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为基督教中国布道会尖沙咀迦南堂主任关浩然牧师于五月一日「香港神学探索会议二○一五」下午「教会小组」工作坊的讲稿。）

　　大会的邀请信中有这一段说话：「回归以降，香港的身份不自觉地被四个与『七』（一九九七、二○○七、二○一七、二○四七）有关的年份所界定。雨伞运动后，普选的讨论停济不前，社会弥漫着无力感。随着中港社会文化矛盾激化，在『本土』与『中国』之间，香港人不得不重新思索其身份及方向。无论二○一七能否落实「真普选」，我们如何在生活不同环节中实践民主？作为基督信仰群体，教会又如何在当下作另类的终末想像（alternative eschatological imagination），建构我们自身及香港的远象呢？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将于本年五月一日举办香港神学探索会议，与香港教会一起探索前路，共寻远象，实践基督使命于当下。」

　　我是回应这一段说话，而提出以下三点分享。

一、地方堂会有什么任务？跟大会提出的香港身份「四个七」有什么接触？

　　按我对基督信仰的理解，构成教会的身份，最基本的是耶稣的生、死、复活、掌权。对教会来说，终末已经在过去发生，而在将来完成。因此，在某方面说，公元三○年，比二○一七更具终末的意义。因此，教会中有很多人，特别是成年人，觉得政治议题太短暂，很快就过去，所以还是为永恒的事业而操心。「为主而活，不为政治而活。」

　　但是，当我们说「为主而活」时，耶稣又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死？这问题切中了许多地方教会的核心价值。许多基督徒认为，耶稣为救世人脱离上帝的忿怒而活，为我们的过犯而死，与他当日的政治无关。但是又有愈来愈多基督徒，特别是有一群九十年代或以后念神学的人，多数是年轻一代的传道同工和教会领袖，认为耶稣推动的是一场神国革命，是一场以色列的复兴运动。（神国是革命还是运动，就如雨伞称为革命与称为运动，已经是两种取向。）

　　耶稣关怀的是以色列社会和精神的改革，他呼龥以色列人在旧社会中率先形塑新的小社会，以新的敬虔，开放的聚餐，非暴力的抵抗，宣扬上帝国已进入世界的好消息。这一个九○后渐渐在香港冒起的观点，关注的是神国的福音所塑造的新社会。它着眼的不是一个一个得救的人，不是加添得救的人数，而是普世社会的转化。

　　这后一个观点，会相当关注大会所提到的「四个七」和「身份政治」，也会关注「三一一」、「八三一」、「九二八」等等。但要注意这个观点的「世代性」。按我的观察，这是一个九○后的世代。九○前的世代并不是这样的。香港教会人口，特别在地方堂会中有影响力的一代，是前九○的，属于七十至八十年代。他们对基督信仰的认知有非政治化倾向，他们会难以牧养政治活跃的年轻一代。年轻一代离开堂会，已走到街上去了。

　　即场做一个野鸡调查：在座各位，有那人的地方堂会有发表政改立场书或评论？有那个地方堂会有参与政改的联署？有那个堂会有参与讉责「九二八」的八十七枚催泪弹？在座各位，有那人有发表政改立场书或参与联署声明（不论持什么立场），等等。有几多人有上「雨伞」街？

　　我认为地方堂会需要花资源去重新思考，耶稣基督的生、死、复活的终末事件的含意。这关乎教会的任务。我们须将基督信仰再政治化、再社群化，否则我对地方堂会发展的前景是悲观的。

二、教会的身份政治

　　香港的民主运动，已由八十年代的政制改革议程，走到今天的身份确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由昔日讲的建设民主中国，演变到今天有人提出的香港本土主义。政治化的形态，不单是要求政府做这样做那样，不单是对政策的回应（这两样是八十年代一直存在的），而是身份的搭建（这是新的）：香港社会中，出现了香港人与中国人（大陆人，支那人）的身份之争问题。

　　基督徒的身份，会如何影响「本土与中大华之争」、「左翼与左胶之争」等问题？我们要问，基督徒本身又是一个怎样的政治身份？

　　堂会以前是社群，你是「乜乜堂」、「乜乜宗」的信徒。灵恩派、基要派……。如今，这些可能已没有多大意思。人们会问：你是黄丝信徒，是蓝丝／保皇信徒，是左胶信徒？堂会已经失去了身份界定的作用。

　　最近读曾庆豹老师写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连载到第七期，还有三期），像是追小说一样。国民党的党国基督徒如何借宗教进行党的统治，处处反映香港在另一党国之下，宗教如何被收编成为党的力量。基督信仰本身的意识形态，跟社会的意识形态之间之争斗，有怎样的互动。圣餐的身份政治，将会有些考验。有人以沙律作教会的比喻，沙律是多元的连合，A Fellowship of Difference。教会也是说真话的团契。

三、堂会的发展意识

　　雨伞运动，又聚又散；有自发性，又有组织性；有大台，又无大台；有主犯，也无主犯。这是一种怎样的群众呢？叶刘不明白，她未了解互联网下的社会生态。

　　教会又是一种怎样的群众呢？回应关于地方堂会的发展意识。我为了自私的原因，方便我讲，就粗暴地归纳为两类发展意识。一类是将世界带进教会，Bring the world to the church（这是一本书的书名）。另一类是将教会带进世界，Bring the church to the world（这又是另一本书的书名）。第一类的发展议程是local church growth，建大礼拜堂，容纳更多的世界，以服务来吸引他们来。另一类是训练人出去，着重的是social transformation。去建大礼拜堂，倒不如训练更多人能在社会中活出信仰，走进街头。教会在哪里？就在人群中。

　　地方堂会，可以像雨伞，即流动，又聚会；是移动的，却因行动目标而聚集。香港的众教会，因什么而聚合？会否是为了出席聚会，为了来过宗教生活？宗教生活若是在礼拜堂内发挥功用，它在礼拜堂外往往就无力。堂会发展，是训练人在礼拜堂里面作工，还是推动人在散开之后作工？聚合，是为了散开后更好地行动。教会有意识去组织新的社群关系，发展新的经济关系吗？我们要再思考，教会怎样才算发展起来，它发展了什么？是为维持或扩大礼拜堂里的活动而发展吗？

　　今天的伊斯兰国，再次让我们对宣教有殉道的危机感，正视叫人丧命的福音。但香港教会的教会生活，可以培养出有殉道意志的传道者吗？我们还是已习惯传追求平安幸福得救的福音？

　　我有朋友组织繖民网络教会（Umbrella City Cyberchurch，UCC）（编按：伞城网上教会）。他们聚集一群在地方堂会中未能满意地讨论关于雨伞运动的经验和苦楚，他们感到要在地方堂会中静音。繖民网络教会希望将这些基督徒先团结起来，提出反省的议题，也一同参与行动，检视信仰。他们在网上聚散，也开始在地上聚散，填补一些地方堂会的缺环。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