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按：利益申报：我是第三期《阡陌》杂志的焦点作家。）
资深作家黎海华女士于去年创办《阡陌》文学杂志。她跟我说，希望「杂志能进入教会」。她也很坦白地说，身边的人不都支持她的决定，因为，大家都知道，事情有多难。
这让我想起一件小事：我在面书上分享了一篇分析「萱体」文学的文章，引来友侪间的迴响。教会中人不是不阅读，也有不少人在写作。但同时，黎海华女士的一片苦心，又不一定有很好的认同和回报。教会与文学，关系若即若离，几许「基督教作品」、「基督徒作家」书文一纸风行；多少文学有心人叩教会之门而不果。吊诡从何而来？
如果说，文学是香港社会中的边缘，那么，基督教文学，更是边缘中的边缘。「基督教文学」这个名字本身就有点尴尬：文学本非盛载意识形识的工具，若把「传教」、「说教」变成创作目的，恐怕已脱离创作原意。于是，就会有人问：如果不能「传教说教」，不能在作品中传福音，不能让教友变得更善解人意，更顺服，更快乐，那教会为什么要鼓励教友接触文学作品？
边缘中的边缘
「教会为什么要鼓励教友接触文学？」，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转换成「家长为什么要鼓励子女接触文学？」，「老师为什么要鼓励学生接触文学？」，「社会为什么要鼓励市民接触文学？」……这些问题骨子里都是在问：文学有什么功用？读了有什么好处？的确，文学是没有功用的。不但没有功用，有时还有副作用：情绪不稳；低落厌世；反叛质疑……这些都是阅读文学后经常出现的后遗症。站在教会的立场，如果文学作品不能令教会人数增长，不能令教友对神更有信心（更可能反过来信心动摇），那就无必要鼓励。这就是「萱体」广受教友欢迎的原因：安全，无害，教牧不必担心教友读完会提出一大堆他可能无法解释的问题。
我在批评教会吗？不是。
因为文学有其自身的意义：其中首要的，是参与其中的人乐在其中；如果我们把文学创作和阅读当成个人兴趣，那教会也实在没有推动的责任，正如教会没责任推动踢足球、造蛋糕、写书法（不过搞这些兴趣班能招揽信众，这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基督教文学作家」，首先是一个「作家」，然后才是「基督徒」。这在妇女文学作家、工人文学作家，什至动物文学作家等身上，也是一样的道理。作品的水平，自身的努力，尽善尽美的精神……这些，既说明了这是一个怎样的作家，也说明了这是一个怎样看待自己专业的基督徒。胡燕青女士就是广受香港文学界认同的好例子；梁科庆的少年小说更是大受欢迎，他的作品中什至引用新诗，令读者对不同的文学有所接触；Breakazine!虽不算文学杂志，但其对本土文化（文学也是文化的一种）的关怀，还有专业的采访报道……这些，都应该是让香港基督徒感到骄傲的名字。值得留意的是，上述作家作品并不特别强调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因为，有了分类，便有了排斥，有了划地为牢的局限。「文学」本身已非主流，再在其中刻意划分小圈子，对于交流共生毫无好处，更会变成纯粹自我满足的工具，与四个人围起来打麻雀没分别。
有人可能会说：可是，他们的作品、工作，不「那么」传福音啊。
那到底「福音」的定义是什么？如果福音单单等如「增加教会人数」或「信主得救」，那「文学作品」大概是帮不上忙的。但如果我相信「信主得救」不单单是加入教会或受洗；领洗只是「信主」的结果，愿意接受上主的原因人人不同，但总离不开对人生、对世情的看法有所改变。对人情世故的反省和体会，就是文学的内涵。（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福音」，那么，连足球班蛋糕班都不应单单被看成「招揽」的手段；因为，任何一项兴趣，到了深造之境，都能让人有技术层面以上的感悟。借用佛教的说法，就是「禅」）。
「萱体」也有「萱体」的贡献，至少让人踏上文字的旅程。「萱体」没有错，问题是「只」写和「只」看萱体。那等同永远活在保护箱中。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让所有教友成为文学爱好者，但作为一个爱好文学的基督徒，对人生对信仰，吾将上下求索，而文学就是求索的途径。
编按：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