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香港教会普查简报》与许志超团队所作〈离开信仰和离开教会的一些前因〉（编按：系列文章刊于本报一四三二期〈离开信仰的一些先兆〉、一四三四期〈离开教会的一些前因〉、一四三七期〈教会在信徒离开信仰和离开教会过程中的角色〉），引发广泛讨论与关注是一件好事。我们解读这些研究数据，不宜先入为主，直线思维式理解，武断地宣称 ：「我一早话咗咁……教会而家有咁结果。」面对数据反映的现象，我们宜开放地聆听各方意见，综合分析，谋求对策，不宜诿过于堂会或出走信徒任何一方。
二○○二年笔者曾撰文探讨信徒流失现象：〈一个都不能少——正视信徒出走问题？〉，收录于《廿一世纪教会牧养与挑战》（香港：教新，二○○二年）。笔者采用较为正面的「出走」（runaway），取代「离开信仰」和「离开教会」，前者中性描述信徒离开教会一段日子，而后者则从堂会本位看信徒离开而一去不返。任何地方堂会不能避免有人流入与流出，适切的牧养尽可能减少信徒出走的数量与频率。
John Savage早期研究 （一九七六年）指出那些出走信徒，或「不活跃」（inactive）会众并非全部放弃信仰。他／她们不少仍是「归信者」（believers），但不作堂会的「归属者」（belongers）。这方面反映于二○一四年出版《耶稣比宗教大：我热爱耶稣，为什么却讨厌宗教？》，这世代部份信徒表示「我爱耶稣却恨教会」 （I love Jesus but hate church）。
另一位学者 David Roozen （一九八○年） 看信徒出走不是永久性，青少年阶段出走现象较为严重，而稍后当他／她们成家立室，儿女出生后，有近五成会重返教会。 Roozen认为信徒出走是普遍现象，而教会内部不和并非主因，教会亦不应视他／她们为永不回头的一群。
Ed Stetzer探讨美国高中生流失现象时，二○一四年撰文指出，有七成青少年会短暂反叛出走堂会一段年日，离开的主因是教会生活于这个人生阶段并非首要。有些则不这样乐观，认为新世代信徒离家后极可能一去不返。
Reginald Bibby就圣公会多伦多教区的调查（一九八六年），发现那些不活跃或出走的信徒对教会仍抱有期望，期望教会于信徒人生历程内扮演「仆人」角色，给予适切指导。同样，现今所谓「离教者」有相当部份，笔者认为是「分歧者」（divergents），对原先所属信仰群体的教导与决策有所不满，愤而出走。
David Kinnaman于《论尽基督徒》（UnChristian，中文版二○一○年）剖析教会文化六项因素导致十八岁至三十岁青年信徒离家出走：教会过度保护、信仰经验肤浅、对科学欠缺理性、对同性恋过度论断、信仰过度排斥性、对疑惑者极不友善。这些不同因素交织，使有理想的青年信徒感到难以在堂会内健康成长。
部份青成年信徒出走教会不是易事，他／她们不少是经过数番挣扎、带着伤痛，最后在无可奈何情况下与所属堂会切断关系。在他／她们出走前，很可能教牧、身旁的弟兄姊妹不曾理会他／她们内心的呼喊，或不予机会与空间表达真实感受，致使他／她们在孤立无援下，伤感离开！
因此，教会中人理解青年信徒出走现象，要从人生成长历程、现有教会文化偏差、新世代信徒持守价值不容于现存堂会等，任何简单化的解说与答案不一定有助我们作出全面与客观的理解。
编按：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http://www.hkchurch.org），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