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基督徒來說，我們會感謝以西結先知，以各樣「視像」去傳達預言和悔改的信息。當「視像」的藝術落下凡塵，送到電影大師的手上時，同樣亦可以傳達關乎生命之道的信息。日本黑澤明和瑞典英瑪褒曼（Ernst Ingmar Bergman）是上世紀的大導演。兩者雖不同國籍，處身於不同文化背景，但兩者的代表作《惡漢甜夢》和《野草莓》，在製造意圖和表達內容上，都有著相同的命題——「坦誠」，對於身處現世代的社會，有著當頭棒喝的提醒。
《惡漢甜夢》攝於一九六○年，拍攝年代正值日本二次大戰後的發展年代。黑澤明藉著一個為報父仇的兒子，揭露了當時日本社會的陰暗面。在經濟急速起飛的背後，存在著很多不見得光的官商勾結，建築工程中有官員貪污，貪污審訊中有商界收買黑人物去殺掉證人，家庭中有利用子女親情來除掉仇人的父親。電影結局道出報父仇的兒子不得好死，相反惡人則繼續當道，依然能在睡夢中發著「甜夢」，這就是電影呈現的戰後日本之畸形現象。黑澤明的作品一向以「人道主義」見稱，在結尾時總會給予觀眾一絲盼望。在《惡漢甜夢》中，我們發覺盼望的曙光彷彿是消失了，反之導演在結尾時藉奸角說了一句：「日本不能居住了」，導演是否對當時社會已經心死？對此筆者持否定的想法，因為綜觀黑澤明在往後的作品，其盼望精神依然存在，筆者認為導演的製造意圖是透過此套電影，希望日本社會群眾「坦誠」面對繁榮換來的代價，從而重新建立道德價值正確、人倫關係健康的社會。
《野草莓》攝於一九五七年，電影的主角是一個年老的大學教授，透過旅途當中的回憶、夢境來反思其人生觀。回憶像一面鏡子（英瑪褒曼電影常出現的符號），照清主角自己的本相，讓主角坦誠面對自己的上半生，青年時對其父母婚姻配合的不滿，中年時對妻子紅杏出牆的怨恨，皆是造成主角對人冷漠的主因。在回憶反思過後，主角終於可以走出黑暗去關心身邊的人，女傭、兒子和媳婦終於可從其身上找出一點溫暖。《野草莓》整套電影的內容，就像一場自我的救贖的遊戲，「坦誠」最終成就了家庭溫暖，讓主角在年老時不再孤單。
早陣子筆者在電視上，看到馬航事件的家屬在高呼「坦誠」，希望政府和航空公司清楚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在電視畫面的背後，電視台媒體在近年選擇性地選取新聞來報道，沒有向普羅大眾「坦誠」其所得到的採訪資料；在電視媒體的背後，政府又有否向有關中央當局「坦誠」香港的近況？若然真的能做到「坦誠」，相信這是香港市民普遍所願意觀看的結局。筆者當然深信上帝會揀選先知，如以西結、以賽亞等，來表達上帝國的好消息，同樣筆者亦深信上帝會容許、使用一些「視像」藝術家，例如電影導演、畫家等，以創作去表達一些美好德性的內容，喚醒深藏在人內心的美善，從而建立美好的人倫。在上述兩位電影大師的作品中，我們見到「坦誠」的重要性，從另一層面來看，「坦誠」在叫人悔改的福音事工上，何嘗不是一個重要的步驟？基督徒看電影，不一定是「福音電影」才是最具「福音性」，有些電影亦有著好信息，在於我們如何觀看鑒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