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河边，坐在那里，追想锡安，就哭了......掳掠我们的在那里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为他们作乐：『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之土中唱耶和华的歌呢？」（诗一三七1，3-4，《和合本修订版》，下同）巴比伦政权要被掳者快乐唱歌，然而对被掳者而言，一切过去的快乐已经改变：我们犹太人被掠夺，我们怎能在此刻快乐歌唱？我们身处的地方已经是外邦之地了！
上年二月号《学苑》的数篇文章，似乎回应了诗人的哀歌。数篇文章先以社会保障为例，指出福利保障同一政治共同体的人而设，他们共同履行义务，共同分享共同体的利益、成果。然而大陆新移民多年来在港府没有否决权的情况下移民香港，摊薄了共同体成员的利益；又有文章指出自由行、CEPA、高铁、国民教育等事件，显示港府政策只向大陆看，而忽略港人利益，使香港人利益在没有选择下被蚕食；加上近来公共政策彷佛有违公平原则、公仆不再中立、社会发展向左倾，与香港人愿望利益违背、社会斗争之风盛行等现象；香港好像变得陌生如外邦。1我们怎能在此刻快乐歌唱？我们身处的地方已经是外邦之地了！年轻一代因此呼求真实的中港区隔。昔日「民主回归」，盼望由民主制度降临中国和香港来确保个人自由的愿望幻灭。年轻一代不再拥抱着家国情怀，或说年轻一代接受了中国与中共早已党国不分的事实，因此没有了中华民族情怀，没有了「即使反共，也心向中国」的心志。反而，香港年轻一代开始本着香港固有的文化、历史、什至语境，萌起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营造出香港人的主体意识，并积极关心本土发展，坚持「捍卫港人的自由和选择权才是我们的终极关怀」。而且，由「八三一」落闸到刚刚的「五三一」会晤，中共都一直摆出强硬的姿态；香港人更显得无能为力。于是年轻一代走上了「唯一选择」，就是本着本地人的「优势」，着力关心本土利益，并拼死坚持中共一天不认错就不能接受她。因此抗衡和抵制，是应有的立场。虽然无奈，但这是弱势者最后的尊严。
年轻一代在当权者下处于弱势，于是选择专注本土事项，实属无可厚非。然而，青春的力量岂止如此？爆发生命力，年轻一代对香港人主体意识的疆界，其实可以釐定得更远。主体意识取决于主体性，祈克果说：「主体性就是实质的激情」。换言之，香港人作为主体，主体意识的疆界取决于「我」愿意爆发多少生命力来走多远？我们有能耐把疆界、把使命走得更远，只在乎我们有什么原因去驱使我们走得更远、在乎我们如何使用时代给我们的空间发梦。而作为基督徒，这原因更是明确；笔者想重提一往事：一九九六年四十七名教会领袖发起基督徒筹办国庆活动。当时不少信徒未能接受策动六四屠城的中共政府：六四所带来的伤害未曾痊愈；此外，基督教协进会又刚议决推选代表以「个人名义」参加推委会、新华社官员又理所当然地要求世界信义宗在港举办的会议改期，以让出酒店空间给省政府参加回归庆典，加上正值新华社邀请一些教会人士筹办宗教界国庆活动等事（余达心牧师表示新华社未有对这四十七名发起人提出邀请） 2，不少信徒担心中共「无形之手」渗入教会，教会或会为取悦中方，在六四的伤患处中撒盐，并事事退让，最终成为中共的统战和宣传工具，更有什者，教会会依附政权。尤如今天处境，当时香港信徒活在惶恐之下，而回归是「别无他选」的如箭在弦。由恐慌到无能为力，香港教徒本着本地人的「优势」，拒绝筹办任何形式的国庆，认为中共一天不认错就不能接受她，因此要予以抗衡和抵制，借此表示与中共政权割席，以守护弱势者最后的尊严。
同样地，这份守护难免带着一点无奈。然而，不论是九六年或是今天，牧者们都是提醒着我们同一番说话，叮嘱我们这无奈是不足以窒碍基督徒可以走得更远的使命。杨牧谷牧师当年指出这使命体现在但以理服侍了巴比伦几个朝代，纵使「这些巴比伦君主不见得是仁君，或其朝政是没有矛盾之处」；体现在耶稣基督接纳税吏撒该和妓女，纵使他们都未先认错，主已接受了他们。这「更远的」使命都是先接纳，才有机会带来改变。3 不错，无论香港现在是什么处境也好，「教会的使命如常」。袁天佑牧师在五月卅一日该会的会议讲道中引用「循道卫理宗拉丁美洲玻利维亚教会传道宣言」4 ，指出「传道──就是教会不变的使命」。宣言强调「真正的传道是福音性的（4）⋯⋯传福音推动人类的释放力量。基督福音的目的是将人从各种压迫力量中释放出来。（21）」「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是将被压迫者和压迫别人的从罪恶的奴役中释放出来。（19）」而当「传福音是传讲和行动，并不是脱离人的现实环境（5）」时，「传道必须进入世界及人类的经验中⋯⋯作出回应。（5）」香港身处中国南端的土地上，介入历史的上帝让我们在食物供应、政治法律体制、国际资金流动等，千丝万缕地与中国互相挑战和依靠着。当世界给我们营造出这样的空间来，不就是要让我们在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间，实践着释放人的福音吗？不论被压迫者或压迫者，「普世人类（都）有权获知基督释放的福音。⋯⋯基督命令我们将福音传给每一受造之物……因为传福音不是拥有物，而是（我们）管家的职责。（9）」因此，「不论社会如何世俗化，不论有没有其他……意识形态……不论教会有没有更迫切的工作，均不能取代此项世人根本无法取代的工作。福音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任何的社会中被传开。（10）」换言之，纵使中共的政权在世界上正代表着「中国」，但在上帝计划中，他放我们在中国南端小小的土地上，岂不是要世界知道，他在这地为中国预留了人，要去承担福音使命，使人在罪恶中得释放，为这辽阔的土地带来转变？传道使命，让弱势的基督徒群体也要代表着中国！
承担这使命的确不简单，特别对失去了国家情怀，对「民主回归」梦幻灭的香港新一代，呐喊香港命运自主，确实比向中国宣扬释放人的福音容易。但「要真正传福音便要付上代价。福音不是廉价的。（15）」「教会必须对『时代的征兆』有所醒觉（16）」，而教会就是由你和我组成，因此我们在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历史机遇下，可以有位份「更远地」带出先知性的宣讲和行动。「传道若非同时具有先知性，便不是真正传道。教会不能与任何压迫人和使人非人的力量妥协。教会若不把内在和社会制度中的偶像和魔鬼指出来，就不能称呼耶稣基督的名。（20）」「福音应使人在上帝和人类面前，对自我和周围环境有新的觉醒，并负起历史所赋予的责任……（6）」作为身处香港的基督徒，我们逃避不了这托付。香港在地理上、民生上、政治上均连繋中国。我们传道也难于保持「中立」，仅着眼在「拯救灵魂」和单单获取「个人来世永生」的层面，毕竟「福音并非中立。……福音不认同任何党派，亦不肯把教会建立为另一种政治势力。但当教会宣讲上帝之道，给人类历史提供亮光，就难免产生政治后果。教会虽不欲涉及政治，政治亦会牵涉教会。（18）」因此，「我们拒绝那些鼓励对人生采取遁世逃避、脱离现实、对社会不负责任的福音及传道态度。（6）」亦都只有我们在历史这样给我们所提供的空间下，愿意爆发生命力，把我使命的疆界走得更远，「传福音（便）会迫使我们⋯⋯认真正视急剧的变化和胆敢面对基本的抉择。特别是（在压迫者强硬的欺压下）抉择站在受压者的一边，拒绝虚假的中间路线及与压迫者合作，传福音而不背负十字架便不是传福音。（15）」我们会因此不枉此生。
要我在「外邦之地」快乐唱歌、拥抱托负确实难堪，但请听上主安慰的话：「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包扎他们的伤处。」（诗一四七2-3）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