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六年的菲律宾，空气灌满了不满和不安。西班牙殖民政府和老百姓──包括不同民族的菲律宾人及华人──关系日渐绷紧。稍前已有菲华群起反抗，与政府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菲律宾人也组织起来，誓要争取民族尊严。
被政府视为叛乱份子的阵营内其实有不同声音：激进派，主张武力赶走西班牙统治者，全面独立；温和派，倡议宪政改革，要求西班牙政府承认菲律宾为一省，与王国其他省份地位平等，法律之前，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平等，享有言论和集会自由。
温和派中首推现尊为菲律宾国父的荷西黎刹医生（Dr. Jose Rizal）最优秀。他身材瘦小，其貌不扬，却目光如炬，看透人性。黎刹大力鼓吹透过教育提高人民的素质。他以问为答，道出自己的核心思想：
「倘若今天的奴隶成为明天的暴君，何必独立？」
奴隶长年生活在高压之下，头上悬着一柄快刀，随时飞舞起来，把奴隶砍得遍体鳞伤，什至人头落地。于是，恐惧，深深植入奴隶心里，成为心理DNA一部份。奴隶变得胆小如鼠，毫无主见，唯主人马首是瞻，更不要说创新。心理学称为「习来无力感」。
不过，请不要以为奴隶什么时候都柔弱无助，逆来顺受，不敢造次。很多时候，奴隶一旦遇到更弱者，便会欺凌对方，手段残忍血腥，与奴隶主如出一辙，什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奴仆欠了王六千万银币，无力偿还，王本要将他的妻儿卖了偿债，他向王求情，王便免了他的债，又给他自由。奴仆出来，遇见一个欠他一百银币的同伴，就掐住同伴喉咙，迫他还债。同伴求情，奴仆却不肯，还把同伴投入狱中，直到他还清债务。（太十八21-35）这就是典型的「奴隶╱暴君情结」。
二战后心理学家对纳粹德国集中营释囚展开长期追踪研究，赫然发现不少人变得冷血残酷，跟虐待他们的纳粹士兵不相伯仲。日本人的谦恭与日军的残暴形成强烈对比，举世震惊而困惑，有人喻为「菊花与剑」。不少革命发展到后来也是顺民变暴民，如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后议会里的混战，以及稍后的军阀割据。
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一些人对上司，乃至任何掌握权力的人深怀恐惧，卑躬屈膝，奴颜婢色，奉承巴结拍马，总之手段繁多，不一而足﹔转过身来，却呼喝部属，或欺负较为温和柔弱的同事，或打骂家人。
奴隶变暴君，俯拾皆是。
在张纯如所着的《南京大屠杀》的序文中，一九八四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迪斯蒙杜图说：「我们决不应该迴避往日的邪恶，无论它们是如何的恐怖，如果我们试图忘却，企图相信人的本性从来都是善良的，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自己的健忘症而痛悔莫及，因为邪恶的过去是阴魂不散的。尽管我们知道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堕落到谁也无法想像的邪恶地步。这毕竟是一个事实，也正是我们必须对自身弱点始终保持警惕的原因所在。」
奴隶心中根深柢固的恐惧毒瘤，只要一日没有割除，奴隶就会同时也是暴君，就「有可能堕落到谁也无法想像的邪恶地步。」
在恐惧的沃原上，野蛮这株毒草最容易滋生，茁壮，蔓延成片。
由是，我们必须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常常有所醒察，保持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