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参加了一个由吴国杰博士主讲题为「抵抗与顺从？全权统治下的第二、三世纪的教会」的讲座。吴博士从二、三世纪的政治环境切入，先描述当时罗马政权对异见者的迫害（迫害对象主要为教会），然后再将焦点集中于当时的教父和信徒如何实践信仰，首要是宣认基督是主，但同时也在君权神授的原则下尊重政权。
若单从这简单的描述，笔者估计有好些人会误读，而讲座当晚也应有这样的人。然而吴博士很清楚指出什么是宣认基督是主，对当时的信徒来说就是只顺服基督，上帝的教导是比地上的法律高。纵然政权要强迫信徒拜偶像，施加酷刑，但信徒从不屈服，并以死作抵抗，这是忠于基督的践行。
当时的信徒对待政权，是给与应有的尊重，尊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掌权者的权柄是上帝所赐的。他们因顺服上帝而尊重政权，而不是以顺服政权来表示自己忠于上帝，因为若政权不义，脱离上帝的道，他们仍会抗命。值得思考的是，他们抗命的手段是温柔的，他们向长官尊重之馀，也以柔和坚定的信息去为自己的信仰抗辩。虽然最后他们落得殉道的下场，但这种抗争却是非暴力的做法。
讲座中有人认为温柔是软弱，但似是误解了温柔的意思。一般人认为温柔是胆小怕事，任人恣意践踏，受他人想法掣肘，但圣经中的温柔却不是这种意思，这温柔含有谦卑之意。1 温柔也用来形容摩西（民十二3）和耶稣（太十一29），前者公然反抗埃及势力，而后者则不畏惧罗马官员，他们都全然降服于上帝，并学习顺服，可以称他们为「变得温顺」的人。2 因此温柔不代表软弱（软弱在神学上又必须有另一种诠释），温柔的人仍然能对自己的信仰有所坚持，也让对方没有借口用暴力（纵使对方仍有很大机会施暴），因为温柔不带着操控和胁迫，是谦卑顺服于上帝，也指向使人和睦。
吴博士也提及当时信徒带有属灵属世二分的思想，他表达这种思想是要再三思考的。当然这种二分法听了下去会让人觉得信仰离地，但似乎当时的信徒又不是如此，他们践行出牺牲的爱，如实行慈惠工作、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去照顾病人等，这种社会参与却又展现一种把灵性实践于现世的践行。
放于今天香港的处境，信徒是要顺服还是抗争呢？笔者认为今天的信徒从早期教父和信徒身上所学到的，不是一味顺服或抗争，而是顺服有时、抗争有时，和顺服与抗争同时进行。面对香港政府厚颜无耻，面对中共政权的全权统治，或许很多人都会想推翻他们，但推翻政权暴力是少不免了。笔者不会选择暴力（虽然能大快人心），而更忠于信仰的，应是温柔地抗争。这令笔者想起赵崇明博士在《占领中环与教会政治（增订版）》中所提及的柔性政治──一种常强调软弱、温柔、忍耐和静默这类和平德性的政治，常被人误会是逆来顺受的「河蟹」表现和可能给人过于理想化和不切实际的印象。笔者认为柔性政治更适合用以面对我们今天的处境。
活于强权制度底下，信徒顺服上帝，但同时必须温柔地抗争。这种抗争就是做上帝吩咐信徒所做的，例如政权不看顾贫穷人，教会因尊重他们是掌权者的缘故，要指出这不义并叫她走回正确的路上，盼望对方回转过来，正确地运用她的权柄；但教会也要准备政权变脸，转过来逼迫教会并要付上代价──殉道。另一方面，教会也必须亲自去照顾贫穷人，尽教会当尽的本份，叫政权无地自容。说到这里，似乎注重果效的试探，又再将我们的焦点拉到推翻政权的课题上，因为教会这样做似乎毫无改革社会的力量。可是笔者又必须问一个问题，今天的教会有哪些事工是有绝对的果效呢？似乎我们在践行时，必须同时明白另一个课题，就是「相信上帝掌管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