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督教會內向來都有性騷擾個案發生，但從來未有實質數據顯示問題的嚴重程度。為了解香港教會內性騷擾及性別意識的情況，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性別公義促進小組（下稱「本小組」）特別策劃是次調查。我們在二○一四年十月至十二月期間透過郵寄與電郵邀請全港1230所堂會參與問卷調查，亦以電話接觸當中324所非協進會的會員教會。最後只有12所堂會參與問卷調查，其中包括來自：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救世軍、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四個宗派及其他獨立堂會。是次調查共收回315份問卷，有效問卷為304份。
受訪者對性騷擾定義不清晰及
性別意識不足
第一部份問卷問及的8項行徑事實上全部屬於性騷擾的行為，但只有5項行徑有超過八成人認為可以構成性騷擾，這反映受訪者對性騷擾的定義不清晰。該5項行徑依次序為「強逼進行性行為」（92.1%）；「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90.8%）；「不受歡迎並有色情意味的眼神或姿勢」（87.2%）；「發出有性含意的電子郵件、網絡社交訊息、電話、信件或傳真」（84.9%）；「展示不受歡迎及與性有關的材料」（82.9%）。受訪者對下列3項行徑會否構成性騷擾並不確定，3項超過兩成人選擇中立的行徑依次序為「多次提出不受歡迎的約會以致受約方感到厭煩」（33.2%）；「引起性聯想的評語、玩笑或提問」（27.6%）；「講貶低某一性別的淫褻╱有味笑話」（24%）。調查結果反映受訪者對涉及約會與言語性騷擾缺乏認識和敏感度，以致受害人一旦遇到這類騷擾，容易自我懷疑、不被重視或得不到正面的回應和幫助。
另外，在有關性騷擾的觀念和性別意識的題目中，只有不足三成受訪者認同「性騷擾跟性別平等、尊重性別有關係」（26%），甚至亦有出現受訪者對性騷擾有刻版印象與理解。有六成半受訪者認為「女性會比男性容易遭受性騷擾」（65.1%），亦有一成受訪者認為「性騷擾的發生應歸咎受害者的衣著或姿態過份性感」（11.8%）、「性騷擾只是受害者對他人的反應過敏」（7.3%），以及「性騷擾的發生應歸咎受害者的警覺性不足」（10.8%），結果反映「指摘受害人的觀念」（blame the victim）仍然存在。這種誤解令受害人產生自責和內疚，保持沉默不敢求助。除了對受害人不公平之外，亦直接和間接助長性暴力的文化。另外，有六成半受訪者並不贊同「教會內不會出現性騷擾」（67.4%）、「神職人員╱教牧同工不會性騷擾別人」（62.5%）及「神職人員╱教牧同工不會被性騷擾」（66.2%），此數據反映姊妹弟兄同意教內性騷擾的存在，拒絕過份神聖化教會及神職人員。教會處身在公共空間，亦是一個由人組成的群體，確實需要正面處理性騷擾等罪行。
一成受訪者反映教會有性騷擾
冒犯者男女各佔一半
當中有一成受訪者（32人）表示他╱她或他╱她認識的弟兄姊妹曾在教會或教會活動裡遭受性騷擾。該一成人反映的性騷擾形式（受訪者可選多項）佔最多者為「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例如觸摸、抓捏或故意摩擦他人的身體」（26人╱81%），其他依次是「引起性聯想的評語、玩笑或提問」（12人╱38%）、「多次提出不受歡迎的約會以致受約方感到厭煩」（11人╱34%）、「講貶低某一性別的淫褻╱有味笑話」（10人╱31%）、「不受歡迎並有色情意識的眼神或姿勢」（9人╱28%）和「發出有性含意的電子郵件、網絡社交訊息、電話、信件或傳真」（4人╱13%）。另外，冒犯者的性別男（17人╱53%）與女（14人╱44%）幾乎各佔一半。這個結果打破了坊間對性騷擾冒犯者性別的迷思，而受害人亦可以是同性或異性。由於鮮有男性受害人分享經歷，有可能男性會因性別定型而感到羞恥而放棄求助。
冒犯者有一成半是教牧同工或長執（15%），而當中三成人地位是比受害人高，冒犯者如果利用職權恐嚇或要脅對方以達到目的，受害者往往因此而陷入窘境。而且在教會的場景中，若是神職人員性騷擾信徒，帶來的不只是身體與心靈的損害，更帶來信仰上的掙扎與困擾。不過值得留意的是，在是次調查中，冒犯者佔七成為弟兄姊妹（23人╱72%），近五成是地位與受害人相等（18人╱56%），反映當信徒在追求合一的群體生活中容易出現關係界線模糊。當性騷擾一旦在群體中出現時，關係與信任亦會隨之破壞。
「傾訴」非等同「投訴」
佔六成受害人選擇避開
當受害人在教會中遭受性騷擾時，佔最多選擇是「避開騷擾你的人」（19人╱59%），其他依次是「向教會肢體傾訴」（13人╱41%）、「向家人或朋友傾訴」（13人╱41%）、「直接向對方表示不滿」（13人╱41%）等，反映受害人信任身邊的姊妹弟兄及他們能夠提供適切的意見和幫助。倘若堂會牧者與會友能有處理性騷擾的訓練，相信有助受害人。另外，「傾訴」非等同「投訴」，受害人願意與教會肢體分享並不代表他╱她願意申訴。接近六成受害人選擇「避開騷擾你的人」，雖然此舉較消極和被動，但反映他╱她們帶著傷口離開群體，即亦表示其個案仍未獲處理，甚至冒犯者有可能仍在教會中潛伏。另外，問卷反映只有一半的受害人曾向教會投訴（16人），而當他╱她投訴後，得到的回應較多是「與涉事雙方詳談，以進一步了解有關事件」（8人）、「建議你向冒犯者表明立場」（7人）及「提供輔導服務或轉介」（6人）；但亦有教會「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及「不相信或漠視你的投訴」（3人）。更嚴重的是，也有少部份的受害人因為提出投訴而出現「被逼害」（4人）、「被歧視」（2人）、「事件在未經你同意之下被傳開」（2人）、「被人議論」（2人）、「失去他人的信任」（2人）。一半受害人沒有向教會作出投訴原因主要是「不想事件張揚╱被討論」（12人）、「不想破壞在教會生活的環境」（11人）、「感到尷尬」（9人）、「不想被視為一個製造麻煩的人」（7人）等。結果反映受害人要作出投訴時存在不少顧慮而決定保持沉默。而投訴處理不善亦會為受害人帶來第二度傷害。因此，教會若沒制定性騷擾政策正視問題，並未設立一個公開、公正並保護受害人的投訴機制，會令受害人對投訴卻步。
受害人的情緒反應方面，較多人感到「情緒低落」（14人╱44%），其他依次為「減低對教會的歸屬感」、「自信心╱自我形象降低」（9人╱28%）及「感到在教會內受到不公平的看待」（7人╱22%）等。反映性騷擾對被侵害者的傷害，對信仰群體的打擊和破壞，實在不容忽視。
現時教會推動不足
七成半受訪者支持教會設立防治性騷擾政策
有五成半受訪者認同教會內出現性騷擾是一個嚴重的問題（56.6%），七成半受訪者皆支持教會需要設立防治性騷擾政策（77.6%），以提升教友對性騷擾的意識、防止性騷擾的發生，以及幫助處理性騷擾的個案。可惜對於現時教會推廣防止性騷擾的工作，只有一成受訪者認為足夠（13.8%），近七成受訪者表示教會從沒有性別意識的教育 （67.8%）。由此可見，防治性騷擾的工作及性別意識的教育有急切需要卻非常缺乏。
九成本地教會無意參與問卷
反映教內漠視性騷擾
是次問卷調查我們沒有選擇以打電話或網上形式進行，一方面是為要確保調查的代表性，另一方面是希望透過進入堂會派發問卷來表達我們對這議題的關心，強調與教會的積極溝通；亦希望性別議題能在教會中公開地討論。可惜的是，當我們向全港教會發出邀請的時候，得到的回應非常冷淡，反映教會對性與性罪行仍然視為禁忌。當我們用電話逐間堂會邀請和了解情況時，某教會同工一聽到「性」字已立即聲明他╱她們不支持同性戀。這份問卷完全沒有討論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的議題，反映有同工過份敏感和恐懼。亦有教牧同工寄匿名信指摘我們策劃是次調查是「破壞神的殿」，反映某些教會仍然覺得神聖的地方是絕不會發生性騷擾的，並且亦因為「家醜不出外傳」的心態而逃避討論。以數字來看，這份報告只能代表百份之一的教會情況，但也真實反映了其餘九成教會仍然漠視教會內性騷擾的問題。
因此，報告提出以下建議：
一、各教會及機構制訂《防治性騷擾政策》
本小組強烈建議各教會及機構制訂《防治性騷擾政策》──制定處理性騷擾投訴的流程及設立處理性騷擾投訴委員會。作為信仰群體，我們有責任為人提供一個安全的成長和事奉環境，並保障會友及服務使用者在工作及活動場所之中不受性騷擾的傷害，以致彼此可以衷誠合作。當性騷擾一旦在教會發生，教會人員應盡力為有需要的投訴人、被投訴人及相關家人提供或轉介相應的輔導和牧養支援，若情況嚴重並涉及刑事罪行，應協助受害人報警求助。作為社會機構，不論教會是否知悉，僱主亦須為僱員在職期間所作的違法性騷擾行為負上轉承責任，教會實應及早防範於未然。
二、加強對牧者及會友的防治性騷擾意識教育
本小組認為應加強牧者、信徒領袖及會友對性騷擾的認識，澄清有關性騷擾的迷思和誤解，並建立處理性騷擾投訴時應有的正確態度，鼓勵受害人求助和尋求正義，從而積極和正面解決問題，以免受害人感到羞恥，甚至被阻止求助。
三、建立教會內性別公義的意識
要決心建立「零」性騷擾的教會，必須從根本做起：在教會內建立性別公義的意識，開放討論性別議題，促進性別平等，去除性別霸權，讓教牧與平信徒突破性別定型和傳統的性別分工，按恩賜、興趣、熱誠及群體需要服事教會。
（曹曉彤為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性別公義事工幹事，並是次調查調查員，另一位調查員為秦海城〔香港浸會大學社會政策社會科學學士學位課程三年級生〕。調查顧問為陳慎慶〔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黃慧貞〔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
編按：詳盡數據結果參http://www.hkcc.org.hk/acms/upload/hkcc/gender/pdf/final教會內性騷擾及性別意識調查報告.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