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為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沙咀迦南堂主任關浩然牧師於五月一日「香港神學探索會議二○一五」下午「教會小組」工作坊的講稿。）

　　大會的邀請信中有這一段說話：「回歸以降，香港的身份不自覺地被四個與『七』（一九九七、二○○七、二○一七、二○四七）有關的年份所界定。雨傘運動後，普選的討論停濟不前，社會瀰漫著無力感。隨著中港社會文化矛盾激化，在『本土』與『中國』之間，香港人不得不重新思索其身份及方向。無論二○一七能否落實「真普選」，我們如何在生活不同環節中實踐民主？作為基督信仰群體，教會又如何在當下作另類的終末想像（alternative eschatological imagination），建構我們自身及香港的遠象呢？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將於本年五月一日舉辦香港神學探索會議，與香港教會一起探索前路，共尋遠象，實踐基督使命於當下。」

　　我是回應這一段說話，而提出以下三點分享。

一、地方堂會有甚麼任務？跟大會提出的香港身份「四個七」有甚麼接觸？

　　按我對基督信仰的理解，構成教會的身份，最基本的是耶穌的生、死、復活、掌權。對教會來說，終末已經在過去發生，而在將來完成。因此，在某方面說，公元三○年，比二○一七更具終末的意義。因此，教會中有很多人，特別是成年人，覺得政治議題太短暫，很快就過去，所以還是為永恆的事業而操心。「為主而活，不為政治而活。」

　　但是，當我們說「為主而活」時，耶穌又為甚麼而活，為甚麼而死？這問題切中了許多地方教會的核心價值。許多基督徒認為，耶穌為救世人脫離上帝的忿怒而活，為我們的過犯而死，與他當日的政治無關。但是又有愈來愈多基督徒，特別是有一群九十年代或以後唸神學的人，多數是年輕一代的傳道同工和教會領袖，認為耶穌推動的是一場神國革命，是一場以色列的復興運動。（神國是革命還是運動，就如雨傘稱為革命與稱為運動，已經是兩種取向。）

　　耶穌關懷的是以色列社會和精神的改革，他呼龥以色列人在舊社會中率先形塑新的小社會，以新的敬虔，開放的聚餐，非暴力的抵抗，宣揚上帝國已進入世界的好消息。這一個九○後漸漸在香港冒起的觀點，關注的是神國的福音所塑造的新社會。它著眼的不是一個一個得救的人，不是加添得救的人數，而是普世社會的轉化。

　　這後一個觀點，會相當關注大會所提到的「四個七」和「身份政治」，也會關注「三一一」、「八三一」、「九二八」等等。但要注意這個觀點的「世代性」。按我的觀察，這是一個九○後的世代。九○前的世代並不是這樣的。香港教會人口，特別在地方堂會中有影響力的一代，是前九○的，屬於七十至八十年代。他們對基督信仰的認知有非政治化傾向，他們會難以牧養政治活躍的年輕一代。年輕一代離開堂會，已走到街上去了。

　　即場做一個野雞調查：在座各位，有那人的地方堂會有發表政改立場書或評論？有那個地方堂會有參與政改的聯署？有那個堂會有參與讉責「九二八」的八十七枚催淚彈？在座各位，有那人有發表政改立場書或參與聯署聲明（不論持甚麼立場），等等。有幾多人有上「雨傘」街？

　　我認為地方堂會需要花資源去重新思考，耶穌基督的生、死、復活的終末事件的含意。這關乎教會的任務。我們須將基督信仰再政治化、再社群化，否則我對地方堂會發展的前景是悲觀的。

二、教會的身份政治

　　香港的民主運動，已由八十年代的政制改革議程，走到今天的身份確認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由昔日講的建設民主中國，演變到今天有人提出的香港本土主義。政治化的形態，不單是要求政府做這樣做那樣，不單是對政策的回應（這兩樣是八十年代一直存在的），而是身份的搭建（這是新的）：香港社會中，出現了香港人與中國人（大陸人，支那人）的身份之爭問題。

　　基督徒的身份，會如何影響「本土與中大華之爭」、「左翼與左膠之爭」等問題？我們要問，基督徒本身又是一個怎樣的政治身份？

　　堂會以前是社群，你是「乜乜堂」、「乜乜宗」的信徒。靈恩派、基要派……。如今，這些可能已沒有多大意思。人們會問：你是黃絲信徒，是藍絲／保皇信徒，是左膠信徒？堂會已經失去了身份界定的作用。

　　最近讀曾慶豹老師寫的約瑟和他的兄弟們（連載到第七期，還有三期），像是追小說一樣。國民黨的黨國基督徒如何藉宗教進行黨的統治，處處反映香港在另一黨國之下，宗教如何被收編成為黨的力量。基督信仰本身的意識形態，跟社會的意識形態之間之爭鬥，有怎樣的互動。聖餐的身份政治，將會有些考驗。有人以沙律作教會的比喻，沙律是多元的連合，A Fellowship of Difference。教會也是說真話的團契。

三、堂會的發展意識

　　雨傘運動，又聚又散；有自發性，又有組織性；有大台，又無大台；有主犯，也無主犯。這是一種怎樣的群眾呢？葉劉不明白，她未了解互聯網下的社會生態。

　　教會又是一種怎樣的群眾呢？回應關於地方堂會的發展意識。我為了自私的原因，方便我講，就粗暴地歸納為兩類發展意識。一類是將世界帶進教會，Bring the world to the church（這是一本書的書名）。另一類是將教會帶進世界，Bring the church to the world（這又是另一本書的書名）。第一類的發展議程是local church growth，建大禮拜堂，容納更多的世界，以服務來吸引他們來。另一類是訓練人出去，著重的是social transformation。去建大禮拜堂，倒不如訓練更多人能在社會中活出信仰，走進街頭。教會在哪裡？就在人群中。

　　地方堂會，可以像雨傘，即流動，又聚會；是移動的，卻因行動目標而聚集。香港的眾教會，因甚麼而聚合？會否是為了出席聚會，為了來過宗教生活？宗教生活若是在禮拜堂內發揮功用，它在禮拜堂外往往就無力。堂會發展，是訓練人在禮拜堂裡面作工，還是推動人在散開之後作工？聚合，是為了散開後更好地行動。教會有意識去組織新的社群關係，發展新的經濟關係嗎？我們要再思考，教會怎樣才算發展起來，它發展了甚麼？是為維持或擴大禮拜堂裡的活動而發展嗎？

　　今天的伊斯蘭國，再次讓我們對宣教有殉道的危機感，正視叫人喪命的福音。但香港教會的教會生活，可以培養出有殉道意志的傳道者嗎？我們還是已習慣傳追求平安幸福得救的福音？

　　我有朋友組織繖民網絡教會（Umbrella City Cyberchurch，UCC）（編按：傘城網上教會）。他們聚集一群在地方堂會中未能滿意地討論關於雨傘運動的經驗和苦楚，他們感到要在地方堂會中靜音。繖民網絡教會希望將這些基督徒先團結起來，提出反省的議題，也一同參與行動，檢視信仰。他們在網上聚散，也開始在地上聚散，填補一些地方堂會的缺環。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