欢迎并有色情意味的眼神或姿势」(87.2%);「发出有性含意的电子邮件、网络社交讯息、电话、信件或传真」(84.9%);「展示不受欢迎及与性有关的材料」(82.9%)。受访者对下列3项行径会否构成性骚扰并不确定,3项超过两成人选择中立的行径依次序为「多次提出不受欢迎的约会以致受约方感到厌烦」(33.2%);「引起性联想的评语、玩笑或提问」(27.6%);「讲贬低某一性别的淫亵╱有味笑话」(24%)。调查结果反映受访者对涉及约会与言语性骚扰缺乏认识和敏感度,以致受害人一旦遇到这类骚扰,容易自我怀疑、不被重视或得不到正面的回应和帮助。
另外,在有关性骚扰的观念和性别意识的题目中,只有不足三成受访者认同「性骚扰跟性别平等、尊重性别有关系」(26%),什至亦有出现受访者对性骚扰有刻版印象与理解。有六成半受访者认为「女性会比男性容易遭受性骚扰」(65.1%),亦有一成受访者认为「性骚扰的发生应归咎受害者的衣着或姿态过份性感」(11.8%)、「性骚扰只是受害者对他人的反应过敏」(7.3%),以及「性骚扰的发生应归咎受害者的警觉性不足」(10.8%),结果反映「指摘受害人的观念」(blame the victim)仍然存在。这种误解令受害人产生自责和内疚,保持沉默不敢求助。除了对受害人不公平之外,亦直接和间接助长性暴力的文化。另外,有六成半受访者并不赞同「教会内不会出现性骚扰」(67.4%)、「神职人员╱教牧同工不会性骚扰别人」(62.5%)及「神职人员╱教牧同工不会被性骚扰」(66.2%),此数据反映姊妹弟兄同意教内性骚扰的存在,拒绝过份神圣化教会及神职人员。教会处身在公共空间,亦是一个由人组成的群体,确实需要正面处理性骚扰等罪行。
一成受访者反映教会有性骚扰
冒犯者男女各占一半
当中有一成受访者(32人)表示他╱她或他╱她认识的弟兄姊妹曾在教会或教会活动里遭受性骚扰。该一成人反映的性骚扰形式(受访者可选多项)占最多者为「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例如触摸、抓捏或故意摩擦他人的身体」(26人╱81%),其他依次是「引起性联想的评语、玩笑或提问」(12人╱38%)、「多次提出不受欢迎的约会以致受约方感到厌烦」(11人╱34%)、「讲贬低某一性别的淫亵╱有味笑话」(10人╱31%)、「不受欢迎并有色情意识的眼神或姿势」(9人╱28%)和「发出有性含意的电子邮件、网络社交讯息、电话、信件或传真」(4人╱13%)。另外,冒犯者的性别男(17人╱53%)与女(14人╱44%)几乎各占一半。这个结果打破了坊间对性骚扰冒犯者性别的迷思,而受害人亦可以是同性或异性。由于鲜有男性受害人分享经历,有可能男性会因性别定型而感到羞耻而放弃求助。
冒犯者有一成半是教牧同工或长执(15%),而当中三成人地位是比受害人高,冒犯者如果利用职权恐吓或要胁对方以达到目的,受害者往往因此而陷入窘境。而且在教会的场景中,若是神职人员性骚扰信徒,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与心灵的损害,更带来信仰上的挣扎与困扰。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在是次调查中,冒犯者占七成为弟兄姊妹(23人╱72%),近五成是地位与受害人相等(18人╱56%),反映当信徒在追求合一的群体生活中容易出现关系界线模糊。当性骚扰一旦在群体中出现时,关系与信任亦会随之破坏。
「倾诉」非等同「投诉」
占六成受害人选择避开
当受害人在教会中遭受性骚扰时,占最多选择是「避开骚扰你的人」(19人╱59%),其他依次是「向教会肢体倾诉」(13人╱41%)、「向家人或朋友倾诉」(13人╱41%)、「直接向对方表示不满」(13人╱41%)等,反映受害人信任身边的姊妹弟兄及他们能够提供适切的意见和帮助。倘若堂会牧者与会友能有处理性骚扰的训练,相信有助受害人。另外,「倾诉」非等同「投诉」,受害人愿意与教会肢体分享并不代表他╱她愿意申诉。接近六成受害人选择「避开骚扰你的人」,虽然此举较消极和被动,但反映他╱她们带着伤口离开群体,即亦表示其个案仍未获处理,什至冒犯者有可能仍在教会中潜伏。另外,问卷反映只有一半的受害人曾向教会投诉(16人),而当他╱她投诉后,得到的回应较多是「与涉事双方详谈,以进一步了解有关事件」(8人)、「建议你向冒犯者表明立场」(7人)及「提供辅导服务或转介」(6人);但亦有教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及「不相信或漠视你的投诉」(3人)。更严重的是,也有少部份的受害人因为提出投诉而出现「被逼害」(4人)、「被歧视」(2人)、「事件在未经你同意之下被传开」(2人)、「被人议论」(2人)、「失去他人的信任」(2人)。一半受害人没有向教会作出投诉原因主要是「不想事件张扬╱被讨论」(12人)、「不想破坏在教会生活的环境」(11人)、「感到尴尬」(9人)、「不想被视为一个制造麻烦的人」(7人)等。结果反映受害人要作出投诉时存在不少顾虑而决定保持沉默。而投诉处理不善亦会为受害人带来第二度伤害。因此,教会若没制定性骚扰政策正视问题,并未设立一个公开、公正并保护受害人的投诉机制,会令受害人对投诉却步。
受害人的情绪反应方面,较多人感到「情绪低落」(14人╱44%),其他依次为「减低对教会的归属感」、「自信心╱自我形象降低」(9人╱28%)及「感到在教会内受到不公平的看待」(7人╱22%)等。反映性骚扰对被侵害者的伤害,对信仰群体的打击和破坏,实在不容忽视。
现时教会推动不足
七成半受访者支持教会设立防治性骚扰政策
有五成半受访者认同教会内出现性骚扰是一个严重的问题(56.6%),七成半受访者皆支持教会需要设立防治性骚扰政策(77.6%),以提升教友对性骚扰的意识、防止性骚扰的发生,以及帮助处理性骚扰的个案。可惜对于现时教会推广防止性骚扰的工作,只有一成受访者认为足够(13.8%),近七成受访者表示教会从没有性别意识的教育 (67.8%)。由此可见,防治性骚扰的工作及性别意识的教育有急切需要却非常缺乏。
九成本地教会无意参与问卷
反映教内漠视性骚扰
是次问卷调查我们没有选择以打电话或网上形式进行,一方面是为要确保调查的代表性,另一方面是希望透过进入堂会派发问卷来表达我们对这议题的关心,强调与教会的积极沟通;亦希望性别议题能在教会中公开地讨论。可惜的是,当我们向全港教会发出邀请的时候,得到的回应非常冷淡,反映教会对性与性罪行仍然视为禁忌。当我们用电话逐间堂会邀请和了解情况时,某教会同工一听到「性」字已立即声明他╱她们不支持同性恋。这份问卷完全没有讨论性倾向及性别认同的议题,反映有同工过份敏感和恐惧。亦有教牧同工寄匿名信指摘我们策划是次调查是「破坏神的殿」,反映某些教会仍然觉得神圣的地方是绝不会发生性骚扰的,并且亦因为「家丑不出外传」的心态而逃避讨论。以数字来看,这份报告只能代表百份之一的教会情况,但也真实反映了其馀九成教会仍然漠视教会内性骚扰的问题。
因此,报告提出以下建议:
一、各教会及机构制订《防治性骚扰政策》
本小组强烈建议各教会及机构制订《防治性骚扰政策》──制定处理性骚扰投诉的流程及设立处理性骚扰投诉委员会。作为信仰群体,我们有责任为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成长和事奉环境,并保障会友及服务使用者在工作及活动场所之中不受性骚扰的伤害,以致彼此可以衷诚合作。当性骚扰一旦在教会发生,教会人员应尽力为有需要的投诉人、被投诉人及相关家人提供或转介相应的辅导和牧养支援,若情况严重并涉及刑事罪行,应协助受害人报警求助。作为社会机构,不论教会是否知悉,雇主亦须为雇员在职期间所作的违法性骚扰行为负上转承责任,教会实应及早防範于未然。
二、加强对牧者及会友的防治性骚扰意识教育
本小组认为应加强牧者、信徒领袖及会友对性骚扰的认识,澄清有关性骚扰的迷思和误解,并建立处理性骚扰投诉时应有的正确态度,鼓励受害人求助和寻求正义,从而积极和正面解决问题,以免受害人感到羞耻,什至被阻止求助。
三、建立教会内性别公义的意识
要决心建立「零」性骚扰的教会,必须从根本做起:在教会内建立性别公义的意识,开放讨论性别议题,促进性别平等,去除性别霸权,让教牧与平信徒突破性别定型和传统的性别分工,按恩赐、兴趣、热诚及群体需要服事教会。
(曹晓彤为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性别公义事工干事,并是次调查调查员,另一位调查员为秦海城〔香港浸会大学社会政策社会科学学士学位课程三年级生〕。调查顾问为陈慎庆〔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教授〕、黄慧贞〔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编按:详尽数据结果参http://www.hkcc.org.hk/acms/upload/hkcc/gender/pdf/final教会内性骚扰及性别意识调查报告.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