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会感谢以西结先知，以各样「视像」去传达预言和悔改的信息。当「视像」的艺术落下凡尘，送到电影大师的手上时，同样亦可以传达关乎生命之道的信息。日本黑泽明和瑞典英玛褒曼（Ernst Ingmar Bergman）是上世纪的大导演。两者虽不同国籍，处身于不同文化背景，但两者的代表作《恶汉甜梦》和《野草莓》，在制造意图和表达内容上，都有着相同的命题——「坦诚」，对于身处现世代的社会，有着当头棒喝的提醒。
《恶汉甜梦》摄于一九六○年，拍摄年代正值日本二次大战后的发展年代。黑泽明借着一个为报父仇的儿子，揭露了当时日本社会的阴暗面。在经济急速起飞的背后，存在着很多不见得光的官商勾结，建筑工程中有官员贪污，贪污审讯中有商界收买黑人物去杀掉证人，家庭中有利用子女亲情来除掉仇人的父亲。电影结局道出报父仇的儿子不得好死，相反恶人则继续当道，依然能在睡梦中发着「甜梦」，这就是电影呈现的战后日本之畸形现象。黑泽明的作品一向以「人道主义」见称，在结尾时总会给予观众一丝盼望。在《恶汉甜梦》中，我们发觉盼望的曙光彷佛是消失了，反之导演在结尾时借奸角说了一句：「日本不能居住了」，导演是否对当时社会已经心死？对此笔者持否定的想法，因为综观黑泽明在往后的作品，其盼望精神依然存在，笔者认为导演的制造意图是透过此套电影，希望日本社会群众「坦诚」面对繁荣换来的代价，从而重新建立道德价值正确、人伦关系健康的社会。
《野草莓》摄于一九五七年，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年老的大学教授，透过旅途当中的回忆、梦境来反思其人生观。回忆像一面镜子（英玛褒曼电影常出现的符号），照清主角自己的本相，让主角坦诚面对自己的上半生，青年时对其父母婚姻配合的不满，中年时对妻子红杏出墙的怨恨，皆是造成主角对人冷漠的主因。在回忆反思过后，主角终于可以走出黑暗去关心身边的人，女傭、儿子和媳妇终于可从其身上找出一点温暖。《野草莓》整套电影的内容，就像一场自我的救赎的游戏，「坦诚」最终成就了家庭温暖，让主角在年老时不再孤单。
早阵子笔者在电视上，看到马航事件的家属在高呼「坦诚」，希望政府和航空公司清楚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在电视画面的背后，电视台媒体在近年选择性地选取新闻来报道，没有向普罗大众「坦诚」其所得到的采访资料；在电视媒体的背后，政府又有否向有关中央当局「坦诚」香港的近况？若然真的能做到「坦诚」，相信这是香港市民普遍所愿意观看的结局。笔者当然深信上帝会拣选先知，如以西结、以赛亚等，来表达上帝国的好消息，同样笔者亦深信上帝会容许、使用一些「视像」艺术家，例如电影导演、画家等，以创作去表达一些美好德性的内容，唤醒深藏在人内心的美善，从而建立美好的人伦。在上述两位电影大师的作品中，我们见到「坦诚」的重要性，从另一层面来看，「坦诚」在叫人悔改的福音事工上，何尝不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基督徒看电影，不一定是「福音电影」才是最具「福音性」，有些电影亦有着好信息，在于我们如何观看鉴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