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作为基督徒，我一直相信，上帝是又公义又慈爱的。弥迦书教导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六8），「怜悯」就是爱的表现，因此在主里为社会「寻爱」和「寻义」，就成了这两年来，我与社会运动同行的座右铭。
一、被爱吸引
我诚然知道民主并不是绝对价值。这只是一个世上迄今比较公平和开放的政体，但绝非完美政体──这在世上根本不存在。然而我支持在香港实行民主普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实在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包括政治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戴耀廷先生在二○一三年初提出「占领中环」的构思时，我被深深吸引住了：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基督徒学者，我相信他不是不知道民主制度的局限，也不会不知道圣经不谈民主；只是他看来更着眼于没有真普选的后果：一方面争取民主已三十年的香港人，将陷入更深的愤怒、失望和无奈；另一方面结构性社会问题难以解决，贫富悬殊无法改善，香港将越来越无法管治。他认为掌权者不能再拖，必须落实三十年前的承诺；若最终不得不带头以公民抗命形式争取民主，那也是出于他对社会、对香港人的爱！
后来这个运动正名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我对这个运动就再添几分认同了。我参与了二○一三年十月基督教界的商讨日，后来也参与了二○一四年六月的电子公投。这期间，在学校，我作为老师，不断提醒学生要关注时局，思考如何爱护我们的社会；在朋友圈子里，我不会浪费每一个跟他们讨论香港民主进程的机会，跟弟兄姊妹就更会尝试讨论基督徒如何看民主，为何要讲政治──当然，那是相当困难的。占中三子在这个阶段的无偿付出（陈健民先生什至牺牲他在内地的学术工作），越发显明他们对香港的爱！但在那时，我对自己参与这场运动的程度，还是作出限制：一来民主非绝对价值，二来圣经提醒我们顺服掌权者，三来当时迹象显示，运动似乎被激进份子骑劫。（公投方案初选，三个跑出的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但从学理上说，普选并不一定需要公民提名。）我给自己一条底线：继续支持运动，但不可参与「抗命」。
二、为义抗争
占中运动从商讨日到电子公投，为时超过一年半。三子希望透过这些让公众参与的机会，凝聚社会最大共识：当时打算，如果政府提出的方案不符合普选国际标准（即《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标准），则随即进行公民抗命；如果符合国际标准但与公投所得的方案有差距，则再办电子公投决定是否接受。有人觉得整个过程十分冗长，但我相信，三子是用心良苦，为的是尽量符合程序公义。
因此当政府政改三人组，在二○一四年七月就政改第一阶段谘询向中央政府提交报告，把全港市民都可参与的电子公投所得出的结果，一个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说成是「有一些团体和人士提出」（相对于报告中的「主流意见认同」），我随即觉得忍无可忍了：三子的努力「寻义」，凸显政府的不义；十诫明言「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但政府明显在向中央和全港市民撒谎，欺上瞒下！圣经教导我们顺服掌权者，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但当掌权者滥用权柄行恶，他们也同时藐视了让他们掌权的上帝，不管他们是否认识他。在此等情况下，「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对我来说，抗争，不只是为了争取民主，更是为了担起信徒应有「先知」的角色，揭露社会（特别是掌权者）的不义，宣告这地「有祸了，有祸了」，同时指出盼望何在！
后来人大在八月卅一日「落闸」，香港完全没有机会落实真普选，我这份感觉就更强烈了。那一晚添马公园的占中启动礼，听着朱耀明、冯智活两位老牧师分别慷慨陈词，我想：也许改变社会制度，在上帝眼中不是最重要的事，他给我们的大使命诚然是广传福音；可是上帝让我们活在此时此刻，一方面指证不义，另一方面争取民主，却是当务之急，而这两者在当下似乎已变得密不可分。基督徒凭着良心参与公民抗命，对抗不义，即使犯法，但非犯罪；法治的最高精神是「以法达义」，如果用我的「违法」，有机会使社会更加接近「公义」，那我的牺牲又算什么？
我认真想过是否加入抗命和自首的行列。当时我想：占领中环，大抵会好像七月二日五一一人被捕的情况，大家躺在路中等待被捕，而且规模更大，因此也没有什么可怕。但原来这个决定真的很难下：三十出头的我，放不下教育工作，也放不下家中妻儿两老。这时我才惊觉自己不再年轻！「幸而」上帝最终也没有让我走在最前：九月廿二日，学生开始罢课，我作为老师，只消在背后支持；九月廿六日晚上，学生突然冲进公民广场──他们比占中三子更早一步，发动了公民抗命。
三、为这城求平安──由占领中环到雨伞运动
九月廿七日对我来说是特别的。前一晚，学生冲进公民广场，黄之锋旋即被捕；不少集会的市民留下来支援，警方开始出动胡椒喷雾和盾牌驱散示威者。我透过电视看着这些画面，心如刀割。在示威者之中，更有我的学生！很想漏夜就赶去金钟，可是第二天却要到监狱去分享圣经信息（我是某监狱事工机构的长期义工）──主题早在两个月前已定好，雅各书第一章22节，「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上帝真幽默：要我讲「行道」，却不让我「行动」！那一刻我内心的矛盾，实在难以名状。午夜时份，我whatsapp教会牧师求救，说不敢想像第二天能如何去分享；她在凌晨两点回覆：先不要看电视，为我祈祷。后来我发现不看电视是不可能的：由马鞍山到大屿山，共需五程铁路，途中均有新闻转播，怎能不留意？但靠着上帝的恩典，我还是能把事前准备好的内容，完整地分享出来，并无添加半点政治元素（这在监狱内是不合宜的）。我也要感谢牧师，在我面对急难时，成为我及时的帮助──虽然实际上没有帮上什么，但一份心意，已叫我感动。那一天，整日事奉，加上内心挣扎，身心俱疲，回家倒头便睡。
相比之下，九月廿八日更令我毕生难忘。那天主日崇拜结束后，我随即赶赴金钟。我无心细想是否参与非法集结，要否公民抗命，那一刻我只想保护那群已为我们付出太多的学生；但坦白说，我也不是没有害怕，不是不求自保。那晚回家后，我在社交网站的留言如下（已略作修饰）：
以下是我今天的亲身经历。
我约在下午三时多到达金钟。初时在海富中心门口静坐，后来响应大会呼吁，由红棉路、夏慤道一直接近政府总部。由于我懂得急救，所以当场响应成为急救员，急救站就在海富中心通往政府总部的天桥，靠近政府总部一侧的电动楼梯底，距离政府总部门口不足二百米，冲突前线（按：夏慤道添美道交界）不足一百米。
身为老师，我到场的目的是支援有需要学生；救伤是「和平之子」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岗位适合我。警察知悉我们存在，因为有不少警员从我们身旁走过，最高级的有一粒花。初时他们没有理会我们。
我配戴院校职员证，对外示意我是老师；同时配戴急救证，示意负责急救。合作的几乎全是学生（不少是港大护理系的），当时我想：有什么事，遇上警方交涉，我来顶第一轮吧。（按：其实我很害怕，因害怕才当志愿急救员，躲在急救站；但我既为保护学生而来，一旦学生遇事就有道德责任去顶，而且要尽量在前线顶！）
救伤站不断有在前方，中了胡椒喷雾的学生前来冲洗。他们没有武器──除非你认为雨伞也是武器。持伞，只是为了抵挡胡椒喷雾。中了胡椒喷雾，有如灼伤，皮肤会发红发烫，眼睛会刺痛；但他们冲洗和休息后，不少都返回前线。
直到约六点，情况急转直下。急救站在没有得到通知的情况下，政府总部门外突然施放催泪弹！所有人慌忙走避，物资也得放弃。我也被催泪气体刺得眼痛喉干。逃跑期间碰见冯智活牧师，他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我以求救的语气向他喊了一句「冯牧师」，然后大家交换了相同的对话：呢个政权黐咗线。
之后我再没有回到前线的急救站（但我相信护理系的同学应该回去了），辗转返回海富中心的物资转运站和急救站，分发物资，协助有需要的人。期间两次有人喊「走鬼」，所有人慌忙走避，有的躲进地铁站，有的躲进麦当劳，原因不明──但肯定反映大家都处于极大压力之下。不过物资站的人，都很有效率和秩序地，把口罩、眼罩、毛巾等物资传上前方。
我在收到前方消息，指警方举牌「速离否则开枪」，准备发射橡胶子弹（按：后来证实橙旗确有举〔警方指是误举〕过，但没有开过枪），而地铁又封锁金钟站后，决定离开现场，从金钟徒步过湾仔，乘地铁回家。
短短几小时，我看不到学生使用武力，使用不成比例武力的，是警察。催泪弹，九年前是用来对付有备而来之南韩农民的，今天却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香港市民！
催泪弹的震撼，至今犹存我心。一个执意不听民意，并对市民肆意使用暴力的政权，其实已失去管治的合法性。继续抗争，势在必行！然而，事情之后的发展远超我的想像，本来的「占中」，在一夜之间「遍地开花」，演变成「占钟」、「占铜」和「占旺」，外媒以「雨伞运动／革命」而非「占领中环」称呼这事件，主导的也不是三子，而是两个学生组织。此外，九月廿九日清晨，警方出人意料地放弃清场，占领行动恐怕不会在三两天内结束。愤怒过后，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持续参与这场运动呢？接下来的几天，我检视自己的身份：
作为一家之主，虽然政权之不义昭然若揭，但如果占领持续下去，亲自公民抗命实非我所能负担。作为老师，既然雨伞运动已由学生主导，那么我默默担当背后支援的角色又何妨？作为香港人，我相信我可以呼吁更多人关注雨伞运动，同时为这场运动记录真相。最后，在主里，我想到那些在弹压过后，仍坚持在街头抗争的人：这些人当中，有我的学生、我的同事；他们未必认识上帝，但大部份都是本着爱护香港，追求公义的心，才甘愿长期守在占领区露宿。他们也许会经历孤单，也许会因政见不同经历关系撕裂，更要冒着随时被粗暴清场的风险，能不关心他们吗？
结果，在那七十九日内，我没有真正留守过；但只要一有空，我就会尽量到占领区，最多是金钟，其次是旺角和铜锣湾。一方面，我会尽量探望认识的学生、朋友和同事，了解他们的需要并鼓励他们；另一方面，我大量拍照放上社交网站，纪录占领运动真相。不过最重要的活动，还是祷告：时间配合的话，我会到循道卫理教会湾仔堂参与祈祷会，不然就会直接到占领区去，站在路中心祷告──先求主保守占领者身心灵平安，并早日认识上主；再为这城求平安，求主用合宜的方式，除去这地的罪恶；最后求上主怜悯香港人，让每一位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香港人，都能得着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就是真普选早日实现，且能透过普选追寻美善，而非分配利益。
四、另类参与
雨伞运动是一场「没有大会，只有群众」的运动，大部份投入这场运动的人，都抱着「我是谁可不过问」的心态，我自然也不例外。把以下这些事情记下来，非为邀功，乃是为提醒自己「勿忘初衷」──按着自己的良知与识见，尽我所能贡献这场运动，过去如是，将来也当如是。
十月八日，《明报》全版刊登了近二百位某学校师生校友的联署声明：「谴责暴力行为，同撑社会福祉」。我有幸参与联署，更有幸协助部分文本翻译（原本打算出英文）和校订的工作。联署标题反映了我的心声：暴力行为，无论是警方尝试以催泪弹清场，还是十月三日怀疑黑社会人士在旺角捣乱，都必须予以谴责，因为那涉及生命，也涉及信仰上的绝对真理。（遗憾的是暴力事件之后变本加厉，包括「暗角七警」和多次「慈母手中棍」！）普选我也支持，但那毕竟不是绝对真理；既然争取普选是为了体现人人平等，维护香港人的整体利益，那标题就写「同撑社会福祉」（而非「同撑民主普选」）好了。这个标题其实有点语病：「社会福祉」是social welfare之直译，但中文「福祉」一词之前一般是「人」，例如「人类福祉」，「劳工福祉」等等；如果当时翻翻书，我当以「公民福祉」，避免「社会福祉」之生硬尴尬！可惜当时就是不能这样做：有份发起联署的人，都怕运动会以暴力清场结束，所以都希望尽快刊登联署；由十月三日旺角黑势力事件，到十月八日刊登，联署发起人由收集签名、拟定文稿、联络报社到付款登报，前后只有五天时间，期间大家还得正常上班上学。如今回看，标题之误，正好反映雨伞运动的一大特点：突如其来，既振奋人心，也令人措手不及。
在社交网络上，我是键盘战士，两个多月来除了留下一大堆占领区的相片外，也分享了不知多少篇文章──有鼓励朋友不要随便unfriend别人，有劝喻大家「放过」（也就是尊重）占中三子，也有谴责一些人颠倒是非黑白，诬蔑支援抗争者的教会「接受外国势力资助」──作为老师，网络上的朋友大多是现实中的学生，我相信，我在分享，他们在看，这是言传，也是身教。我自己也写文章：十月底，我写了一篇〈身分决定行为──以「理解层次」（Logical Level）分析当前撕裂局面下香港人的精神面貌〉，尝试透过自己对身心语言程式学（NLP）的认识，指出对信仰和真善美的追求，是当前香港撕裂局面的唯一出路，即使彼此信仰不同，但带着寻道寻义之善心，就能和而不同，彼此尊重。一如所料，文章陈义过高，迴响不大；如何令自己的文字更深入浅出，适合任何背景人士阅读，是我必须继续努力尝试的。（是以我佩服「坟场新闻」专页的撰稿者！）另一篇文章〈「上帝没有拯救」〉，容后再谈。
「功成不必在我，成功必有我在」。「无悔」一词早已用得太滥、太烂，但这里我还是要再用它：这两个多月，即或有人会视我为「左胶」或「耶捻」（恕无法避免粗俗），但我真心也尽力为香港付出过，我无悔。谨在此向所有在这两个多月来，曾真心尽力爱护香港，为香港付出的人致敬──非因阁下的所作所为，乃因阁下的人格。
五、为义为爱，进退两难
十一月初，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反对占领的比率，首次超过支持的比率。三个占领区依然人来人往，但晚上留守的人越来越少。一叶知秋，我知道雨伞运动到了需要转型之时了。
其实自「九二八」以后，雨伞运动应否升级，是留守还是撤退，占领区内外一直有很多讨论。主张行动升级的，主要是从实际角度出发：既然连日占领未能对政府构成压力，那就要把行动升级至一个令政府感到压力的程度，冲击在所难免。主张撤退的，有从功利角度出发，认为占领无用，不如另谋良策；但也有坚持当初公民抗命理念的，认为必须透过自首，方能起道德感召之用。占中三子淡出，两个学生团体在运动中，虽无领袖之名，却担起领导之实，夹在两种意见之间，真有点进退失据！直到今天，我对学联和学民思潮，依然只有同情和谅解，不欲苛责。
我没有这种出于策略考虑的包袱，然而当我思索雨伞运动的方向时，理性与感性的不调和，也曾为我带来包袱。
占领确已旷日持久，尤其是政府在十月十八日旺角被重新占领后，竟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刻意冷处理占领运动。警察不清场是失责，政府置广大市民真普选诉求于不顾，漠视最少上千香港市民每天餐风露宿，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就更是视民为敌，不仁不义！然而政府的大不义，也把雨伞运动陷于不义：随着时间过去，占领街道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断累积；占领者的确不应该长期剥夺其他人使用道路和公共空间的权利，也不可能无视占领行动对部份邻近商户生意构成打击。最受影响的无疑是电车公司：铜锣湾占领区横跨电车路轨，令五十辆在占领开始前停在港岛东的电车，不能回到西区屈地街电车厂维修；据《苹果日报》十一月廿八日的报道，电车公司为维持港岛东的服务，得租用吊臂车，把车底架运到西湾河车厂为电车更换，涉及额外开支最少二十万元。公民抗命本应是「义举」，若任由「不义」累积，即使非主动为之，也会使整个运动变质，到头来道德感召不成，反招民怨，得不偿失！（当然，部份人会认为这场运动早已不是公民抗命，而是革命。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依然尊重持这种看法的人。）
而教我常念兹在兹的，是占领区内有不少学生。我爱学生，不管他们是否我的学生！每次到金钟，「遮打自修室」都是我必到之处：看见不少穿着校服的同学，放学过后随即到来做功课，我肯定他们对学业是认真的，对真普选的追求也绝非儿戏──须知早期的「自修室」灯光不足，连帐篷也没有！鸣远中学的校歌：「读书要不忘爱国，爱国要不忘读书……我们是争取民主自由英雄，我们是捍卫国家民族先驱。」真是这群学生的写照！然而，争取真普选的重任，根本不应该落在学生身上。为着学生的好，很想他们尽早回家，因为当社会上大部份成年人仍未觉醒（或拒绝觉醒）的时候，他们不值得这样有家不归，在街头燃烧青春；然而我讲不出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年轻十数年，也许我也会这样留在街头。理性上我认为学生该退，感性上一部份也希望他们退；然而他们一天不退，我一天仍感到有需要与他们同行，仍要到占领区祷告。因此，虽然在这占领运动中期，暴力清场的风险有所降低，我内心的挣扎却没有停止过。
六、「上帝没有拯救」
〈「上帝没有拯救」〉写于十二月一日，即日载于《时代论坛》网上讲场，并刊于十二月十四日第一四二四期印刷版《时代论坛》。
经过接近一个月冷处理占领运动，并成功等到民意逆转后，政府的下一步，就是「顺应民意」：借维护法治之名，行破坏法治之实；借法庭临时禁制令之名，行清场之实。
十一月廿五日，旺角首先开始清场──一直强调「使用最低武力」的警方，晚上在砵兰街，用流动高台向抗争者喷射催泪水剂。虽然比不上催泪烟的高挥发性，但与胡椒喷雾相比，催泪水剂可影响的範围更广，听网友说残留在皮肤上的物质更难冲洗。我不禁要问：这是最低武力吗？
翌日弥敦道清场，警方本应「协助执达吏执行职务」，但当抗争者仍在要求执达主任釐清禁制令内容，和试图弄清楚清拆路障者的身份时，警方任务就突然变为执法，扑出拘捕两名学生领袖（后来交由律政司控告他们藐视法庭）；晚上人群再次在旺角聚集，警察不分示威者、记者和途人，竟一律粗暴对待，什至有传媒摄得一名警司，挥警棍粗暴殴打路过者。种种行径，丑陋至极。
虽然我一直认为占领者应该撤退，但绝不能接受被此等卑劣的手法击退！
我更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我，和许许多多爱护香港的人，经历如此大的罪恶！
面对公权暴力，学联和学民思潮，选择把行动升级。可能他们以为，警察的暴力行为将再一次激起民愤；又可能他们相信，与其坐困愁城于金钟，不如背水一战！然而他们的抉择，却使我忧心如焚：我在十一月廿七日，亲眼目睹警察手持警棍和盾牌，部份更戴上战备手套，在山东街列阵布防，防範的不是暴民，只是示威者；我知道如果警方再次乱用警棍，对示威者构成的身心伤害将非同小可。有需要毕其功于一役吗？几乎把生命也押上，值得吗？
十一月三十日，行动升级的那个晚上，我在金钟。我不想冲，也不能冲，然而我实在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我选择到牧心灵支援站，与守在那儿的教牧信徒一起祷告。有一位同事在急救站帮忙，她透过whatsapp对我说，有不少伤者中了胡椒喷雾前来冲洗，但也有不少人被警棍打至瘀肿。继「九二七」之后，我再一次心如刀割。凌晨过后，情况更糟：警方在龙和道摆空城计，示威者在占领该处后，警方在清晨出动「速龙小队」暴力驱散，有示威者头破血流，志愿急救员救伤仍遭恐吓驱离，记者也难幸免于胡椒喷雾。
欲哭无泪。上帝没有拯救！
我挥笔疾书，悲痛化为写作的力量。古今中外，原来「上帝没有拯救」的例子比比皆是，历世历代的刀光剑影，彷佛都在见证上帝的不是。当我写到耶利米先知虽然知道复国有望，但仍难免终身流泪时，我终于掉下眼泪来了──两年前我给新生儿子起名「耶利米」（Jeremy），因为我预见香港会步向败坏，香港人一直引以为傲的核心价值将步向消亡──我不幸言重了！但我想不到这消亡来得这么快！活在苦难发生的当前，谁能不「撕裂衣服」，哀恸流涕！
然而在思潮起伏之中，上帝提醒我必须转念。他是掌管历史的上帝。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却仍作王。圣经内外，都有不少邪不能胜正的例子，他将来更要设立新天新地，终结一切的罪恶。就算当前面对黑暗，哈巴谷先知依然以赞美的诗歌结束他的书卷，因为他深信：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如今眼前似是绝望，我们只能仰望，也必须仰望！此时此刻，唯有信仰，才能加给我们超越苦痛，承载生命的力量！
最后我以「上帝必然拯救」结束全文。如是我盼，如是我信。
回想整个写作过程，我相信上帝一直与我同在：虽然一夜无眠，但下笔却如行云流水，一日写成，而且即日刊登；对比我写作时的精神状态，「THE LORD SHALL DELIVER」 的认信是如此铿锵有力，自己也感到难以置信。而这句自己写出的话，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我：以成败计，雨伞运动输了；但在上帝里，只要我们愿意以他为元帅，本着他的爱，打一场寻义的仗，胜败又何足挂齿？对于这个由他创造的世界，他是有最终责任的；我们已做了可做的事，什至越界做了不应做的公民抗命，馀下的，都交给他负责吧。
占领过后，这篇文章也成了使我释怀的钥匙。这篇文章在网上的阅读次数已经超过二千，诚愿上帝使用这段文字，帮助更多同路人释怀。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赛四十31）
七、当走的路什远
随着升级行动失败，占领行动也接近尾声，政府也不再躲在法庭背后鬼祟行事，而是明言在协助执行禁制令后一并清场。学民思潮的同学虽发起绝食抗争，但已无力挽狂澜。
一方面，我不舍。占领行动历时两个多月，虽然占领者屡屡遭滋事者挑釁，但整个运动仍大致和平、理性、非暴力；占领区有救伤站、物资站、圣堂（旺角）、自修室、耕地（金钟），还有各式各样的艺术品，这些由下而上的规划，在在展现出一个公民社会可以有的活力。当知道这一切即将毁于一旦，谁又能无动于衷？
但另一方面，我坦然。我不用再为街上学生的生命安危担惊受怕（秋后算帐另计）；而且我知道，占领行动的结束，只是雨伞运动的一个分号，而非句号。香港的年轻一代觉醒了，他们勇于追求非物质价值，争取普选，更追求公义；时间站在年轻人这一边，A Battle Doesn’t Lose A War！在社交网站上，我列出了四项社会大众在「后占领」时期可做的事：
一、让负面情绪得到释放和升华。「释放」不等于「宽恕」，事实上当在上位者仍然持续作恶，没有半点悔改的表现时，我们更不可以轻言宽恕；然而「释放」，就是要竭力避免自己受苦罪污染，变得麻木、冷漠和怨恨。如果将来成功争取得真普选，但人与人之间却变得不信任，那么选举也只会带来进一步的撕裂，绝非香港之福。「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四23）
二、简樸生活，远离物质羁绊。也许在这次运动中，有些人本想投入更多，但却因工作困身，财政负担太大等因素而却步；又也许有些人不愿觉醒，是因为自己乃既得利益者，如果寻求公义的代价是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自己就宁可沉默，什或反对。简樸生活，一方面是降低钱财的重要性，减少我们对它的依赖；另一方面，简樸生活或许也可使我们缩短工作时数，以致有更多时间关心社会，与他人共同思索和建构真正理想的生活方式。「寻义」需要储备能量，简樸生活正好提供所需养份。
三、全面不合作运动，延续抗争。有人认为，「鸠呜」、拆税、迟交公屋租金等行动，是争取真普选失败后，不服输而做的无聊举动；但我相信，面对一个很可能持续行恶的政府，我们必须尝试一切的方法，减慢其行政效率，从而减慢她行恶。这是超出争取真普选範畴的事。
四、寻找信仰，回答一个终极问题：何谓真正「公义」。雨伞运动，同时是一场义利之争。取财有道、舍生取义，是古今中外圣哲共通之教，但见利忘义本来就是人的劣根性，岂不闻「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如果没有宗教的力量，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在这场持久战中坚持到底。至于何谓「公义」，不同的宗教，固然会有不同的演绎；但我始终相信，每一颗热炽追求公义的心，在精神上都可以互通、共融，追求公义的君子，是可以和而不同的。与不同人士一同寻找理想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并为之奋斗终身，成果当然重要，但过程本身，已是天堂。
清场过后，大规模的拘捕行动随即展开，占中三子、学生领袖，还有大量一起参与占领运动的各界人士，陆续收到警方电话，「预约」拘捕。接受拘捕和审讯，固然是公民抗命者应有之义，但政权打压（什至是报复）占领运动的司马昭之心，也是路人皆见：十四岁少女过往没有刑事案底，在政府总部「连侬墙」上用粉笔画伞，警方竟罕有地主动申请儿童保护令，把少女送入儿童院。只能说，为香港「寻爱」、「寻义」，当走的路什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什愿同路人收拾心情，继续往标竿直跑──民主普选是中途站，终点是得着基督！
跋
对我而言，一个真正理想的社会，当如主祷文所言：「尔名显圣，尔国临格，尔旨得成，在地若天。」如何实践，却是另一个问题。与社会脱节的信仰是死的，基督教不应是一个局限在教会四面墙内的信仰，即使她不能再在这个被普遍视为「后宗教」的年代占主导地位，但在公民社会中，她仍必须占一席位；如何让「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除了是个人修为的问题，也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信徒必须关注的。经历「雨伞运动」，我的信仰更加坚固，在目睹种种罪恶，经历前所未有的失望、心痛与无力感后，我更加深信「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展望将来，我希望可以透过学术研究，把神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结合，就如何在当今社会处境里，更有效有把握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为自己和弟兄姊妹带来一点亮光（至少不至于好心做坏事）。如果社会大众发现，基督在二千年前向我们启示的真理，到如今依然切实可行，也许更多人会因而被吸引归主──这是我的心愿。
（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5.01.14）
