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那麼政治職志就是一種倫理性的踐行（ethical practice）。從政者的言行都有不能化約的倫理向度，既涉及自身對目標和手段的審度和辨識，也不能免於別人的道德檢驗和質詢。政治並不超越、凌駕、獨立於倫理，任何政治論述──哪怕只是訴諸利益、實力和功效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都隱含對「好」（good）的想像，所以都是倫理性命題。於是，政治抉擇也從來不單純是個人實利的取捨，而屬於群體對善（Good）和義（Right）持續的追尋。對中外的古典政治理論而言（包括不少基督教的政治神學），所謂「善治」長久以來都是指社會能夠培育人民共同過德性生活，而非由有德行或智慧的人管治，為百姓帶來溫飽就足夠；只是到了現代世界，才出現一種想法，以為只要設計出一套「公義」的政治制度，社會就會實現公義，而無須管治者和被管治者都是一群能活出公義的人（a just society without a just people）。
堅持？抑或—妥協？
基督徒倫理對「政治妥協」也要有基於信仰的辨識和判斷，而不應先入為主，不證自明地以為，凡進入政治領域，「妥協」就理所當然；否則，基督徒就無法參與政治的商議。我們若堅持信仰，就會被世俗社會取消發言權利和對話資格；我們若拋棄信仰換取別人認同，就會喪失作主門徒的身分（identity）。我們需要辨別（discern）在具體處境中所作的「政治妥協」，可以具有不同的倫理性質，不能一概而論。
例如，在爭取政策變革的討價還價過程中，暫時擱置一些長遠目標，以換取另外一些目標，或全部、或局部、或漸進式的實現，不追求政策的完美或充分圓滿，不堅持一步到位，這種「妥協」未必損害基本原則和價值，不但無可非議，且更是一種（基督徒）德性的實踐：耐性 –– 不以自己為世界的中心，不以權謀控制別人，不逼人就範。但相反，如果所謂「妥協」，是因為要實現某些好處（goods）──通常是包含個人利益在內的所謂「公共福祉」──而犧牲原則、摧毀價值、出賣誠信，甚至為惡以成善，就會變成因利害義，甚至因為目標正確，就以為可以不擇手段。
可是，由於基督徒務實主義（Christian Realism）的深遠影響，很多基督徒認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必須有所取捨；而通常的結果，只會是不斷傾向要求理想向現實「妥協」。但主耶穌的教導，有哪一條是可以隨時隨地，因時制宜被拋棄，屬於不切實際的「理想」？我們所委身，所認信的，有哪些是每遇處境艱難，就可以輕易撇下的「理想」？抑或，教會賴以維生、成其所是、不能不堅忍到底的，豈不就是世人眼中不可行的天國生活模式？所以，就信仰而言，從來不存在任何向政治現實「妥協」的空間。
基督徒實務主義典型的思維模式，就是「兩害取其輕」（lesser evil）。這是一種粗疏的後果論，它的弊端，就是以即時、當前、短暫的果效，作為抉擇的基礎。但是，人非但沒有預知未來的能力，甚至乎無法數算任何決定的前因後果，窮盡行動所產生的果報之長、闊、高、深，因此佛家有云：「業力不可思議」。以為自己能夠在兩害之間作精明的取捨，往往是自視過高，以為以一己之力能扭轉乾坤。例如，在政改議題上，不少人反對「原地踏步」，目的旨在阻止梁振英連任。問題是：一、根據政府提出的「袋住先」方案，梁振英就一定不能成功入閘、出閘，經市民一人一票當選？二、為甚麼梁振英的繼任人就一定不會比他更「邪惡」？是甚麼原因，令我們將現任特首，想像成已經是上天下地「最邪惡」的領導人？
「兩害取其輕」的道德思維另一毛病，是不分好歹，甚至顛倒好壞。當我們將兩惡之中的一惡，想像得越邪惡，另外本來的較輕之惡，漸漸就變得可取。「兩害取其輕」最根本的意思，就是我甘願去選擇一個自己明知是錯的、壞的、惡的選項。但偏偏我們容易忘記，這個較輕之「惡」，不因衡量過輕重之後，就忽然變成「好」；好與壞，不應該隨我們選擇的結果而轉變。「兩害取其輕」讓我們跟自己的選擇談戀愛，本來「較不壞」的，久而久之最後被講成是「最不壞」，甚至「最佳」選項。代議式的民主制度，本來只是相比專制獨裁禍害較少，但最後卻被抬舉成唯一「最理想」的政治制度。其實，代議式民主本身，也並非唯一，最名符其實的民主制度；當我們只宣揚它的好處，而不提它的壞處，就變相將其絕對化。
人生在世的確會面對價值衝突，或難於取捨的兩難局面，但基督徒不應以「兩害取其輕」去自圓其說，合理化自己的選擇，逃避自由，意圖化解悲愴；我們只能夠背負起（own up to）自由的責任和代價，承認我們的抉擇沒有必然的保證。這種面對現實的「妥協」，不會導致價值觀混淆，或者原則被犧牲，「善」始終仍然是「善」，「惡」仍是「惡」。而且必須強調，例外的悲愴境況，往往是「善」與「善」之間的真正衝突，而並非一般所謂「善」（正當的目的）與「惡」（不正當的手段）之間的平衡，或所謂「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拉鋸。更何況，基督徒的世界觀並非是悲愴性的，而是終末性的，因為我們認信，耶穌是現在就坐著為王，主持大局（in charge）的三一上帝。
所以，基督徒倫理可以想像有一些「妥協」是無可避免的，但這跟一般信徒認為，信仰進入公共就必須向政治現實投降而「妥協」，完全是兩碼子事。因為，作為天國子民，我們對何謂「現實」，跟世俗社會，本來就存在南轅北轍的理解。世人要被逼屈服的「現實」──甚麼是可能，不可能；可行，不可行──是由擁有權力的人單方面定義的。但基督徒需要學習面對的「現實」、「真實」、「真相」卻是單憑肉眼不能見的，我們看到的不單是世界現在是甚麼（as is），而且是它可以是甚麼（could be）、應該是甚麼（should be）、以及將來是甚麼（will be）。天國的終末視野讓我們憑信心領受恩典，辨識聖靈的轉化工作，見證三一上帝的在世作為。所以，基督徒可以「接受」政治現實，但卻從不認命。我們不但靜待世界的轉變，對上主的信實和盼望（in expectation）驅使我們現在就去迎接將臨的改變，為未來而時刻儆醒，作充分預備（in anticipation）。教會首要是忠於所信，忠於所託，而不是以短期的果效（例如是否有益於民主發展）來斷定我們的社會使命，政治議程。換言之，教會不追逐世界的步伐，而是體貼上帝的心意，察驗祂的品性以及時間表。一些民主老將（甚至少兵）有意無意地，有時用自己的「有生之年」，作為爭取政治變革的死線，就會因失去耐性而變得自我中心，粗暴地期望社會的歷史進程會遷就他們的限期，甚或彷彿要求上帝亦要跟從他們的節奏行事。但誰又能以自己的壽數做注碼，規限上帝做事的緩急先後？
原地踏步？抑或—袋住先？
現在教會全盤接納政府所框定的政治議程，就「原地踏步」，抑或「袋住先」而爭論，甚至將立場對立者視為敵人，則更實屬自尋煩惱。政改最後的結果，完全掌握在政府和政黨的手裡，是他們台前幕後的交易、角力、盤算、博奕，決定香港社會可見未來的命運。無論是建制，還是泛民政黨均已表明，他們在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的時候，不會盲目跟隨民意。政客毫不掩飾地輸打贏要，只將對自己立場有利的民意當真。普羅市民都成了局外人，他們的意願被兌換成任人播弄的「民意」。所以，就政改議題，教會實際上也沒有「妥協」的餘地，我們連參與政治商議的資格也不具備，教會也沒有甚麼可以拿出來跟當權者買賣交換（give and take）；教會更加無權無勢，可以去向政權施加壓力。根本從來在香港特區的政治生態，教會在談判桌上並不佔有當然的席位（not in the position），我們也不擁有任何的政治籌碼，可以左右大局。
於是，當我們去權衡「原地踏步」和「袋住先」兩者的利害，就已經假扮了從在位者（立法會議員）的角度思考問題，去思量在立法會表決時應有的投票取向，即使我們手上根本無票。雖然教會不在其位，但仍然幻想自己有份當家作主，這就是君士坦丁主義的思維模式。尤有甚者，當我們以「兩害取其輕」的理由二擇其一，這種也不是真正的「政治妥協」，因為沒有經過政治的協議和談判，勸說和游說，持分者之間相互的讓步，而只是一種內心的獨白，勉為其難地說服自己認命，從當權者預設的選項中去揀選，以為這樣就實現了主體性。
一方面，既然「袋住先」是掌權者用強權高壓，威逼利誘我們接受的，教會領袖、基督徒學者、神學人再去為此製造「兩者取其輕」的藉口，就多此一舉；尤其是如果我們所提的理據均與信仰無關，皆與政客的口吻無異；又或我們再堆砌神學論據去游說其他主內接受「袋住先」，就變成為當權者吶喊助威。這樣說並不代表我指摘支持「袋住先」的信徒違背信仰，因為我們還未有機會聽取他們立場背後的信仰理據，尚待經過對話、聆聽、對質，實踐群體的辨識，方能判別。只不過，之前在雨傘運動期間曾公開表態「只要真民主」的主內肢體，今天若要打倒昨日的我，就不能像政客一樣朝秦暮楚，三心兩意，而必須陳明他們轉念的理由。因為自香港回歸以來的政改爭拗，從來都不是「真民主／假民主」之間的簡單取態，而是「假民主／不民主」之間的痛苦抉擇。對於那些一直不願意香港政制停滯不前的信徒，我們可以尊重他們無奈接受「袋住先」，而不必上綱上線質疑他們對民主的信念是否堅定。他們可能有意識地（knowingly）寧要「假民主」也不要「不民主」，也沒有將現在的鳥籠方案以假亂真，只因他們相信若要堅持到底，一天沒有「真民主」，香港則仍然寸步難行。但同樣地，他們也不必費力去游說別人支持他們的選擇。至於那些曾高調「企硬」的基督徒，他們若要維持誠信，當初「只要真民主」的口號就必須體現成「寧要不民主」的意志，敢於向政府說「不」；否則無論政府賜予甚麼都甘之如飴，那些聯署聲明就是沒有伴隨踐行的假冒為善。
另一方面，無論是社會上或教會內，均出現一種聲音，認為只要成功阻止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一切拉倒，就等如成功抗衡了中央政府，約束了人大「八三一」橫蠻的專斷，挫折北京的銳氣。已經有團體揚言，「袋住先」方案若通過，會再次發動大型的群眾抗爭，意味「原地踏步」，就等同可以宣布勝利。但這不過顯然是一種空洞的精神勝利。在佔中醞釀期間，有些人為了動員民意而宣告香港業已瀕臨政治懸崖，政制若不向前踏出一步，社會將萬劫不復。今天他們若仍然堅守信念，寧願「原地踏步」，他們也一樣需要向別人解釋，為甚麼維持由一千二百人選委會「選舉」產生一個無認受性、無問責性、無法有效施政的特首，不會將社會推向深淵？為甚麼之前所講的「政不通、人不和」等深層次矛盾，現在煙消雲散？為甚麼他們今天對維持現狀，又變得若無其事？他們既然甘心選擇了「不民主」，就仍欠公眾一個解釋。
或者，社會大眾與一般信徒沒有意識到，無論最終的結局是「袋住先」，還是「原地踏步」，皆在當權者原訂的劇本之內發生，從來沒有違逆在上者的旨意。甚至，「原地踏步」也是一個北京和泛民均樂見的「雙贏方案」：北京可以繼續牢牢操控特首小圈子選舉，維持最高的安全系數，而將失落「一人一票選特首」的黃金機會，全部歸咎泛民；立法會全面直選的承諾，也就更加理直氣壯地遙遙無期了。泛民則可以繼續扮演反對派，靠政府施政失誤，不得民心而得分，只要一天香港還沒有「民主」（無論真假），爭取民主的千秋事業也得依靠泛民政黨替市民堅持下去。
教會忠信？抑或—服務民主？
教會必須頭腦清醒，明白我們同七百萬香港市民一樣，是被排除於政治決策過程之外，完全被剝奪了命運自主的權利。但基督徒更要安然承認（own up to）我們從來也是以無權者的身分，去服事世界，與其他的無權者同在，而不必像別人一樣要爭奪話語權或話事權。
也許在「現實政治」裡，哪怕是在代議式的民主，普羅百姓都是任人擺布的：我們想要的，當權者可以不給；我們不想要的，當權者可以硬派給我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二○一五年四月廿五日接受電視台訪問，當被問到假如市民對經過提委會篩選後出閘的兩三名特首候選人皆不滿意，可以怎樣做，司長面不紅耳不赤回答：市民可以選擇棄權（意指投白票、廢票）。不過，按政府提出的方案，二○一七年特首選舉將採用一輪投票，簡單多數制，無論市民如何不滿，白票廢票如何多，也不會影響結果。試問，怎樣的政治制度才會專制到連棄權的權利也不讓市民擁有？不喜歡可以投白票這樣的「選擇權」誰又稀罕？
所以「袋住先」和「原地踏步」既非「真正的選項」（genuine options），也不會由香港人自己作主。目前，教會不必二擇其一，我們既沒有這個資格做決定，也沒有必要選擇；反而需要想像第三及第四個等的可能性，例如徹底杯葛將來任何模式的特首選舉。（至於那些擔任立法會議員的主內肢體，他們或者要被逼二擇其一，但其實他們仍有其他選擇，例如在表決前辭職，拒絕繼續參與一場荒謬的政治鬧劇。）將來，教會面對政改最終的結果，可以默許（acquiesce），既不必認同，亦無需逆來順受。如果我們真正認識到目前的選委會或將來的提委會的不公不義，教會也要拒絕繼續淪為吃政治免費午餐的既得利益團體，應該主動放棄基督新教在選委會／提委會的十席。過去，一直有教內聲音認為，教會留在選委會有利民主發展，這個藉口是否成立固然值得商榷，因為我們沒有超越常人的政治智慧，知道當怎樣做才能夠為社會帶來民主；更重要是，教會的一些政治行動和參與模式，即使有利民主，但假如有損作主門徒的忠信（faithfulness）和誠信（integrity），妨礙我們揭露不義、言說真相、活出真誠（truthfulness），我們就需要有所不為。教會既然懂得批判選委會／提委會的流弊，甚至發聲明要求其他界別民主化，就不能夠仍然若無其事廁身其中，將教會本來不應竊取的政治特權「袋袋平安」，且以當仁不讓的捨己利他精神，自圓其說，將參與惡事說成善舉。至於那些曾經揚言，「不佔中就不會有民主」的人，他們既然認為佔領行動是最後一著（last resort），就不可能走回頭路，應用過往的聯署和遊行等社會運動手段繼續爭取。現在是考驗他們的想像力和誠信的時候，否則他們的言行實質就在否定雨傘運動，彷彿它從未發生，一切依舊（business as usual）。
社會和教會面對的處境是一樣的，我們最需要的不是再思民主發展在未來十年，五十年如何重新起步，而是首先要面對，在法治廉政衰微；新聞言論空間萎縮；經濟生活被大國硬實力入侵主宰；政府施政愈加強蠻；甚至帶頭製造市民內部分化；警察淪為公安；公權力無孔不入；這種全權管治之下，如何繼續日常的生活？如何保存我們的信念和價值不被扭曲顛倒，維持我們對當下的道德批判，對未來的倫理想像。
基督徒必須逃出掌權者所框定的「現實」囹圄，對我們所要見證的善充滿想像，有所盼望。就「袋住先」還是「原地踏步」的教內爭論當中，我們常見雙方針對的只是對方的惡，而見不到他們如何論證出自己的立場何好之有。我們動員信徒關注的方式，同世俗社會一樣，仍然是訴諸恐懼；我們被動消極地為回應自己幻想出來的政治災難而活，而並非主動積極地迎向來臨中的天國。
在「袋住先」與「原地踏步」之間，香港的政治局面彷彿鑽進了死胡同，社會的出路在哪？我相信，作為天國子民，基督徒應該明白，政治根本不是社會的出路。有些信徒憂慮，在缺乏民主保障的全權統治之下，教會將會喪失宗教自由。但我們會否面對政治逼迫，從不仰賴當權者是否仁慈，政治制度是否完善，而是取決於我們有否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作者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社會倫理〕助理教授）
（本文改寫自二○一五年四月十七日香港基督徒學會「政治參與的道德與倫理──政治人對話系列一：妥協的政治」講稿，承蒙香港基督徒學會允准轉載。文章將在一三七期《思》出版。）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