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六年的菲律賓，空氣灌滿了不滿和不安。西班牙殖民政府和老百姓──包括不同民族的菲律賓人及華人──關係日漸繃緊。稍前已有菲華群起反抗，與政府發生大規模流血衝突，菲律賓人也組織起來，誓要爭取民族尊嚴。
被政府視為叛亂份子的陣營內其實有不同聲音：激進派，主張武力趕走西班牙統治者，全面獨立；溫和派，倡議憲政改革，要求西班牙政府承認菲律賓為一省，與王國其他省份地位平等，法律之前，菲律賓人和西班牙人平等，享有言論和集會自由。
溫和派中首推現尊為菲律賓國父的荷西黎剎醫生（Dr. Jose Rizal）最優秀。他身材瘦小，其貌不揚，卻目光如炬，看透人性。黎剎大力鼓吹透過教育提高人民的素質。他以問為答，道出自己的核心思想：
「倘若今天的奴隸成為明天的暴君，何必獨立？」
奴隸長年生活在高壓之下，頭上懸著一柄快刀，隨時飛舞起來，把奴隸砍得遍體鱗傷，甚至人頭落地。於是，恐懼，深深植入奴隸心裡，成為心理DNA一部份。奴隸變得膽小如鼠，毫無主見，唯主人馬首是瞻，更不要說創新。心理學稱為「習來無力感」。
不過，請不要以為奴隸甚麼時候都柔弱無助，逆來順受，不敢造次。很多時候，奴隸一旦遇到更弱者，便會欺凌對方，手段殘忍血腥，與奴隸主如出一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耶穌講過一個比喻，有一個奴僕欠了王六千萬銀幣，無力償還，王本要將他的妻兒賣了償債，他向王求情，王便免了他的債，又給他自由。奴僕出來，遇見一個欠他一百銀幣的同伴，就掐住同伴喉嚨，迫他還債。同伴求情，奴僕卻不肯，還把同伴投入獄中，直到他還清債務。（太十八21-35）這就是典型的「奴隸╱暴君情結」。
二戰後心理學家對納粹德國集中營釋囚展開長期追蹤研究，赫然發現不少人變得冷血殘酷，跟虐待他們的納粹士兵不相伯仲。日本人的謙恭與日軍的殘暴形成強烈對比，舉世震驚而困惑，有人喻為「菊花與劍」。不少革命發展到後來也是順民變暴民，如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辛亥革命後議會裡的混戰，以及稍後的軍閥割據。
日常生活中，我們會遇到一些人對上司，乃至任何掌握權力的人深懷恐懼，卑躬屈膝，奴顏婢色，奉承巴結拍馬，總之手段繁多，不一而足﹔轉過身來，卻呼喝部屬，或欺負較為溫和柔弱的同事，或打罵家人。
奴隸變暴君，俯拾皆是。
在張純如所著的《南京大屠殺》的序文中，一九八四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迪斯蒙杜圖說：「我們決不應該迴避往日的邪惡，無論它們是如何的恐怖，如果我們試圖忘卻，企圖相信人的本性從來都是善良的，那麼，總有一天，我們會為自己的健忘症而痛悔莫及，因為邪惡的過去是陰魂不散的。儘管我們知道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我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墮落到誰也無法想像的邪惡地步。這畢竟是一個事實，也正是我們必須對自身弱點始終保持警惕的原因所在。」
奴隸心中根深柢固的恐懼毒瘤，只要一日沒有割除，奴隸就會同時也是暴君，就「有可能墮落到誰也無法想像的邪惡地步。」
在恐懼的沃原上，野蠻這株毒草最容易滋生，茁壯，蔓延成片。
由是，我們必須對自己內心深處的恐懼常常有所醒察，保持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