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倫河邊，坐在那裡，追想錫安，就哭了......擄掠我們的在那裡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為他們作樂：『給我們唱一首錫安的歌吧！』我們怎能在外邦之土中唱耶和華的歌呢？」（詩一三七1，3-4，《和合本修訂版》，下同）巴比倫政權要被擄者快樂唱歌，然而對被擄者而言，一切過去的快樂已經改變：我們猶太人被掠奪，我們怎能在此刻快樂歌唱？我們身處的地方已經是外邦之地了！
上年二月號《學苑》的數篇文章，似乎回應了詩人的哀歌。數篇文章先以社會保障為例，指出福利保障同一政治共同體的人而設，他們共同履行義務，共同分享共同體的利益、成果。然而大陸新移民多年來在港府沒有否決權的情況下移民香港，攤薄了共同體成員的利益；又有文章指出自由行、CEPA、高鐵、國民教育等事件，顯示港府政策只向大陸看，而忽略港人利益，使香港人利益在沒有選擇下被蠶食；加上近來公共政策彷彿有違公平原則、公僕不再中立、社會發展向左傾，與香港人願望利益違背、社會鬥爭之風盛行等現象；香港好像變得陌生如外邦。1我們怎能在此刻快樂歌唱？我們身處的地方已經是外邦之地了！年輕一代因此呼求真實的中港區隔。昔日「民主回歸」，盼望由民主制度降臨中國和香港來確保個人自由的願望幻滅。年輕一代不再擁抱著家國情懷，或說年輕一代接受了中國與中共早已黨國不分的事實，因此沒有了中華民族情懷，沒有了「即使反共，也心向中國」的心志。反而，香港年輕一代開始本著香港固有的文化、歷史、甚至語境，萌起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營造出香港人的主體意識，並積極關心本土發展，堅持「捍衛港人的自由和選擇權才是我們的終極關懷」。而且，由「八三一」落閘到剛剛的「五三一」會晤，中共都一直擺出強硬的姿態；香港人更顯得無能為力。於是年輕一代走上了「唯一選擇」，就是本著本地人的「優勢」，著力關心本土利益，並拼死堅持中共一天不認錯就不能接受她。因此抗衡和抵制，是應有的立場。雖然無奈，但這是弱勢者最後的尊嚴。
年輕一代在當權者下處於弱勢，於是選擇專注本土事項，實屬無可厚非。然而，青春的力量豈止如此？爆發生命力，年輕一代對香港人主體意識的疆界，其實可以釐定得更遠。主體意識取決於主體性，祈克果說：「主體性就是實質的激情」。換言之，香港人作為主體，主體意識的疆界取決於「我」願意爆發多少生命力來走多遠？我們有能耐把疆界、把使命走得更遠，只在乎我們有甚麼原因去驅使我們走得更遠、在乎我們如何使用時代給我們的空間發夢。而作為基督徒，這原因更是明確；筆者想重提一往事：一九九六年四十七名教會領袖發起基督徒籌辦國慶活動。當時不少信徒未能接受策動六四屠城的中共政府：六四所帶來的傷害未曾痊癒；此外，基督教協進會又剛議決推選代表以「個人名義」參加推委會、新華社官員又理所當然地要求世界信義宗在港舉辦的會議改期，以讓出酒店空間給省政府參加回歸慶典，加上正值新華社邀請一些教會人士籌辦宗教界國慶活動等事（余達心牧師表示新華社未有對這四十七名發起人提出邀請） 2，不少信徒擔心中共「無形之手」滲入教會，教會或會為取悅中方，在六四的傷患處中撒鹽，並事事退讓，最終成為中共的統戰和宣傳工具，更有甚者，教會會依附政權。尤如今天處境，當時香港信徒活在惶恐之下，而回歸是「別無他選」的如箭在弦。由恐慌到無能為力，香港教徒本著本地人的「優勢」，拒絕籌辦任何形式的國慶，認為中共一天不認錯就不能接受她，因此要予以抗衡和抵制，藉此表示與中共政權割蓆，以守護弱勢者最後的尊嚴。
同樣地，這份守護難免帶著一點無奈。然而，不論是九六年或是今天，牧者們都是提醒著我們同一番說話，叮囑我們這無奈是不足以窒礙基督徒可以走得更遠的使命。楊牧谷牧師當年指出這使命體現在但以理服侍了巴比倫幾個朝代，縱使「這些巴比倫君主不見得是仁君，或其朝政是沒有矛盾之處」；體現在耶穌基督接納稅吏撒該和妓女，縱使他們都未先認錯，主已接受了他們。這「更遠的」使命都是先接納，才有機會帶來改變。3 不錯，無論香港現在是甚麼處境也好，「教會的使命如常」。袁天佑牧師在五月卅一日該會的會議講道中引用「循道衛理宗拉丁美洲玻利維亞教會傳道宣言」4 ，指出「傳道──就是教會不變的使命」。宣言強調「真正的傳道是福音性的（4）⋯⋯傳福音推動人類的釋放力量。基督福音的目的是將人從各種壓迫力量中釋放出來。（21）」「耶穌基督來到世間，是將被壓迫者和壓迫別人的從罪惡的奴役中釋放出來。（19）」而當「傳福音是傳講和行動，並不是脫離人的現實環境（5）」時，「傳道必須進入世界及人類的經驗中⋯⋯作出回應。（5）」香港身處中國南端的土地上，介入歷史的上帝讓我們在食物供應、政治法律體制、國際資金流動等，千絲萬縷地與中國互相挑戰和依靠著。當世界給我們營造出這樣的空間來，不就是要讓我們在被壓迫者和壓迫者間，實踐著釋放人的福音嗎？不論被壓迫者或壓迫者，「普世人類（都）有權獲知基督釋放的福音。⋯⋯基督命令我們將福音傳給每一受造之物……因為傳福音不是擁有物，而是（我們）管家的職責。（9）」因此，「不論社會如何世俗化，不論有沒有其他……意識形態……不論教會有沒有更迫切的工作，均不能取代此項世人根本無法取代的工作。福音要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任何的社會中被傳開。（10）」換言之，縱使中共的政權在世界上正代表著「中國」，但在上帝計劃中，祂放我們在中國南端小小的土地上，豈不是要世界知道，祂在這地為中國預留了人，要去承擔福音使命，使人在罪惡中得釋放，為這遼闊的土地帶來轉變？傳道使命，讓弱勢的基督徒群體也要代表著中國！
承擔這使命的確不簡單，特別對失去了國家情懷，對「民主回歸」夢幻滅的香港新一代，吶喊香港命運自主，確實比向中國宣揚釋放人的福音容易。但「要真正傳福音便要付上代價。福音不是廉價的。（15）」「教會必須對『時代的徵兆』有所醒覺（16）」，而教會就是由你和我組成，因此我們在與中國千絲萬縷的歷史機遇下，可以有位份「更遠地」帶出先知性的宣講和行動。「傳道若非同時具有先知性，便不是真正傳道。教會不能與任何壓迫人和使人非人的力量妥協。教會若不把內在和社會制度中的偶像和魔鬼指出來，就不能稱呼耶穌基督的名。（20）」「福音應使人在上帝和人類面前，對自我和周圍環境有新的覺醒，並負起歷史所賦予的責任……（6）」作為身處香港的基督徒，我們逃避不了這託付。香港在地理上、民生上、政治上均連繋中國。我們傳道也難於保持「中立」，僅著眼在「拯救靈魂」和單單獲取「個人來世永生」的層面，畢竟「福音並非中立。……福音不認同任何黨派，亦不肯把教會建立為另一種政治勢力。但當教會宣講上帝之道，給人類歷史提供亮光，就難免產生政治後果。教會雖不欲涉及政治，政治亦會牽涉教會。（18）」因此，「我們拒絕那些鼓勵對人生採取遁世逃避、脫離現實、對社會不負責任的福音及傳道態度。（6）」亦都只有我們在歷史這樣給我們所提供的空間下，願意爆發生命力，把我使命的疆界走得更遠，「傳福音（便）會迫使我們⋯⋯認真正視急劇的變化和膽敢面對基本的抉擇。特別是（在壓迫者強硬的欺壓下）抉擇站在受壓者的一邊，拒絕虛假的中間路線及與壓迫者合作，傳福音而不背負十字架便不是傳福音。（15）」我們會因此不枉此生。
要我在「外邦之地」快樂唱歌、擁抱托負確實難堪，但請聽上主安慰的話：「耶和華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趕散的人。他醫好傷心的人，包紮他們的傷處。」（詩一四七2-3）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