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那么政治职志就是一种伦理性的践行（ethical practice）。从政者的言行都有不能化约的伦理向度，既涉及自身对目标和手段的审度和辨识，也不能免于别人的道德检验和质询。政治并不超越、凌驾、独立于伦理，任何政治论述──哪怕只是诉诸利益、实力和功效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都隐含对「好」（good）的想像，所以都是伦理性命题。于是，政治抉择也从来不单纯是个人实利的取舍，而属于群体对善（Good）和义（Right）持续的追寻。对中外的古典政治理论而言（包括不少基督教的政治神学），所谓「善治」长久以来都是指社会能够培育人民共同过德性生活，而非由有德行或智慧的人管治，为百姓带来温饱就足够；只是到了现代世界，才出现一种想法，以为只要设计出一套「公义」的政治制度，社会就会实现公义，而无须管治者和被管治者都是一群能活出公义的人（a just society without a just people）。
坚持？抑或—妥协？
基督徒伦理对「政治妥协」也要有基于信仰的辨识和判断，而不应先入为主，不证自明地以为，凡进入政治领域，「妥协」就理所当然；否则，基督徒就无法参与政治的商议。我们若坚持信仰，就会被世俗社会取消发言权利和对话资格；我们若抛弃信仰换取别人认同，就会丧失作主门徒的身分（identity）。我们需要辨别（discern）在具体处境中所作的「政治妥协」，可以具有不同的伦理性质，不能一概而论。
例如，在争取政策变革的讨价还价过程中，暂时搁置一些长远目标，以换取另外一些目标，或全部、或局部、或渐进式的实现，不追求政策的完美或充分圆满，不坚持一步到位，这种「妥协」未必损害基本原则和价值，不但无可非议，且更是一种（基督徒）德性的实践：耐性 –– 不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不以权谋控制别人，不逼人就範。但相反，如果所谓「妥协」，是因为要实现某些好处（goods）──通常是包含个人利益在内的所谓「公共福祉」──而牺牲原则、摧毁价值、出卖诚信，什至为恶以成善，就会变成因利害义，什至因为目标正确，就以为可以不择手段。
可是，由于基督徒务实主义（Christian Realism）的深远影响，很多基督徒认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必须有所取舍；而通常的结果，只会是不断倾向要求理想向现实「妥协」。但主耶稣的教导，有哪一条是可以随时随地，因时制宜被抛弃，属于不切实际的「理想」？我们所委身，所认信的，有哪些是每遇处境艰难，就可以轻易撇下的「理想」？抑或，教会赖以维生、成其所是、不能不坚忍到底的，岂不就是世人眼中不可行的天国生活模式？所以，就信仰而言，从来不存在任何向政治现实「妥协」的空间。
基督徒实务主义典型的思维模式，就是「两害取其轻」（lesser evil）。这是一种粗疏的后果论，它的弊端，就是以即时、当前、短暂的果效，作为抉择的基础。但是，人非但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什至乎无法数算任何决定的前因后果，穷尽行动所产生的果报之长、阔、高、深，因此佛家有云：「业力不可思议」。以为自己能够在两害之间作精明的取舍，往往是自视过高，以为以一己之力能扭转干坤。例如，在政改议题上，不少人反对「原地踏步」，目的旨在阻止梁振英连任。问题是：一、根据政府提出的「袋住先」方案，梁振英就一定不能成功入闸、出闸，经市民一人一票当选？二、为什么梁振英的继任人就一定不会比他更「邪恶」？是什么原因，令我们将现任特首，想像成已经是上天下地「最邪恶」的领导人？
「两害取其轻」的道德思维另一毛病，是不分好歹，什至颠倒好坏。当我们将两恶之中的一恶，想像得越邪恶，另外本来的较轻之恶，渐渐就变得可取。「两害取其轻」最根本的意思，就是我甘愿去选择一个自己明知是错的、坏的、恶的选项。但偏偏我们容易忘记，这个较轻之「恶」，不因衡量过轻重之后，就忽然变成「好」；好与坏，不应该随我们选择的结果而转变。「两害取其轻」让我们跟自己的选择谈恋爱，本来「较不坏」的，久而久之最后被讲成是「最不坏」，什至「最佳」选项。代议式的民主制度，本来只是相比专制独裁祸害较少，但最后却被抬举成唯一「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其实，代议式民主本身，也并非唯一，最名符其实的民主制度；当我们只宣扬它的好处，而不提它的坏处，就变相将其绝对化。
人生在世的确会面对价值冲突，或难于取舍的两难局面，但基督徒不应以「两害取其轻」去自圆其说，合理化自己的选择，逃避自由，意图化解悲怆；我们只能够背负起（own up to）自由的责任和代价，承认我们的抉择没有必然的保证。这种面对现实的「妥协」，不会导致价值观混淆，或者原则被牺牲，「善」始终仍然是「善」，「恶」仍是「恶」。而且必须强调，例外的悲怆境况，往往是「善」与「善」之间的真正冲突，而并非一般所谓「善」（正当的目的）与「恶」（不正当的手段）之间的平衡，或所谓「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拉锯。更何况，基督徒的世界观并非是悲怆性的，而是终末性的，因为我们认信，耶稣是现在就坐着为王，主持大局（in charge）的三一上帝。
所以，基督徒伦理可以想像有一些「妥协」是无可避免的，但这跟一般信徒认为，信仰进入公共就必须向政治现实投降而「妥协」，完全是两码子事。因为，作为天国子民，我们对何谓「现实」，跟世俗社会，本来就存在南辕北辙的理解。世人要被逼屈服的「现实」──什么是可能，不可能；可行，不可行──是由拥有权力的人单方面定义的。但基督徒需要学习面对的「现实」、「真实」、「真相」却是单凭肉眼不能见的，我们看到的不单是世界现在是什么（as is），而且是它可以是什么（could be）、应该是什么（should be）、以及将来是什么（will be）。天国的终末视野让我们凭信心领受恩典，辨识圣灵的转化工作，见证三一上帝的在世作为。所以，基督徒可以「接受」政治现实，但却从不认命。我们不但静待世界的转变，对上主的信实和盼望（in expectation）驱使我们现在就去迎接将临的改变，为未来而时刻儆醒，作充分预备（in anticipation）。教会首要是忠于所信，忠于所托，而不是以短期的果效（例如是否有益于民主发展）来断定我们的社会使命，政治议程。换言之，教会不追逐世界的步伐，而是体贴上帝的心意，察验他的品性以及时间表。一些民主老将（什至少兵）有意无意地，有时用自己的「有生之年」，作为争取政治变革的死线，就会因失去耐性而变得自我中心，粗暴地期望社会的历史进程会迁就他们的限期，什或彷佛要求上帝亦要跟从他们的节奏行事。但谁又能以自己的寿数做注码，规限上帝做事的缓急先后？
原地踏步？抑或—袋住先？
现在教会全盘接纳政府所框定的政治议程，就「原地踏步」，抑或「袋住先」而争论，什至将立场对立者视为敌人，则更实属自寻烦恼。政改最后的结果，完全掌握在政府和政党的手里，是他们台前幕后的交易、角力、盘算、博奕，决定香港社会可见未来的命运。无论是建制，还是泛民政党均已表明，他们在立法会表决政改方案的时候，不会盲目跟随民意。政客毫不掩饰地输打赢要，只将对自己立场有利的民意当真。普罗市民都成了局外人，他们的意愿被兑换成任人播弄的「民意」。所以，就政改议题，教会实际上也没有「妥协」的馀地，我们连参与政治商议的资格也不具备，教会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跟当权者买卖交换（give and take）；教会更加无权无势，可以去向政权施加压力。根本从来在香港特区的政治生态，教会在谈判桌上并不占有当然的席位（not in the position），我们也不拥有任何的政治筹码，可以左右大局。
于是，当我们去权衡「原地踏步」和「袋住先」两者的利害，就已经假扮了从在位者（立法会议员）的角度思考问题，去思量在立法会表决时应有的投票取向，即使我们手上根本无票。虽然教会不在其位，但仍然幻想自己有份当家作主，这就是君士坦丁主义的思维模式。尤有什者，当我们以「两害取其轻」的理由二择其一，这种也不是真正的「政治妥协」，因为没有经过政治的协议和谈判，劝说和游说，持分者之间相互的让步，而只是一种内心的独白，勉为其难地说服自己认命，从当权者预设的选项中去拣选，以为这样就实现了主体性。
一方面，既然「袋住先」是掌权者用强权高压，威逼利诱我们接受的，教会领袖、基督徒学者、神学人再去为此制造「两者取其轻」的借口，就多此一举；尤其是如果我们所提的理据均与信仰无关，皆与政客的口吻无异；又或我们再堆砌神学论据去游说其他主内接受「袋住先」，就变成为当权者呐喊助威。这样说并不代表我指摘支持「袋住先」的信徒违背信仰，因为我们还未有机会听取他们立场背后的信仰理据，尚待经过对话、聆听、对质，实践群体的辨识，方能判别。只不过，之前在雨伞运动期间曾公开表态「只要真民主」的主内肢体，今天若要打倒昨日的我，就不能像政客一样朝秦暮楚，三心两意，而必须陈明他们转念的理由。因为自香港回归以来的政改争拗，从来都不是「真民主／假民主」之间的简单取态，而是「假民主／不民主」之间的痛苦抉择。对于那些一直不愿意香港政制停滞不前的信徒，我们可以尊重他们无奈接受「袋住先」，而不必上纲上线质疑他们对民主的信念是否坚定。他们可能有意识地（knowingly）宁要「假民主」也不要「不民主」，也没有将现在的鸟笼方案以假乱真，只因他们相信若要坚持到底，一天没有「真民主」，香港则仍然寸步难行。但同样地，他们也不必费力去游说别人支持他们的选择。至于那些曾高调「企硬」的基督徒，他们若要维持诚信，当初「只要真民主」的口号就必须体现成「宁要不民主」的意志，敢于向政府说「不」；否则无论政府赐予什么都甘之如饴，那些联署声明就是没有伴随践行的假冒为善。
另一方面，无论是社会上或教会内，均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只要成功阻止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一切拉倒，就等如成功抗衡了中央政府，约束了人大「八三一」横蛮的专断，挫折北京的锐气。已经有团体扬言，「袋住先」方案若通过，会再次发动大型的群众抗争，意味「原地踏步」，就等同可以宣布胜利。但这不过显然是一种空洞的精神胜利。在占中酝酿期间，有些人为了动员民意而宣告香港业已濒临政治悬崖，政制若不向前踏出一步，社会将万劫不复。今天他们若仍然坚守信念，宁愿「原地踏步」，他们也一样需要向别人解释，为什么维持由一千二百人选委会「选举」产生一个无认受性、无问责性、无法有效施政的特首，不会将社会推向深渊？为什么之前所讲的「政不通、人不和」等深层次矛盾，现在烟消云散？为什么他们今天对维持现状，又变得若无其事？他们既然甘心选择了「不民主」，就仍欠公众一个解释。
或者，社会大众与一般信徒没有意识到，无论最终的结局是「袋住先」，还是「原地踏步」，皆在当权者原订的剧本之内发生，从来没有违逆在上者的旨意。什至，「原地踏步」也是一个北京和泛民均乐见的「双赢方案」：北京可以继续牢牢操控特首小圈子选举，维持最高的安全系数，而将失落「一人一票选特首」的黄金机会，全部归咎泛民；立法会全面直选的承诺，也就更加理直气壮地遥遥无期了。泛民则可以继续扮演反对派，靠政府施政失误，不得民心而得分，只要一天香港还没有「民主」（无论真假），争取民主的千秋事业也得依靠泛民政党替市民坚持下去。
教会忠信？抑或—服务民主？
教会必须头脑清醒，明白我们同七百万香港市民一样，是被排除于政治决策过程之外，完全被剥夺了命运自主的权利。但基督徒更要安然承认（own up to）我们从来也是以无权者的身分，去服事世界，与其他的无权者同在，而不必像别人一样要争夺话语权或话事权。
也许在「现实政治」里，哪怕是在代议式的民主，普罗百姓都是任人摆布的：我们想要的，当权者可以不给；我们不想要的，当权者可以硬派给我们。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二○一五年四月廿五日接受电视台访问，当被问到假如市民对经过提委会筛选后出闸的两三名特首候选人皆不满意，可以怎样做，司长面不红耳不赤回答：市民可以选择弃权（意指投白票、废票）。不过，按政府提出的方案，二○一七年特首选举将采用一轮投票，简单多数制，无论市民如何不满，白票废票如何多，也不会影响结果。试问，怎样的政治制度才会专制到连弃权的权利也不让市民拥有？不喜欢可以投白票这样的「选择权」谁又稀罕？
所以「袋住先」和「原地踏步」既非「真正的选项」（genuine options），也不会由香港人自己作主。目前，教会不必二择其一，我们既没有这个资格做决定，也没有必要选择；反而需要想像第三及第四个等的可能性，例如彻底杯葛将来任何模式的特首选举。（至于那些担任立法会议员的主内肢体，他们或者要被逼二择其一，但其实他们仍有其他选择，例如在表决前辞职，拒绝继续参与一场荒谬的政治闹剧。）将来，教会面对政改最终的结果，可以默许（acquiesce），既不必认同，亦无需逆来顺受。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目前的选委会或将来的提委会的不公不义，教会也要拒绝继续沦为吃政治免费午餐的既得利益团体，应该主动放弃基督新教在选委会／提委会的十席。过去，一直有教内声音认为，教会留在选委会有利民主发展，这个借口是否成立固然值得商榷，因为我们没有超越常人的政治智慧，知道当怎样做才能够为社会带来民主；更重要是，教会的一些政治行动和参与模式，即使有利民主，但假如有损作主门徒的忠信（faithfulness）和诚信（integrity），妨碍我们揭露不义、言说真相、活出真诚（truthfulness），我们就需要有所不为。教会既然懂得批判选委会／提委会的流弊，什至发声明要求其他界别民主化，就不能够仍然若无其事厕身其中，将教会本来不应窃取的政治特权「袋袋平安」，且以当仁不让的舍己利他精神，自圆其说，将参与恶事说成善举。至于那些曾经扬言，「不占中就不会有民主」的人，他们既然认为占领行动是最后一着（last resort），就不可能走回头路，应用过往的联署和游行等社会运动手段继续争取。现在是考验他们的想像力和诚信的时候，否则他们的言行实质就在否定雨伞运动，彷佛它从未发生，一切依旧（business as usual）。
社会和教会面对的处境是一样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再思民主发展在未来十年，五十年如何重新起步，而是首先要面对，在法治廉政衰微；新闻言论空间萎缩；经济生活被大国硬实力入侵主宰；政府施政愈加强蛮；什至带头制造市民内部分化；警察沦为公安；公权力无孔不入；这种全权管治之下，如何继续日常的生活？如何保存我们的信念和价值不被扭曲颠倒，维持我们对当下的道德批判，对未来的伦理想像。
基督徒必须逃出掌权者所框定的「现实」囹圄，对我们所要见证的善充满想像，有所盼望。就「袋住先」还是「原地踏步」的教内争论当中，我们常见双方针对的只是对方的恶，而见不到他们如何论证出自己的立场何好之有。我们动员信徒关注的方式，同世俗社会一样，仍然是诉诸恐惧；我们被动消极地为回应自己幻想出来的政治灾难而活，而并非主动积极地迎向来临中的天国。
在「袋住先」与「原地踏步」之间，香港的政治局面彷佛钻进了死胡同，社会的出路在哪？我相信，作为天国子民，基督徒应该明白，政治根本不是社会的出路。有些信徒忧虑，在缺乏民主保障的全权统治之下，教会将会丧失宗教自由。但我们会否面对政治逼迫，从不仰赖当权者是否仁慈，政治制度是否完善，而是取决于我们有否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作者为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实用神学〔社会伦理〕助理教授）
（本文改写自二○一五年四月十七日香港基督徒学会「政治参与的道德与伦理──政治人对话系列一：妥协的政治」讲稿，承蒙香港基督徒学会允准转载。文章将在一三七期《思》出版。）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