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按：利益申報：我是第三期《阡陌》雜誌的焦點作家。）
資深作家黎海華女士於去年創辦《阡陌》文學雜誌。她跟我說，希望「雜誌能進入教會」。她也很坦白地說，身邊的人不都支持她的決定，因為，大家都知道，事情有多難。
這讓我想起一件小事：我在面書上分享了一篇分析「萱體」文學的文章，引來友儕間的迴響。教會中人不是不閱讀，也有不少人在寫作。但同時，黎海華女士的一片苦心，又不一定有很好的認同和回報。教會與文學，關係若即若離，幾許「基督教作品」、「基督徒作家」書文一紙風行；多少文學有心人叩教會之門而不果。弔詭從何而來？
如果說，文學是香港社會中的邊緣，那麼，基督教文學，更是邊緣中的邊緣。「基督教文學」這個名字本身就有點尷尬：文學本非盛載意識形識的工具，若把「傳教」、「說教」變成創作目的，恐怕已脫離創作原意。於是，就會有人問：如果不能「傳教說教」，不能在作品中傳福音，不能讓教友變得更善解人意，更順服，更快樂，那教會為甚麼要鼓勵教友接觸文學作品？
邊緣中的邊緣
「教會為甚麼要鼓勵教友接觸文學？」，這個問題其實可以轉換成「家長為甚麼要鼓勵子女接觸文學？」，「老師為甚麼要鼓勵學生接觸文學？」，「社會為甚麼要鼓勵市民接觸文學？」……這些問題骨子裡都是在問：文學有甚麼功用？讀了有甚麼好處？的確，文學是沒有功用的。不但沒有功用，有時還有副作用：情緒不穩；低落厭世；反叛質疑……這些都是閱讀文學後經常出現的後遺症。站在教會的立場，如果文學作品不能令教會人數增長，不能令教友對神更有信心（更可能反過來信心動搖），那就無必要鼓勵。這就是「萱體」廣受教友歡迎的原因：安全，無害，教牧不必擔心教友讀完會提出一大堆他可能無法解釋的問題。
我在批評教會嗎？不是。
因為文學有其自身的意義：其中首要的，是參與其中的人樂在其中；如果我們把文學創作和閱讀當成個人興趣，那教會也實在沒有推動的責任，正如教會沒責任推動踢足球、造蛋糕、寫書法（不過搞這些興趣班能招攬信眾，這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基督教文學作家」，首先是一個「作家」，然後才是「基督徒」。這在婦女文學作家、工人文學作家，甚至動物文學作家等身上，也是一樣的道理。作品的水平，自身的努力，盡善盡美的精神……這些，既說明了這是一個怎樣的作家，也說明了這是一個怎樣看待自己專業的基督徒。胡燕青女士就是廣受香港文學界認同的好例子；梁科慶的少年小說更是大受歡迎，他的作品中甚至引用新詩，令讀者對不同的文學有所接觸；Breakazine!雖不算文學雜誌，但其對本土文化（文學也是文化的一種）的關懷，還有專業的採訪報道……這些，都應該是讓香港基督徒感到驕傲的名字。值得留意的是，上述作家作品並不特別強調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因為，有了分類，便有了排斥，有了劃地為牢的局限。「文學」本身已非主流，再在其中刻意劃分小圈子，對於交流共生毫無好處，更會變成純粹自我滿足的工具，與四個人圍起來打麻雀沒分別。
有人可能會說：可是，他們的作品、工作，不「那麼」傳福音啊。
那到底「福音」的定義是甚麼？如果福音單單等如「增加教會人數」或「信主得救」，那「文學作品」大概是幫不上忙的。但如果我相信「信主得救」不單單是加入教會或受洗；領洗只是「信主」的結果，願意接受上主的原因人人不同，但總離不開對人生、對世情的看法有所改變。對人情世故的反省和體會，就是文學的內涵。（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看「福音」，那麼，連足球班蛋糕班都不應單單被看成「招攬」的手段；因為，任何一項興趣，到了深造之境，都能讓人有技術層面以上的感悟。借用佛教的說法，就是「禪」）。
「萱體」也有「萱體」的貢獻，至少讓人踏上文字的旅程。「萱體」沒有錯，問題是「只」寫和「只」看萱體。那等同永遠活在保護箱中。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讓所有教友成為文學愛好者，但作為一個愛好文學的基督徒，對人生對信仰，吾將上下求索，而文學就是求索的途徑。
編按：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