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與許志超團隊所作〈離開信仰和離開教會的一些前因〉（編按：系列文章刊於本報一四三二期〈離開信仰的一些先兆〉、一四三四期〈離開教會的一些前因〉、一四三七期〈教會在信徒離開信仰和離開教會過程中的角色〉），引發廣泛討論與關注是一件好事。我們解讀這些研究數據，不宜先入為主，直線思維式理解，武斷地宣稱 ：「我一早話咗咁……教會而家有咁結果。」面對數據反映的現象，我們宜開放地聆聽各方意見，綜合分析，謀求對策，不宜諉過於堂會或出走信徒任何一方。
二○○二年筆者曾撰文探討信徒流失現象：〈一個都不能少——正視信徒出走問題？〉，收錄於《廿一世紀教會牧養與挑戰》（香港：教新，二○○二年）。筆者採用較為正面的「出走」（runaway），取代「離開信仰」和「離開教會」，前者中性描述信徒離開教會一段日子，而後者則從堂會本位看信徒離開而一去不返。任何地方堂會不能避免有人流入與流出，適切的牧養儘可能減少信徒出走的數量與頻率。
John Savage早期研究 （一九七六年）指出那些出走信徒，或「不活躍」（inactive）會眾並非全部放棄信仰。他／她們不少仍是「歸信者」（believers），但不作堂會的「歸屬者」（belongers）。這方面反映於二○一四年出版《耶穌比宗教大：我熱愛耶穌，為什麼卻討厭宗教？》，這世代部份信徒表示「我愛耶穌卻恨教會」 （I love Jesus but hate church）。
另一位學者 David Roozen （一九八○年） 看信徒出走不是永久性，青少年階段出走現象較為嚴重，而稍後當他／她們成家立室，兒女出生後，有近五成會重返教會。 Roozen認為信徒出走是普遍現象，而教會內部不和並非主因，教會亦不應視他／她們為永不回頭的一群。
Ed Stetzer探討美國高中生流失現象時，二○一四年撰文指出，有七成青少年會短暫反叛出走堂會一段年日，離開的主因是教會生活於這個人生階段並非首要。有些則不這樣樂觀，認為新世代信徒離家後極可能一去不返。
Reginald Bibby就聖公會多倫多教區的調查（一九八六年），發現那些不活躍或出走的信徒對教會仍抱有期望，期望教會於信徒人生歷程內扮演「僕人」角色，給予適切指導。同樣，現今所謂「離教者」有相當部份，筆者認為是「分歧者」（divergents），對原先所屬信仰群體的教導與決策有所不滿，憤而出走。
David Kinnaman於《論盡基督徒》（UnChristian，中文版二○一○年）剖析教會文化六項因素導致十八歲至三十歲青年信徒離家出走：教會過度保護、信仰經驗膚淺、對科學欠缺理性、對同性戀過度論斷、信仰過度排斥性、對疑惑者極不友善。這些不同因素交織，使有理想的青年信徒感到難以在堂會內健康成長。
部份青成年信徒出走教會不是易事，他／她們不少是經過數番掙扎、帶著傷痛，最後在無可奈何情況下與所屬堂會切斷關係。在他／她們出走前，很可能教牧、身旁的弟兄姊妹不曾理會他／她們內心的呼喊，或不予機會與空間表達真實感受，致使他／她們在孤立無援下，傷感離開！
因此，教會中人理解青年信徒出走現象，要從人生成長歷程、現有教會文化偏差、新世代信徒持守價值不容於現存堂會等，任何簡單化的解說與答案不一定有助我們作出全面與客觀的理解。
編按：本文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http://www.hkchurch.org），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